山西票号的没落
对包括宁波帮在内的商人阶层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坏的时代。帝国政府需要倚仗他们的力量，革命党人也需要拉拢他们的人心。只是，当两头的政府与革命党在处境上变得都不尽如人意时，他们本以为自己可以左右逢源，却不料到最后，可能两头都不靠。
幸好虞洽卿当时没做官的决定帮助了他，在野的身份，让他不至于被政治裹挟得太深，像盛宣怀那样，沉迷其中，却又身不由己。当然，也不至于像严修那样，越深入政治的核心，越清晰事实的真相——在清醒的同时，少不了伴随的是更多的疲惫和失望。当立宪逐渐成为镜花水月之时，他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去做自己的商人老本行。
对他有利的是，他所团结的端方，正在两江总督的任上。
他可以依靠端方来做点事情，实现一点人生理想。
这个时候的虞洽卿，其实本身还是有很多追求的。比如说，他尽管做过买办，是个优秀的“调停人”，而且手中还握有华人体操会这样的“枪杆”，但他吃亏在没有实业，只能算是一个“生意人”，而达不到“实业家”之类的高度。所以和朱葆三等人比起来，总觉得还欠缺了什么。
也就在他第二次以随员的身份去日本考察时，他曾拜访过吴锦堂。对自己这位同乡创办实业致富，深受启发。尤其是，“看到日本国力强盛源于工商业的发达，遂萌发回国办实业的愿望” (1) 。
也正是在日本，他认真看过日本的博览大会，在他眼里，博览会这种模式就是好，一则可使国人观摩，广开振兴实业之门路；二则可使国货物畅其流，免受洋货之干扰。
于是，他在回国之后，除了规范华人体操会，并加入张謇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成为会员之外，还做了几件事。
先说第一件事。
趁着慈禧还活着，虞洽卿赶紧上疏，提出“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制约中国工商的发展，为了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必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尽管此时由盛宣怀创办，以宁波人为主的中国通商银行业已开办了10年左右，但“奉旨开办”，“商股商办、官为护持，与寻常商家银行不同”，还是让中国通商银行总摆脱不了国家的影子。所以开办一家以民间力量为主的民营银行，成了被中国通商银行所影响的后来者的光荣与梦想。
说干就干，1908年，虞洽卿就邀集朱葆三、李云书、周金箴等人创办了上海四明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白银，在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当然，这里还少不了另外几个新鲜面孔。他们分别有陈薰、有袁鎏、有方舜年、有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之父——曾担任过首任宁波总商会总理的吴传基。
也少不了一个人，严信厚之子，严子钧。
严子钧，号义彬。叫他严子钧亦可严义彬亦可，但今人常常喜欢“混搭”，把他叫成了严子彬，就不免让人笑掉大牙。这位出生在1872年的严家长子，多财善贾，颇有父风。尽管在很多重要场合中，他出现的镜头远远比不上虞洽卿等人，但随着父亲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亦即1906年6月30日于天津病逝，先是继承父业主持源丰润票号，又于1907年上海独资开设了源吉钱庄，合股开设德源钱庄。一跃成了钱业中的红人。
和父亲走李鸿章、盛宣怀路线受益匪浅相似，他也走了袁世凯的同党蔡乃煌的路线。说起蔡乃煌，利用PS技术帮助袁世凯反败为胜，最后当上了上海道，收获的红包不可谓不大，同时，这也将他推到了宁波帮的面前。不得不说，因了蔡乃煌的上位，让明面看上去和宁波帮关系不大的杨翠喜花案，成了宁波帮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伏笔，逃避不了。最起码，严子钧有了自己团结的对象。日后，两人的关系就越发密切。
也多半因了两人的关系，严子钧得以承办了源通海关官银号（此官银号即为上海海关官银号，1888年由官办改为商办，遂改此名）。到1908年，他更是任源通官银号董事。而源通银号以及与源丰润票号的往来钱庄有权为上海道经手存放海关的巨额税款。朱葆三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年依靠袁树勋经手庚子赔款的好日子，要大大让位于自己这个宁波小辈。
正是在这样的交接棒的传递中，严子钧逐渐地走向了前台。只是，和父亲是中国通商银行掌权人相比，他还没有足够的权威。虽然位列四明银行创始人，但当上四明银行总董的，却是他父亲的故交周金箴。总经理则是陈薰。
虞洽卿虽然为协理，却是实际负责人。
他现在没必要急着遗憾，等着他发挥自己的日子还有很多。也许，该遗憾的是虞洽卿。尽管得偿所愿，但四明银行还是没能成为中国民营银行的第一人。
在它之前，有无锡商人周舜卿于1906年，按有限公司体制集资50万两白银，在上海创设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之名取“有信必成”之意。这位商人曾在周新镇开办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据说是话剧《雷雨》中老爷周朴园的原型。
光绪三十三年，信成银行10块银元面值的纸钞，纸钞中所印人物头像即为爱新觉罗·载振。
这里还得说一下路线的问题。他跟载振的关系很好。如果说段芝贵走的是载振的“床线”，他更胜一筹，直接和载振结为金兰。日后他又在无锡成立锡金商会和锡金农会，并分别担任第一任会长。
在信成成立前后，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它的建立，跟汤寿潜任总理的商办浙路公司有关，一开始，它是该公司的附设银行，方便浙路对自己募集到的海量巨款进行保管和取用。“可是铁路与银行毕竟是不同的业务，两者混在一起股权也容易混淆不清，于是又决定把银行从浙江铁路公司中独立出来。1907年10月5日，‘浙路’的股东们取‘振兴实业’之义，正式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于杭州。资本额初为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元。浙路公司投资40％以上，其余再招商股。” (2)
而在信成、兴业之前，还有一家志成银行。前面曾提到，在庚子事变中，天津商人曾联合起来自治，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当然，这家银行不如浙江兴业银行那么风光，同样也不如四明银行那么醒眼，所以难免会被人忽略。
不管如何，四明银行的开办，都是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对工商业发达，急需金融业支持的宁波帮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同时，它也是宁波帮在银行业上的第一次“自主”尝试。有了第一，自然就有第二第三。如此，它和其他民营银行一起，让宝贵的民间资本有了成为金融资本的机会，也借此培育出了众多的民间银行家。在不久的未来，他们纷纷成了中国金融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明星。
它的开业日子，选择了9月11日。911，很好记的一天。这一天，离《钦定宪法大纲》出台没多久。在不经意间，《钦定宪法大纲》成了四明银行的彩头。
行址选在了上海宁波路江西路口。
它将营业种类共分两部，一个商业部，主要是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行银洋各票业务；另外一个储蓄部，收存零星款项。毕竟是做惯了钱庄，这些宁波人开起新式的银行，在做法上也不免有很多钱庄的影子。而且营业时间，也和周围的钱庄别无二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能要求每个新式的事物，都是一种脱胎换骨，它总脱离不了环境和时代的制约。对这样的事物，你更应该看到的是它所努力表达的求上求新的诉求。当然，它也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在开业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了钞票发行权，发行的兑换券有4种：壹元、贰元、伍元、拾元。其中贰元券，他行没有，显得很别致。
但是，虞洽卿也别高兴得太早。
它的成立，总是让一些人不爽。譬如那些进入中国市场，对钱庄和票号构成莫大威胁的外资银行。就像西方列强总是要贪得无厌地勒索各种利益，它们也不会放弃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意图。从汇丰挤跨阜康票号，到华俄道胜阻击中国通商银行……它们试图建立自己在中国的金融霸权。这也让它们对待中国的每个“新生儿”，都不会友好。所以，四明银行的钞票刚一发行，它们就找到了打压的办法。先是将这些钞票攒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提着这些钞票去四明银行挤兑现洋，这一下让四明银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幸好，宁波帮在上海多有威望，加上又团结互助，面对危难，他们纷纷登高一呼，自然帮者云集。这样，各大商店、钱庄、银号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潮得以平息，而这又无疑为它们做了一个免费的宣传和广告，一时更受市民欢迎和信任。最初发行额2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广为流通。
遂有中（国）、四（明）、通（商）之称。
也在这一年，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在户部银行的基础上，改组成功。同年3月4日，也就是二月初二，交通银行也正式开业，开启了自己的百年传奇。这个交通银行始萌于修筑铁路，于一年前由邮传部奏设，以经营轮、路、电、邮四政，又取“交通”二字交叉贯通，引申兴旺发达之义。如果说大清银行是晚清的“央行”，那么，交通银行则为官商合办之股份有限公司。相对于四明银行，它们在民营上的成色都不足。但抛却官商、朝野的对立，这些银行的成立，都应是中国的幸事。另外，从当年中国通商银行的一家独大，到大清、交通的纷纷涌现，也可以看出，在创设银行成为潮流之时，就连清政府也没有再踯躅犹豫，错过这一自身发展的红利。
很遗憾的是，昔日中国的金融老大，在庚子事变中逆市上升的山西票号，在这一拨行情中，却被远远地甩开了一大截。
我们不妨先回到庚子之年。
这一年，晋商也成了动荡年代的受害者。
不过，八国联军对他们的损失并不大，“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所以，他们受害，也只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
反而，和以往一样，他们在战乱后得到的商业利益，更是远大于战乱造成的损失。
先是成为“清廷财政部”，在国难当头时一举坐大。后来又靠着汇兑庚子赔款，再次赚得大利润。虽然各地的汇费不同，每100两银子，票号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但架不住庚子赔款的量大，以至于票号的东家和掌柜们数钱数到手抽筋。
如果说，庚子赔款最起码有这么几个赢家，那么，一是西方列强；
二是以朱葆三为首的江浙官商和钱庄；
三是以华俄道胜银行以及荷兰银行为首的西方银行；
另外就是晋商经营的票号。
这让他们更是不思进取，以至于都快忽视了这样一个危机。
那就是在1900年前后，各行省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筹集赔款等，陆续成立官银钱局，全面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原由票号经手的公款汇兑被夺去大半。
就像张之洞，1893年先建湖北银圆局，广铸银圆，而且也曾发行纸币。后来又在1896年于汉口成立湖北官钱局，经营30余年之中，凭借自身的垄断权力，营业素称发达。当时，该局拥有的资金，“放于商家以资活动市面者，有银740余万两，由行政署挪借应用者，有银400余万两，库储现款，有银340余万两，该局所营产业，尚不在内。出入相衡，绰有余裕。每年余利，多则五六十万，少亦四五十万” (3) 。
官钱局赚得越多，票号就损失越大。
更大的危机还在于，他们对自身的“转型”，一直迟迟没下定决心，甚至对权力抛来的橄榄枝，他们也是拒不接受。
“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商加盟天津官银号，遭票号老板们一口回绝。第二年，户部尚书（即财政部长）鹿钟霖奉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曾号召北京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商总号却明令‘不仅不让入股，人亦不准加入’。户部多次相询无果，只好转向江浙丝绸商人筹股。” (4)
也正因为各省热衷于创办官钱局，用发行官钱票来敛财。加上本来就多如牛毛的民间钱庄、票号，它们有的准备金很少，而发出的钱票很多，形成钞少票多的“虚票”。各种钞票、钱票、庄票混合流通或各占一地，金融秩序十分混乱。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影响财政以致动摇政权。清政府不得不有此一虑。
成立国家银行，整顿金融币制，统一发行中央银行纸币，势在必行。
1905年9月27日，经财政处奏准，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
他们没加入户部银行，户部银行就做了他们的敌人。“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它当仁不让地垄断了全部的官款汇兑业务，这对于一靠官款汇兑赚手续费、二靠官款汇兑的现金流放贷的山西票号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5)
从户部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户部银行的生意，又是多么红火起来。
“户部银行成立较中国通商银行晚，但在地位和营业方面很快压过后者，以吸收的存款余额做比较，中国通商银行的存款余额1906年为194万两，1907年为224万两，1908年为194万两，1909年为200万两，而户部银行相同年份的存款余额则为1056万两、2208万两、3526万两、4381万两，两者比较相差况至10倍到20倍。数额庞大的户部银行存款中必有大宗官款及政府财政存款。” (6)
晋商中同样也有明眼的人。
北京分号的经理们，如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日后便上书山西晋中老家各票商总号的负责人。在这封落款为“京都祁太平票帮”的公函中，力陈票商已到生死存亡关头，各家应及早合组银行，外争利权，内求自保。
结果是，白说。
为什么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就这么不乐意呢？
很简单，他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唯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 (7) 。
可以说，跟风雨飘摇的晚清一样，山西票号也毁在了自己封闭、保守的体制之上。
当然，晋商也有挽救自己的机会。
这就是户部银行改组大清银行。在改组过程中，清政府在人、财两方面都感到不足，两次恳请他们协办，又遭后者抵制。
不过，山西票号也不是没有一点贡献，最起码它们为大清银行提供了一个重要人才，那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
因为在慈禧西逃时出力甚多，慈禧在筹办户部银行时，就想起他，然后下旨问他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倒挺老实，说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就说，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于是他成了户部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等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后，他继任行长。
因为大德恒、大德通都是晋商乔致庸开办的产业，可以说，是乔致庸，也是山西票号，还可以说是晋商，造就了中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
这也更让晋商有理由睡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起来。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当山西票号总部里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为了应对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外资银行，还有四明银行的竞争，以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为首发动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
“他们推举渠本翘为成立后的晋省汇业银行领袖。渠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真正考出来的进士，有身份、有学识；当过驻外国领事，有眼界；领导山西赎矿运动，有威望；又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有资历。” (8)
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然而，“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
“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 (9)
在1905年之后，晋商依旧错失了自己人生中尤为重要的救命稻草。再一再二不再三。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
两两对比，宁波帮在银行上的先见之明，给他们提供了后来居上最为有力的例证。
此后不再提晋商。
在四明银行开业没多久，虞洽卿开始了自己又一项人生大事业：
通过端方，向清政府建议筹组“南洋劝业会”，借以表明政府“提倡实业”的坚决态度。
这个南洋劝业会，在张振勋接受慈禧、光绪召见时曾提出创办。这也让很多人，将南洋劝业会的民间首倡人安在了张振勋的身上。这可以说没错，当然，也可以说张振勋所提的南洋劝业会，和虞洽卿所建议的，并不是同一回事情。事实上，虞洽卿一开始是想将这个劝业会办成日本那样的博览会，但端方却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初次举办，应“暂避博览之名”，还不如叫“劝业”，为“劝百业之进步”之意，意指提倡和奖励实业。于是，到最后，又回到了南洋劝业会这一名头上。
不管到底叫什么，两者是不是同一回事情，但张振勋和虞洽卿在振兴中国实业上的态度和目的，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尽管此时的张振勋因铁路路权问题和朝廷之间裂痕首现，但劝业会在创办过程中，还是没有忘记他，并盛情邀请他加入。这也让南洋创业会，很难彻底地抹去张振勋的痕迹。
这里需要费点口舌解释一下南洋创业会。从端方那里，我们知道了“劝业”之意，只是，何谓“南洋”？
它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南洋，是指南部中国的沿海地区。前面在提到宁波帮早期形成的海上运输的两大船帮：“南号”和“北号”时曾指出，当时由镇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则为北洋。这是沿海分界线。陆地分界线差不多是以江苏为准，江苏以北为北洋，江苏以南包括江苏则属于南洋。为此，清末还设立“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以加强区域行政管理、通商和地方武备。
一般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则由两江总督兼任。
所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新军，日后以此为依托续练的水师，均被归入“北洋系”。需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北洋系左右政局。这便意味着“北洋”两字，贯穿中国近代史，含义也超越了地域名称。
广义的南洋，则在狭义南洋的基础上，包括了今日的东南亚一带。诸如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它们在明、清时期也被称作南洋。看得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
虞洽卿所想创办的劝业会，一方面主办点是放在两江总督官署所在地——江苏南京；另外一方面，得仰仗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加入参会，所以叫作南洋劝业会，恰如其分。
在1908年11月，端方与时任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给清政府上奏《筹办南洋劝业会折》，正式劝设南洋劝业会，折上说：“劝业会设，发起虽在南洋，若办理得法，将来效果，正赖以鼓舞全国实业。”
对端方的建议，清政府也没有二话，于是即降旨筹备，委任瑞方为会长，虞洽卿为副会长，度支部并拨银70万两作开办经费。接下来端方又捎话，命虞洽卿速去南京上任，筹办劝业会事宜。
虞洽卿忙将自家产业安排妥当，又让长子虞顺恩暂代荷兰银行买办，然后匆匆上路。
尽管端方为会长，但只是挂着个虚名，劝业会的职权全操纵在虞洽卿的手里。
不过为了表示支持，端方还特意修了一条轻便铁路，由南京下关直达劝业会所在地鼓楼。
“他有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在背后撑腰，顿觉意气风发，有心一展宏图之志。劝业会大小事务，他必躬身亲问，以至于这段时间，风月场所没了他的踪影。” (10)
这说的就是虞洽卿。
然而，想要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博览会，除了建铁路，还得修各省产品的陈列馆，70万两的财政拨款显然是不够的。
虞洽卿还需要筹垫银36万两。
款项从何而来？当然是向上海的巨商筹集。对此，上海滩莫衷一是。朱褒三曾来电说表示赞成，但也流露出担忧的意思。在他看来，这笔垫款，数额巨大，倘若最后亏空，多半血本无归。他劝虞洽卿跟政府打交道还是要务必小心，毕竟清政府的公信力早就千疮百孔，不要到时候陷入泥坑了。
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
然而，就在筹备紧锣密鼓的关键时刻，偏偏没过几天，就碰上了慈禧、光绪晏驾，此事又复搁置。
又复搁置还不怕，偏偏端方从两江调到直隶了。
说起来，端方的命运似乎要比赶到河南的亲家袁世凯要好一点，不仅没有跟着落难，反而因为杨士骧的暴卒，1909年亦即宣统元年，48岁的他被擢授直隶总督。虽总督的身份不变，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这就意味着端方又要入阁为相参予枢要了，一举登上自己权力的顶峰。
对虞洽卿来说，这并不一件好事。
很简单，县官不如现管。
接任端方两江总督一任的，是张人骏。
在1909年6月28日，清政府任命张人骏接替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此兄即是张佩纶之侄，张爱玲之堂叔，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又字安圃。直隶人（今河北丰润人），进士出身。
他和端方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袁世凯和端方是亲家，跟他同样也是亲家。他的一个儿媳就是袁世凯的长女。
只是和端方这位出去开过洋荤，言必提立宪的“亲戚”相比，他却是一个相当旧式的人物。其他的暂且不论，就说对商人的态度，同样一如既往。
视商人为四民之末，耻与商人为伍。
在商人面前，这个有着清政府一品官衔的老爷，为了表示自己的“出身高贵”，常常摆出十足的官架子。
尽管虞洽卿也是一品百姓，但一品与一品之间，似乎还隔着个天堑。
张人骏竟不屑与虞洽卿合作。
“拿下”张人骏
好在南洋创业会暂时不顺，并不影响虞洽卿在其他方面的开拓。比如说，轮船业。
这差不多也是他在创办南洋劝业会前后同时进行的一项事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虞洽卿的志向不小，想在各方面都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另外，他的精力的确过人，别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他却可以一口气抓好几起事情，而且还有条不紊。
说起来，他动起这个念头，还是跟他每次从宁波老家来回上海的水路体验有关。这条水路上，跑着太古的“北京轮”、中法合资东方公司的“立大轮”，还有官办招商局的“江天轮”。前面就说了，这些轮船的船长、大副、稽查等均由洋人充任，他们不拿华客，尤其是那些睡统舱的乘客当人看。“每次查票，旅客坐在席地铺上，他们在旅客身上任意践踏；见有已睡下的旅客，则用皮鞋脚乱踢，如稍加反抗，反而多踢几脚。虞洽卿初次从三北去上海，在轮船上也亲身受到过这种虐待。并且，这些轮船的票价也太贵，即使睡统舱，每人也得付大洋一元，那时一石米才卖四五元。” (11)
这种体验，无疑让他的心里刻上了很深的屈辱。这种屈辱并不随着他地位的提升有所改变。那时的他，无权无势，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一现状。
如今，不同了。
虞洽卿先是以四明公所的名义，多次向各轮船公司要求改变虐待旅客的作风，以及减低统舱票价为5角。“谈判的时候，虞洽卿曾甩出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同意，则宁波人将自己设立公司，购轮来行驶。’这本是宁波同乡平时说的激愤话，虞洽卿在说的时候，并没有自设轮船公司的计划，只不过为了加重筹码，使交涉获得成功而已。不料太古、东方和招商局拒绝降价要求，这一下，倒变成宁波人非办轮船公司不可了！否则，宁波人势必永受三公司摆布。” (12)
虞洽卿决定自办轮船公司！只是，说起来远远还不是“实业家”的他，虽然也是有钱人，但手头上的资金，还是不足以撑起一个公司。这意味着他做不了主要股东。但他越发地擅于“空手套白狼”——以前靠的是“短打朋友”，后来创办南洋劝业会靠上海的巨商来筹集垫银，再到现在，他又将目光瞄准了自己的那些有钱的老乡，不光宁波人，绍兴人也算。也别说，他以前能做成“调停人”也不是白搭，这次同样做成功了。
1908年5月，这家名叫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终于在竞争激烈的航运市场竖起了大旗。它设总行于上海，设分行于宁波。又在上海、宁波等15个国内主要商埠及日本横滨设立代收股款处。在发行宁绍商轮公司股票时，股票两边的花边纹饰间印着“爱国爱乡，挽回航权”8个字。这在中国130年的股票史上绝无仅有。
从这8个大字上，也可以看出虞洽卿开创民族航运事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其尽管是商人，无利不起早，但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当时，还是努力着眼于“与洋商抗争，为祖国和家乡夺回利权”。
入股宁绍商轮的，有方舜年、严子钧，他们在虞洽卿的各项事业中，成了少不了的援手。当然，这里少不了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吴锦堂。
前面说了，吴锦堂尽管入了日本籍，但他对自己祖国，还有家乡宁波，依旧念念在心。除了拿出大笔银两救济长江一带的灾民，获得过清政府颁发的“乐善好施”匾，还在老家重修慈北杜、白二湖，并建锦堂学校。当然，他这一系列的举动，也跟清政府在政策上的某些开明有关。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对国内商人另眼相看，对华侨也开始有意笼络。“侨资很快就被寄予借以开辟利源、抵制外资及自主发展之厚望。因此，清政府在出台一系列旨在保护归国华侨政策法令的同时，加大了吸引侨资的力度。” (13) 商部也出台了各种相关的法令，以鼓励华侨投资，如《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垦荒条例》《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等。除此外，清政府还有计划地派遣官员到海外说服华人回国投资。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以振兴浙江实业为由，派员到各侨居地招抚华侨回国投资……这种姿态，的确让华侨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吴锦堂除了在国内大做公益，也一度开始投资实业。虞洽卿的轮船公司便有他的股份。
只是宁绍轮船公司要想和太古、招商局这些大公司竞争，资本也不能少到哪里去，所以单靠发行股票，不能解决宁绍商轮的温饱问题。好在还有四明银行。其筹得的股金不足之数，便由虞洽卿向四明银行贷款。
这也让四明银行的创办，显得很未雨绸缪。
在前期的一系列烦琐而又辛苦的准备之后，轮船公司从无到有，而且有模有样，资金达150万元。有钱了就好办事，先向马尾福州造船厂买来一艘“宁绍轮”，又买来了一艘较小的“甬兴轮”，开始运行；后又添置“新宁轮”。可谓是蒸蒸日上。
只是有了船还不行，得有码头。
“那时，黄浦江两岸均为太古、怡和、日清、三菱、汇山、其昌、公和、祥华、顺泰、三井各公司、洋行占领，造了码头；浦东不宜于泊船，而且也多被外商或招商局所征用。虞洽卿初向外白渡桥东东洋（三菱）公司码头商借不成，又向三德堂租借洋泾滨外滩（今天文台轮渡码头），也不成，只得再设法向十六铺以南一带借码头。从十六铺到关桥，本是大达轮埠公司的租用地，大达公司在沪的主要股东陆伯鸿又是天主教徒，与法商东方公司关系密切，为维护东方公司利益，哪里肯借。” (14)
这次幸亏是张謇给帮了忙。
他恰好在这轮埠公司任总经理。
这个1904年创办的公司，正是张謇联系李云书、汤寿潜、许鼎霖、刘锦藻而创立。公司既经营港埠装卸业务，同时也经营轮船运输业务，除张謇任总经理之外，公举刘锦藻为总办，李云书为副总理，湖州巨商王一亭为经理。
可以说，这个公司跟差不多同时成立的商办浙路公司，也差不多是同一个班子。
这样，虞洽卿总算借到了大达轮埠公司所占十六铺一段，自建码头和栈房。“诸事完备，宁绍轮船开始航行沪甬，主要业务是搭客，另外兼接货运。” (15) 1909年7月9日，就在张人骏出任两江总督不满半个月之时，宁绍商轮所属的宁绍轮和甬兴轮行试车礼。从次日起，两轮正式换班来往于沪甬间。自申甬航线开辟以来，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与此同时，随着宁绍轮船的入驻，十六铺码头也在20世纪初开始变得人气鼎沸，在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交换的唯一节点，逐步奠定上海的航运中心地位。它不仅是宁波人的物理地标，也是文化地标。
虞洽卿终于轻松了一把。它意味着自己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先胜一着。
更关键的是，也一洗与张人骏之间的晦气。
拿下张人骏，有人说虞洽卿用的是性贿赂。
招数跟段芝贵用杨翠喜拿下载振如出一辙。
尽管杨翠喜花案让段芝贵刚署理黑龙江巡抚就灰溜溜地下了台，但得承认，美色仍然是官场上的“硬通货”。很多人在美色面前，往往会忘记惨痛的教训。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在南京的秦淮河，虞洽卿遇到了陈家二女。
前面说了，在虞洽卿长达79年的生命里，对女性是颇有需求的。他都自承患了“寡人之疾”。尤其是在这种遇事不顺的日子里，他更需要用女性的柔情来洗涤自身的忧伤。恰好这个陈家二女，据说是陈圆圆的后人，一个娇小玲珑，一个妩媚大方。看似属于歌舞伎，卖艺不卖身，但虞洽卿在生活上简朴，对美女却是出手大方，很快就让陈家二女被自己左拥右抱上了床。
这么一连几天之后，虞洽卿突然想起，这对姐妹花对自己很有杀伤力，对张人骏未必没有！大家都是男人，是男人，总会有些“寡人之疾”的。
虞洽卿决定，出更高的价钱，让陈家二女献身张人骏。
为此，他一边买通张人骏的心腹桂宝，一边重新包装陈家二女，教她们洋话、洋礼、洋舞、洋乐，然后对外放风，说自己新收相好，洋式人物。
张人骏果然中招。说起来，他尽管守旧，但谁也不会排斥美元、英镑，包括洋式人物。哪怕只是尝尝鲜也好。
为此，他招来虞洽卿，假装过问起劝业会之事，醉翁之意不在酒。虞洽卿心领神会，赶紧邀请他去赴家宴，不叫外人作陪，只有他们俩。
外加陈家二女……
结果不言自明。 (16)
事实却是，这种情节的确适合拿来说故事，但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
张人骏虽然守旧，但在家人看来，却是子孙在学问道德上的楷模。
相比较亲家袁世凯，张人骏的确对得住家人的称誉。
袁世凯终其一生，共有1妻9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所以朝廷中的要员大部分都是袁世凯的亲家。当然，这些子女中出名的不多，让人记得住的就是袁克定、袁克文。而这些妻妾，原配于氏是袁克定的母亲，在驻朝时娶的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则是袁克文他娘。金氏嫁过来时陪嫁的两个丫头，最后也成了袁世凯的姨太太——三人不仅平起平坐了，甚至按照年龄大小，其中的一个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反而成了三姨太太，另外一个吴氏则为四姨太太。这怎不叫人成天郁郁寡欢？也就是这个李氏，为袁世凯生了6个儿女，除了长女伯祯成了张人骏的儿媳，五子克权则是端方的女婿之外，七子克齐娶日后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娶日后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箓祯则嫁孙宝琦的儿子。
虽出身贫贱，但终是母因子贵。
这些远远没有满足袁世凯。他甚至还从自己的儿子袁克文的手中，抢得了南京钓鱼巷的一位姓叶的妓女，成了他的六姨太太。在他50多岁时，又临幸了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这位刚刚成人的小丫头最终成了他的九姨太太。
到了张人骏这里，他不仅一生不纳妾，而且还不许家中子弟纳妾。
“蓄养婢女虽然不绝对禁止，但各房使用婢女很少。袁世凯的长女嫁到张家，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张人骏不允许子弟吸鸦片，家中烟具全无。他从不办大寿，家中禁止赌博，甚至连唱京戏也被视为不屑之事。
“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回忆：‘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他本人晚年在天津，除了每天写写字外，诗酒风流的事是没有的。因此他不是一个过潇洒生活的逸老，而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 (17)
这种旧式尽管有些不合时宜，有些清高，让虞洽卿为之头疼，但未必不透着一股可爱。他曾有长达30年的京官生涯，“没有任何绯闻，别人给他的永远是正面得不能再正面的评价：‘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史颇严。’” (18)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人物。
一方面，我们得先承认，他是相当爱大清的。
他这辈子有个偶像，那就是对清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的曾国藩。他跟追星族似的，把曾国藩的照片放在自家的客厅，把曾国藩的著作也到处陈列，搞得不知情的人，以为进了曾国藩纪念馆。
你也可以说他愚忠。
在光绪中叶时，他由京官外放。这期间他当过盐道，也当过广西、广东、山东布政使，再升漕运总督。在袁世凯从山东巡抚的位置上署直隶总督的同时，他也在漕运总督的位置上获调山东巡抚。
也正是在义和团运动时，他就极力劝袁世凯不要摇摆不定，并说，“古来没有听说用邪说可以成大事的”。对正在犹豫的袁世凯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指导意见，接下来下决心维稳，进而飞黄腾达。为了感谢他的献策，袁世凯遂和他换帖结拜成盟兄弟，干脆又成为儿女亲家。
日后，他先是调任河南巡抚，接着出任了广东和山西巡抚，而后再次回到河南巡抚的位置上。
1907年，任两广总督。这一干就干到了接任两江总督之前。
调自己的兄弟为两广总督，自有袁世凯的小算盘。前面说了，这年的丁未政潮中，岑春煊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被调出军机处到两广去当总督。结果又因蔡乃煌利用摄影技术，连两广总督的位置也没保住。
让张人骏当两广总督，明摆着就是要彻底堵死岑春煊的退路。
这并不意味着张人骏纯粹就是一政治工具。
事实上，他是颇有政绩的。
这又要说到他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得承认，他是相当爱国的。
这里就得提提到今天为止还是中国领土头等大事的南海问题。在他当广州巡抚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很突出。因为此时的日本人，已经通过《马关条约》强占台湾——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支点”，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野心投向了东沙群岛。
两江总督张人骏
这时，“一个叫西泽吉次的日本商人在南海遇风，苍天无眼，他居然没有死掉，反而被海水冲到了东沙群岛的东沙岛” (19) 。他发现，这里的鸟粪资源丰富，弄回台湾出售，肯定是一笔大大的财富。
这种行径自然被张人骏给制止了。
在他看来，国家领土不容侵犯，当然也包括鸟粪。
日本人阳奉阴违。等到他从各地巡抚的位置上兜了一圈回来后，他发现这帮满怀鬼胎者，趁着自己不在，对中国也越来越不客气了，根本不顾中国当地政府的感情，已发展到在东沙群岛上建起码头和小铁路，悬挂日本国旗，竖牌声称占据“无主地”，并把东沙岛擅自改名为“西泽岛”这样恶劣的地步。
如果说朝中有人早已被洋人吓破胆子，但张人骏绝对不是其中一个。
他对日本人同样不客气。
他先是据理力争。通过汉代以来的历史文献和有关图籍，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东沙岛为中国的固有领土，并将东沙岛归还中国。
就在两江总督的调令下达前几个月，他先是委派副将吴敬荣前往勘察，明晰了西沙群岛的地理范围及主要构成，并划定岛屿处数，后又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凖、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群岛，对该群岛进行深入调查。“军舰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主权。” (20)
“为了记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便竖碑’，当时所命名的岛屿，皆以军舰、物产名和参与此事的重要官员的籍贯为名。” (21)
比如说用军舰命名的有伏波岛、琛航岛；因岛上掘泉，得甘醇淡水而得名的有甘泉岛；用参与此事的重要官员的籍贯命名的有邻水岛（李凖，四川邻水县人）、霍邱岛（裴祖泽，霍邱县人）、归安岛（丁乃澄，浙江归安人）、乌程岛（沈孝文，浙江乌程人）、新会岛（林国祥，广东新会人）、华阳岛（王文焘，四川华阳人）、阳湖岛（刘子怡，江苏阳湖人）、休宁岛（吴敬荣，安徽休宁人）、番禺岛（汪道元，广东番禺人）。
自然少不了丰润岛。
这里，还有一个岛，则是以宁波命名。
不言而喻，这些官员中有人是宁波人。
谁呢？广东补用道李哲浚！
“李哲浚，字子川，清末民初定海普陀勾山人，是光绪十一年乙酉拔贡、善词章工绘画、自号有称‘黄雉山樵’的著名书画家李肃铭先生之三子，慈善家李哲诚寄桐（自号拙子）之弟，民国元年定海议会议员李哲颖达昌之兄。
“从李氏家庭成员与家族渊源看，李哲浚出身书香门第、士绅旧家，其家富而有善举，举义而昌文明，是一位有才干有作为的官员与学者。”
宁波的荣誉簿，因他在维护中国海疆主权上的努力，又添一笔。
在定海战役中备受摧残的舟山人民也不应该忘记他。
日后，张人骏又对其大加提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人骏对宁波人，其实并没什么成见。
至于张人骏本人，暂且不论他的其他表现，在爱国这一行为上，我们还是要给予认可并尊敬的。直到今天，在位于南沙群岛西部，西北与广雅滩相距约3.5海里的地方，还有一个人骏滩，就是纪念张人骏派军舰巡视西沙群岛。
但很对不住张人骏的是，该滩于1993年被越南侵占。
我们不能因为人骏滩如今不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就不承认他为这个国家付出的努力。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守旧和愚忠，就彻底把他扫进垃圾堆。
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也干过一番实业。
并非闭目塞听到“朽木不可雕”的地步。
“一九〇三年，身为河南巡抚的张人骏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卢汉铁路黄河大桥；一九〇七年担任两广总督后，主持修建了广州自来水工程和大沙头至九龙、深圳的铁路；一九〇八年，支持侨商在香洲开埠并亲临香洲参加开幕典礼，为珠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2) 另外，在1909年，他还和江西巡抚冯汝合商，同拨库银5万两，修筑了全长25华里的九江至莲花洞公路，成为江西省第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为了方便中外人士庐山览胜。如此说来，他还是发展旅游业的老前辈。
除此之外，在两江总督一任上时，他还建造了江宁电灯厂。
这个电灯厂的位置，就在今天南京的西华门附近。当然了，建这个厂主要不是方便百姓，而是为了方便官方享受便利的物质生活。因为它是建在两江总督署和江宁将军署之间，为这两署提供晚间照明。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再旧式的政府或官员，也抵挡不住“先进文化”带来的诱惑。
不过，由于发电机是从上海西门子洋行专门订购来的，而且一口气订了3台，结果发电量超出了两署的需要，张人骏就觉得能量不好浪费，“1909年8月9日，他授意该厂在《南洋官报》上刊登广告称：‘凡官绅军学士商各界，如需装灯者，即到电灯厂挂号。’并且明码标价，‘每盏独光电灯安装费为大洋5元；每盏电灯每月电费为大洋1元2角；供电时间，无论冬夏迟早，每晚8个小时。’
“由于张人骏的开创性举措，电灯厂的客户从官府扩展到民间，成为南京居民生活现代化的一个开端。在周边城市居民还生活在煤油灯等设施照明的年代，南京人早早就用上了电灯” (23) 。
所以，张人骏能从端方那里接过接力棒，让南洋劝业会能在1910年成功举行，现在看来，也并非只是虞洽卿忽悠的结果。张人骏虽然看商人很不爽，但在他内心底，也许还是想为这个行将末路的大清，做点事情的。
这个劝业会除了“赖以鼓舞全国实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笼络在南洋以及欧美等其他国家的华侨。
前面说了，南洋劝业会之所以取南洋为名，有一半原因，就是因为有东南亚的华侨参会。让华侨参会，一方面是，吸引侨资。还有一方面不得不重点要提的，是让这些华侨体会“祖国的温暖”。不管如何，帝国政府都得感谢这些在异国他乡的侨民。他们出去的时候，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在外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拥护大清的。“它的上层人物更以接受清朝的封赠为荣耀；到了20世纪初年，印尼华人官员出行，学着清朝官吏，令人身后打伞，以表示其身份和威严。” (24) 前面也说了，张振勋当年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身份率团出访南洋时，那个盛况是相当的壮观，大量华人也因此携资回国，支持国家建设。
在我们现在看来，拥护清政府多少有这两个目的，一个是表明自己跟祖国还是没有斩断联系的，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另外一个自然是希望扶持清政府来打造一个更好的中国。只有强大的祖国，才是自己在外乡的安全和尊严的保障。只是，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加上革命党人在外的宣传攻势，让不少华侨倒向了孙中山。
清政府再不抓紧，南洋华侨就要把它当弃民了。
这次，利用劝业会的机会，通过商业交流，既能满足华侨及南洋土著居民的需要，还能沟通一下感情，从孙中山手里抢夺华侨资源。
对清政府一直很忠心的张人骏，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
为此，他前后5次上折，“提携李哲浚赴任江苏补用道、江宁劝业道……候补道与补用道均为虚衔，是听候委用和等待补用的道员，唯劝业道是实缺实职” (25) 。
这个劝业道，是1908年开始新设的官职，正四品，每省一人，管理全省农工商矿及各项交通事务。
作为江宁劝业道，李哲浚的大量工作，就是这个南洋劝业会。
这中间，虞洽卿还得继续感谢一个人，张謇。
说继续，那是因为张謇在他创办宁绍商轮上出力不小，这次，在南洋劝业会上，他也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
和虞洽卿“受教育”的经历相似，“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5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通过参观博览会，张謇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工业及整体文明程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留下了最为集中和深刻的印象” (26) 。可以说，这次参观，是他实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正是在他的策划、指导下，清政府参加了1906年意大利米兰渔业博览会。现在谈酒言必提茅台，但在那次博览会上，来自中国的茵陈酒 (27) ，以其举世无双的独特酿造工艺和品质再次扬名，获博览会金奖。
这也是中国酒类产品在这种高规格的博览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不言而喻，对在中国本土举办劝业会，张謇的积极性更不在话下。
在端方上奏朝廷申请举办之后没多久，他就予以响应。而在张人骏来两江之前，也就是1909年2月，“张謇在南京发起成立劝业会的中枢机关——劝业事务所，具体负责筹办工作。同时成立赞总会，作为联络官、绅、商举办该会的一个社会团体” (28) 。
正是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下，1909年7月30日，“廷谕继续筹办” (29) 。
一切的迹象，又开始往好的方向扭转。
端方却在这时出事了。
请愿速开国会
端方吃亏在自己好了伤疤忘了痛。
在立宪上，端方很活跃，很给力，结果不仅挨了炸弹，后来还被赶到了两江，这次能让他做直隶总督，也有中央安抚他的意思。按理说，他就应该小心从事，尽量不要让摄政王载沣老是惦记起以前相斗的事情，然后戴罪立功。可端方倒好，又一次把自己太当回事，直隶总督上任没多久，就屡上奏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 (30) 。
这些奏折中，有些就将矛头对准了陆军部。
端方参奏陆军部改革步伐过慢。
这明摆着是让铁良这个清廷贵族很没面子，因为陆军部尚书正是他。此前，铁良本来就觊觎直隶总督，很想有朝一日过过瘾，谁知前任总督刚死，就被端方横插一杠子，心中百般地羡慕嫉妒恨。两者相加，这让他对端方的奏折更加不能容忍，甚至愤而辞职，幸好载沣对其力挺，他才得以留任。
端、铁二人之间，梁子也越结越深。
对这种“过分的积极”，载沣也被搞得很没脾气，最后他想了一个法子，一纸调令，让端方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事宜。
自打1908年与光绪前后脚去世之后，慈禧虽然入殓，但未曾入陵。她在世时就已经精雕细琢多年的菩陀峪定东陵，一直要等到差不多一年后，才真正迎来了“主人”。自此，慈禧幸福地睡在这填满了奇珍异宝的地下“天堂”。直到1928年6月，外号孙大麻子的河南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炸开墓室，让她“重回人世”。
这在清政府的年度事件中，应属于重大政治事件。怎么让老太后风光入葬，关系到这个帝国的面子。只是，让一个身兼重任的直隶总督不干别的，就做这样的事情，显然是对端方的一个“考验”，更是“教训”。
干起了闲差，端方倒也表现得毫无怨言——当然，他就是有怨言，也不敢表现出来，除非活腻歪了。
在这一点上，端方还是知道轻重的。
眼看着事情就要漂亮利索地完成了，一台相机，却让端方前功尽弃。
说起来，这还是因为他突发奇想，想用自己买来的相机，将太后的安葬过程拍摄下来。
端方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摄影技术，而是为了报答慈禧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算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就是这个举动，为自己招致了猛烈的炮火。
弹劾接着就砸了过来。
参奏者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本来李对端方是没有恶意的，甚至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于是就此埋下仇恨的种子。
这次，他抓住端方的拍照一举，攻击说：“沿途拍照，毫不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这还不算完，他又说端方在风水墙内架设电线，是破坏风水。要想传递信息，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如此呢？
“如此迷信迂腐的论调，实在难以相信这李国杰竟会是洋务先驱李鸿章的孙子……铁良虽然表面上不言不语，非常低调，其实一直在寻找机会进行报复。‘照相门’事件发生后，铁良马上采取行动，纠集往日同端方政见不合或被他整过的官僚，一起上书，要求朝廷从严处理。按照清朝则例，这种过失，最多就是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况且端方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非常显要，载沣完全可以让他戴罪立功。然而，反对派们对端已形成合力围剿之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可见反对势力十分强大，连载沣和军机大臣都颇为忌惮，端方唯有辞职回家待着了。” (31)
《清史稿》中《宣统皇帝本纪》这样记载：“丁亥，直隶总督端方坐违制夺职。调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瑞澂署湖广总督，宝棻为江苏巡抚。以孙宝琦为山东巡抚，丁宝铨为山西巡抚。”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32)
把端方给干了下去，对铁良也并没有太多好处。说实话，载沣当初力挺他，未必不是想借他之刀来杀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生疏得很。虽然年近半百的铁良，先后任户部、兵部侍郎，和袁世凯并列担任过练兵大臣，参与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经验丰富且在新军中有一定影响，是满洲将领中唯一可以与袁世凯相提并论的人选，但因为是荣禄的幕僚，所以很难得到载沣的信任。更关键的是，他又走错了一步棋，那就是曾劝说隆裕太后训政，意图排挤载沣。这叫载沣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端方去职之后，先免去铁良的陆军部尚书职位，又贬他为江宁将军，赶到南京去眼不见心不烦。
倒是端方暂时想明白了，下台后在家每日饮酒作乐、会客访友，倒也活得自由自在。他甚至赋诗一首：“我有鸡足山，山下百重泉，泉甘而土肥，宜隐且宜仙，不如早归去，毅然绝世缘。”也正是这段赋闲日子里，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金石收藏上，最终成就了自己“金石学家”的名誉，以及别人对自己“有学有术”的评价。
端方虽然自得其乐了，但是，“以袁世凯和端方的被撤职，标明了晚清的政治走向，使朝野合作的改革共识彻底破产。
“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33) 。
到处可闻心碎的声音。
请愿速开国会，成了立宪派挽救时局的救命稻草。
他们已经不愿意再空谈误国了。只有行动，也只有行动，才能真正地刺激蛮干的统治阶层。才能给那衰败不堪的肌体打上一支强心针。
1909年10月14日，看上去很平淡无奇的一天，却应该被记入史册。因为在这一天，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这也让10月14日，成为“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申报》曾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谘议局成立，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这里的谘议局，就是袁世凯改官制时新成立的资政院，在各省地方上的建制。至于资政院，如前所说，它在性质上是中央谘议机关，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也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
通过投票选举，张謇以51票（到会者95人）高票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同一天，汤化龙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当选为山东谘议局议长，丘逢甲当选为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
“这些地方绅派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 (34) 争取速开国会，也成了谘议局成立的应有之意。
作为立宪派中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灵魂人物，张謇也不满意于清政府将立宪的预备期拉得过长，结果立宪永远只在预备，而不见落实。要落实，只有速开国会。在谘议局开会前后，他就给摄政王载沣上书，题目就是“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他认为，面对“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唯有只争朝夕，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求全国上下一心，这才“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我们不能把所有责任都交给监国也就是摄政王您一个人扛，还是赶紧成立有负责任之政府以分监国一人之忧劳。
言辞恳切，却难入载沣之耳。
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依旧表现出了强撸袁世凯和端方时的强硬，只是，现在有了谘议局这样的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已不再是零散的活动了，而被串联成了波及全国的运动。在接下来的1910年，这种运动至少被发动了三次。尤其是第三次大请愿，更是打破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联袂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
请愿群体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严修的故交、天津教育家温世霖。他参加了多起请愿运动，其中有一次更是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
大请愿不是没有效果。一方面，给各省的督抚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同情的立场，最后竟出现各省督抚联衔奏请速开国会的局面。另一方面，一直停留在口头的资政院也在这一年的10月3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全体议员一致赞成通过，将奏请速开国会的呈文上达朝廷。
“清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 (35)
尽管这并不是最满意的结局，但在张謇眼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这终究有所得，多少算得上是胜利的消息了。
“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息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 (36)
不过，显然有人不乐意。他们认为，自己千气万力，折腾了这么久，才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无异于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跳蚤。说起来，颇为痛心。“有的省，如东三省、直隶、四川等省酝酿发动第四次请愿。梁启超发表文章说，欲开国会，就在最近一二年。他断定‘宣统五年’是将来历史上必不会有的名词。” (37)
但在清政府眼里，做出了这样的妥协，已经很不容易。那么，民众就应该对此感恩，而不可以再妄自行动。所以，在随后的11月份，它就下令各省督抚要改变自己的立场，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
温世霖，字支英，天津人，近代中国教育家。
温世霖在劫难逃。1911年1月7日晚，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就下令将他逮捕，并不交司法部门，未经审判而直接定罪。这在天津各界引发了不小震动。张伯苓被公推为营救温世霖的议事会临时会长。
他曾以个人名义上书直隶总督“诘问被拘理由”，却被告知“明谕其罪多系充军，诸君无须过问”。为此，他曾去南开中学找严修想办法。“当日严修的记述中有记载：‘伯苓来谈支英（温世霖，字支英）事。’当日张伯苓与严修谈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可能老成持重的严修并未表态，因为严修早已得知，温世霖之被捕，‘北京政府意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至此，张伯苓所能做的，便是使温世霖创办的普育女学堂维持不辍。而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 (38)
此事之后不久，张伯苓便因“心气不足”，向严修请假，去北戴河休养。
身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的虞洽卿，对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结局，自然也高兴不起来。但他暂时还没心情将心思全放在这上面。
此时的他，也面临着一个比较让人纠结的局面，那就是他那宁绍轮船公司刚启动，很快就陷入到一场围追剿打之中。
想想四明银行刚出生时的遭遇，虞洽卿对此应该有心理准备。
何况，他还带头挑事。
他在宁绍轮船公司开始营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公司的船头上立一牌，上书“立永洋五角”。意思是，我宁绍轮船统舱票价永远是五角！注意，是永远，不论环境险恶，还是通货膨胀。再加上船上的服务人员基本上招聘的是宁绍老乡，服务周到，使许多乘客有宾至如归之感。
这个举动，摆明了就要把其他对手拖入到市场竞争的行列。这下，让太古、东方、招商这三家公司就有点摒不牢了。
恼羞成怒的它们，不甘坐以待毙，也立马动作，跟风降价。但它们降得有点狠，一下子从一元降成了三角，有的还两角五。另外，为了招揽生意，它们外带附送小毛巾一条！自然，这跟它们自身实力雄厚有关系。它们不怕这段时期亏些血本。
宁绍彻底变被动了。以前的“永洋五角”已经不是优势，反而成了劣势。为了客源，只有将价格再降。可是再降的话，亏损就太大，这样会让宁绍力有不逮，迟早会崩溃。对此，太古似乎心知肚明，并扬扬自得。只要把宁绍的财力给耗掉，那它们又可以重新垄断这一路线的航运了，轻轻松松将以前的亏本补回来。与此同时，一些乘客看不到外人的用心，却只顾眼前的利益，又纷纷改坐太古……
看上去，资本薄弱、基础未稳的宁绍是撑不了几天了，“但是它们大大低估了宁绍轮船公司背后广大宁波同乡的决心和力量” (39) 。
也正是“宁波人第一次坐上了自己的轮船”这一年，由慈溪人洪宝斋，创四明旅沪同乡会于汉口路，是年三月初五日成立，为今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之胚胎。“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一度停辍。当时，施嵋青捐全部私产，并同钱达三、谢蘅牕、陈韵泉、陈蓉馆、朱葆三、孙梅堂等人商量，捐资兴复，于次年，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四日，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即会址）于福州路22号。” (40)
这里的施嵋青，前面曾提到，他在周生有一案中，曾受上海道台袁树勋的委托，和朱葆三、周金箴、虞洽卿等3位宁波帮名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可以说，他对宁波所做的最大功德，就是捐家产重建宁波旅沪同乡会。
说起来，当该会创办时，上海尚无其他同乡会。倒是会馆、公所不少。比如宁波人的四明公所。它既是行会组织，也是同乡组织。只是，它的宗旨虽然是“联乡谊而安旅梓”，但主要是“为死人服务”。不过，其在与法国人的数次抗争中，让宁波同乡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自然便产生了要进一步组织同乡会的意向。这也是旅沪宁波同乡会得以成立的基础。相反的是，旅沪宁波同乡会主要是“为活人服务”。
再相比较，“同乡组织是城市移民的地缘性组织，它的组织程度、组织体制和组织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移民的数量、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
“同乡会馆、公所作为一种城市移民的传统地缘性社会组织，它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是与其移民数量较小，经济活动的领域相对狭窄和相对分离，以及文化素质的传统性相一致的。到清末民初，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共同利益关系的密切化，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传统的会馆、公所组织模式逐渐与移民的状况不相适。
“尤其是身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的上海，而又是上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体队伍的宁波人，他们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较之其他各籍移民处于领先的状况。” (41)
这话说得有点佶屈聱牙，看不明白的直接跳过就好，你只需要明白，旅沪宁波同乡会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结果。而它的出现，也成了宁波乃至全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不过，它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还得要再等一段时间，也就在温世霖被逮捕后的2月，这场成立大会才如期召开。地点放在了四明公所。
放在这里召开，似乎也暗示了两者之间的传承。
此次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和朱葆三为副会长。“会务活动，主要是救济、救护在沪宁波同乡，如无息贷款、助乡人回籍，以及赈济、施诊和办理教育事业、促进家乡建设等。” (42)
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成立，宁波帮就试图将同乡会这种新的组织模式推向旅居全国各地的宁波同乡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宁波帮所引领的又一种时尚，同乡会这种城市同乡组织模式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
正是依靠宁波人团结互助的传统，以及团结互助的现代组织形式，虞洽卿在面对围追剿打这一困境时，有了不少底气。
1909年8月14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的安里开会，发动宁绍商人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大家一致认为，“宁绍轮船为我国商办航业之嚆矢 (43) ，而尤为我宁绍名誉荣辱之关键”，所以再怎么困难，也得把它支撑下去。在这次会议上，同乡们决定将票价降为三角。其中的二角差额，由维持会给予补贴。此举一方面是针对竞争对手的价格战，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照顾那些坐不起船的贫苦民众。“有同乡实在无资可归者，亦酌给船票。”这一手，让宁绍轮船再次重聚人心。
“同时，虞洽卿以旅沪宁波同乡会名义向宁波、绍兴和许多华商相约：把浙沪间的货运均交由宁绍公司承运。虞洽卿这一招迅速取得效果，于是一般宁绍旅客在票价相同的情况下都宁愿乘宁绍轮，不乘外轮。不久，太古等公司不得不向虞洽卿做出和解的表示，并主动将票价回升到5角。虞洽卿的宁绍公司仍在船上竖‘立永洋5角’招牌，一场维护民族和同乡会利益的斗争终于以胜利告终。” (44)
宁绍公司遂成为“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
在维持票价中，宁绍公司前后支出10万元的补贴，这意味着，同乡的支持是多么的积极和热烈。得说一句的是，到处撒金的吴锦堂依旧捐资最多。他还被推举为航业维持会的会长，并以会长的身份呈书浙江巡抚增韫，寻求官府设法保护。
还得要说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南洋劝业会，也从他那受益很多。
为了卫国保商，吴锦堂捐银万两，仿照西方义勇舰队的办法创立了商舰协会，用以保护国内外华商往来之贸易。
毕竟，南洋劝业会不是小范围内的活动，客商都从天南地北赶过来，又要回到天南地北去，一路上没有个保护，还真的让人不放心。
只是，和华人体操会一样，商舰协会也是民间的军事团体。向来担心民间拥有军事力量的清政府，之所以允许华人体操会和商舰协会的出现，并不是说明它有多么的开明，一方面，不想轻易抛弃此前的重商政策；另外一方面，它面对民间力量的崛起，虽然严加打击，但在掌控上也渐渐力不从心。
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上的所谓强硬，无非色厉内荏。
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变色大龙染“红”
如果说，在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能让请愿速开国会的立宪派们感到少许慰藉的，还是南洋劝业会。
就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得名的这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也在磕磕绊绊中，终于走到了正式亮相的那一天。
刚一出生，便已饱经沧桑，却也风华正茂。
它的召开，除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外，多少也与清政府为了安抚人心，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有关。
为了表明政府对南洋创业会还是很重视，在开幕前夕，清政府任命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为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监督南洋劝业会的具体实施。蒯光典为南洋劝业会总提调，协助杨士琦对南洋劝业会予以监督指导，并负责对所有参赛物品统一进行检验、审查和评（颁）奖。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过来“摘桃子”的，但不管如何，日后世人谈起劝业会时，记得住的依旧是端方、张人骏、张謇、李哲浚……
当然少不了虞洽卿。
自然，还记得的是，劝业会当时的盛况。
包括江苏、浙江、直隶、东三省等在内的22个行省，以及美、英、日、德及东南亚诸国参加了南洋劝业会。展品号称百万件。
华侨自然也闻风而兴。各埠的华商总会甚至在劝业会之前，还举办预选赛，然后择优将其运送回国。对华侨的热情，张人骏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为此，劝业会的组织方还针对南洋各端口专门拟订规章，同时还制定了出品免税规则，并拟采取奖励政策吸引和鼓励华侨参赛。对华侨中的特殊人物，张人骏更是表态：
只要你来参赛，就会有奖。
至于被盛情邀请加入的张振勋，则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劝业会广东出品协会总理，负责招集资本万元组织公司办理广东出品事宜。“张振勋在组织广东出品的过程中还发起全省教育产品展览会择优汇送劝业会。他曾说中国地大物博出产尤多若能制作精良必可抗衡外货。‘抗衡外货’一语道破了清廷和华侨皆热心于劝业会的根本缘由，同时也提示了两者都企图推动国内工商业发展的最终目的。” (45)
劝业会的会址，从江宁的城北丁家桥，再一路向北，延伸到三牌楼，原绿筠花圃附近。此地辽阔，且多荒芜，不碍民居。南起丁家桥（会场正门在焉），北至三牌楼，东邻丰润门易家桥，西达将军庙口，东西宽二里，南北长四里，周约八里。
全场呈椭圆形。
这里的丰润门，即今天的玄武门。它的开筑，是为了方便宾客在展会期间，饱览南京的玄武湖。这样既能愉悦精神，又能宣传南京的风景名胜。它是从端方手里开筑的，不过，修到一半，端方调走，张人骏接手。对这个半拉子工程，张人骏并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彻底将它完工。竣工时，为了讨好这个新任两江总督，手下人遂以张人骏的祖籍命名此门。除此外，张人骏在会场东侧，开辟出了一条马路，取名为丰润路。为了方便草料运输，他还命人新建了草场门。
“有了丰润门，进玄武湖再也不必自原先仅有的太平门绕行，大大方便了游人。丰润路和草场门的建造，使得南京城北的交通有了新改善，为城市规划指出了新方向。民国成立后，丰润路并入模范马路，成为模范马路的东段，旧名不复存在；丰润门亦改名为‘玄武门’。” (46)
至于会场的安排，也不失井井有条。在会场中心，“建有四方形三层塔式楼房一座，内设审议室、公议厅（相当大会堂）和各科办公室，是全会的主脑。
“周围环抱建筑13座本馆，分工业、农业、教育学科、卫生医药、军火武备、侨商产品等馆，最主要则为各省私人收藏的名贵古玩、玉器、珠宝、字画、精制工艺品、历代珍贵刺绣以及各省的丝织品绫罗绸缎，供中外人士欣赏的非卖品。
“外围星罗棋布的各省各业专馆数十座。有以省名，如江苏馆、广东馆、四川馆、两湖馆、东北馆、陕甘馆等；有以地名，如北京馆、上海馆、宁波馆、天津馆、福州馆等；有以土特产名馆的，如景德瓷器、宜兴紫砂、北京的景泰蓝、扬州玉雕、福州漆器、苏绣、湘绣、山东玻璃器皿、云贵的中草药，等等。
“各馆的陈列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房舍布局与结构也各具特点，有以园林取胜，有以宫殿称雄，有的娇小玲珑，有的雄伟壮观，有的金碧辉煌，有的雅淡素净，有西式、有中式，有亭台楼阁。匠心构思，争奇斗艳，竞相比美……
“会场内到处设有贩卖部。土特产和工艺品，应有尽有。各省市的名菜细点香茗，供客品尝。江浙的丝绸，苏湘的刺绣，江西的瓷器，宜兴的紫砂，山东的琉璃，北京的景泰蓝，福建的寿山石，乃至山珍海味，奇花异卉，大量供客选购。
“6个月展览，吸引中外人士不下数十万之众，各业成交额数千万。” (47)
华侨运送回国的出品物，则被安置在专门设立的暨南馆里。除此外，劝业会还设置了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陈列外国出品物，供游客观摩。
为了服务好游客，会场内外附设了剧场、马戏场、动植物园等娱乐、游戏场所30多座，每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会场外铺设轻轨小铁路，每节车厢可容纳二三十人的小火车，每小时一趟，游客花10个铜元即可坐上火车环游会场一周。
这种服务精神，在今天亦有可学习之处。
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大多的商业博览会，以及各类的展会，其展馆的陈列形式，基本上还脱离不了南洋劝业会的窠臼。
是劝业会超前，还是我们停滞不前，每个人心中自有一杆秤。
端方虽然在拍照上遭到飞来横祸，但这依旧影响不了国人对这一西方文明的热情。这也让南洋劝业会在世人面前有了很直观的影像。
江宁人邓之诚，生于1887年，卒于新中国的1960年。其曾祖父是曾任两广、闽浙、陕甘总督，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的晚清名臣邓廷桢，祖父名叫邓文基，父亲名叫邓小竹。南洋劝业会时，正值青春的大好年华，对家门口这一盛会自然不会错过。为此，他还拍摄过一批南洋劝业会的图片。
“规格为10cm×14cm，按照片名称，分别有：南洋劝业会会场牌楼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外河流；南洋劝业会会场街景一瞥；南洋劝业会会场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一瞥；南洋劝业会会场远景；南洋劝业会会场京师出品协会；南洋劝业会武汉馆；南洋劝业会江西馆；南洋劝业会安徽馆；南洋劝业会时张人骏等人合影；南洋劝业会美术馆等，一共有26张，十分珍贵，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一帧‘南洋劝业会街景’照片中，笔者看到，主体背景是一座四柱三门、三层重檐歇山顶的牌楼，牌楼迎面有6个高高上翘的角。每根柱子前均摆放着石鼓。牌楼第一层的正面，自右至左镌刻5个繁体大字‘南洋劝业会’。
“牌楼的两侧，有精致的栅栏。牌楼下站着约10个身穿浅、深两种颜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牌楼外两侧，是两座不大的庑殿顶白色建筑，笔者猜测可能是售票处。右侧建筑的门口，围着10多个打着伞的人；路边放着7堆、由3根棍子模样的东西叉在一起，看上去有点像枪。一位士兵模样的人，正站在旁边守护着。
“一条比牌楼略宽的笔直水泥大道，穿过牌楼，直通迎面的一幢二层建筑。这座建筑下，有一个巨大的拱门，可以看见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门口路边，还有两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48)
这些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有普通百姓，也有日后扬名中国的文化名人。
一个是鲁迅。其时他29岁，正任浙江绍兴中学监学。他专程率全校200多名师生赶来观摩。一位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绍兴同乡、鲁迅的老朋友徐季龙，还特地赠送鲁迅师生每人一只特制细瓷茶杯，杯上刻写“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还有两人是茅盾、叶圣陶，其时他们分别14岁和16岁，都是中学里的学生。在参观完南洋劝业会后都认为开阔了眼界。有人就曾感叹，一日观会，胜于10年就学。不得不说，这一经历，对于他们后来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潜移默化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些立志实业救国的实业家们，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次学习的大好良机。在开展的6个多月里，日后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江苏无锡人氏荣德生曾连去参观3次。他喟叹说：“地场大，各省有馆，一次看不了，全国物产有朝气。”
虞洽卿也耐不住“寂寞”——创办南洋劝业会显然已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现在需要的是，利用这个人气巨大的舞台，好好地炒作一把自己。
“会上，虞洽卿把自己和载沣、端方、张人骏（时接端方任两江总督一职）的照片夹在手帕中分赠来宾。显然，虞洽卿把政府的表演时间成功演化为自己的一场‘个人秀’。” (49) 这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虞洽卿再一次名利双收。
对这样的盛会，不能只落实于行，而失于研究。
张謇就携手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李瑞清被推为研究会正会长，张謇任总干事，黄炎培等任驻会干事。该研究会组织700多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名流，对所有参展赛品进行全面研究。著名学者孟森、马相伯、李复几、姚明辉、柳诒徵、沈恩孚等皆曾参与其中。研究会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论文近90篇，统一结集为《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出版。
相比较请愿速开国会，这算是张謇做得比较成功的事情了。
至此，南洋劝业会办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怪不得日后有人常以“南洋劝业会”联系后来之“巴拿马博览会”，实在不无道理。
说起巴拿马博览会，是由美国于1915年举办，为的是庆贺巴拿马运河即将开通（巴拿马运河区当时由美国统治），前后历时近10个月，比劝业会的6个月还要长。参展国31个，展品20多万件，参观者达1900余万人——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把此事当作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统治政府，欣然参赛。
南洋劝业会实景
在博览会上，中国产品分为9个陈列馆展出。另外还仿照中国传统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分为正馆、东西偏馆、亭、塔、牌楼6部分，雕梁画栋，飞檐拱壁。最终，中国产品获得各种大奖74项，金牌、银牌、铜牌、名誉奖章、奖状等共1200余枚，在整个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
不得不承认，劝业会的举办，既激发了国人参展的热情，也丰富了国人的参展经验。但我们同样得认识到，在这两次展会上，中国产品多是靠丝绸、茶叶、瓷器这些传统物件来为国争光，缺少制造和电气、化工方面的内容。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距。
只是，这还不是劝业会最大的遗憾。
它的最大遗憾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它的举办保驾护航。和其时正蒸蒸日上的资本世界相比，劝业会所处的社会，已如一只高压锅，随时就要爆发。在这面前，一个商舰协会根本算不了什么。它的困境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没有持久的产品供应；另一方面，本身也没得到有效支持。很快，武昌的一声枪响，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剧烈颤动，那些依附于它的花儿们纷纷被松动，乃至甩脱。加上日后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天无宁日，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也就意味着，劝业会这个旧中国难得的商业实验，只能是浅尝辄止。
风光之后再无风光。
也就在劝业会进行的6个月时间内，盛宣怀又重新进入了宁波帮的视线。
自从郁郁不得志了很长时间，只得看着自己的老乡张謇不仅在实业舞台上，而且在政治舞台上成为明星，将自己所栽培的宁波帮的目光拉走之后，他又杀回来了。1910年8月22日，他应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这一天，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重生日。因为清政府发布上谕，让他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
这跟其时国内路事纷繁的现实有关。虽然他代表清政府和英商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在商办浙路公司出现之后，就“不废而自废”，但西方列强想插手中国铁路事务的决心却没有因此被“废除”。在两难之下，清政府也灵光一现，想出了“两全之策”——那就是将“借款”和“筑路”分开，由清政府向英方借款，再转借江浙两省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你筑路有没有钱，你都要从英国人那里借款。只要你借了钱，英国人就有赚钱的机会。这一策略虽然让英国人不能直接插手筑路事务，但还是换汤不换药，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此时的清政府也顾不了太多，在1908年3月6日，令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150万英镑，实收139.5万英镑，专作建造沪杭甬铁路购办车辆等用。
利息5厘，每年交付一次，10年后逐年还本，30年为限。
在浙路公司眼里，这无疑是“不渴而饮鸩”。
于是，怒了。
说起来，在全国众多的商办铁路中，浙路公司的成就有目共睹。只用了4年时间，浙路公司就全线建成了沪杭甬铁路的浙江段，而且每公里的成本只有37000余元，远远低于被奉为官办铁路样本的京汉线，此线每公里的成本超过6万元，京奉线每公里的成本更是高达9万余元——跟今天的国企有的一拼，反正用的都是国家的钱，多花少花毫不心疼。邮传部在实地考察浙路公司之后，也不得不将它“许为全国商路之冠”，也正因为此，汤寿潜面对外商染指以及清政府官办铁路的压力，颇为硬气地再三抵制。
只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春满园。
商部当初虽然强力支持各地商办铁路，但不是每个商办铁路公司都像浙路公司。“此时的铁路建设，正在商办的潮流中纠结——当盛宣怀推行‘官督商办’时，民间商人会指责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可是当铁路交给商办之后，问题却比国有化还严重。商人是逐利的也是投机的，加上分散，各自为政，这导致了铁路建设问题一堆，有的集了资却毫无推进，甚至到最后不见资金的影子。” (50)
相比之下，官办铁路倒不断显现出成效，有借款作保障的它们建设速度极快，1906年京汉线竣工，1908年沪宁线竣工，1910年汴洛线竣工，这些铁路都是较长的路线，与当时“奏办经年，多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鲜明对比。
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似乎又重新发现了盛宣怀的“好”来。盛宣怀回到邮传部右侍郎本任，一方面意味着他本人，自1908年被任命为邮传部的右侍郎却被发配做其他事务以来，终于不用再“不务正业”了。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清政府需要借助他对全国铁路进行整顿，然后达到逐渐收权的目的。
盛宣怀对此责无旁贷。一方面，被压抑多时的他，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还没有老得做不了大事。另外一方面，他还身兼汉阳铁厂的总经理，特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保证铁厂生产的铁轨能顺利销售出去。只要铁路回归国有，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回归他有，那么，铁厂的销路问题便可轻松解决。
这也注定着，一旦重获权力，他便会磨刀霍霍地砍向自己这块熟悉的一亩三分地。
这就让汤寿潜很恼火地发现，除了“不渴而饮鸩”之外，清政府的铁路政策也正在发生整体的转向。
对大多数商办铁路而言，铁路国有化政策，无疑是给他们解套的良机。但对汤寿潜来说，铁路国有化政策无疑将使得他的毕生事业全都交代了，就连接下来的筑路计划，也可能付诸东流。而且，清政府一旦铁路国有，他们肯定又要一如既往地屈服于西方列强所施加的压力，像当年盛宣怀那样出卖路权获得借款。
果真在这一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又一次站出来，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不管你需要不需要，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分上一杯羹。
他不得不加入急流暗涌的保路运动。
就在清政府催促盛宣怀到邮传部上任的上谕发布的次日，他怒气冲冲地给清政府军机处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矛头直指官办铁路政策。他说，盛宣怀乃是损害路权的‘罪魁祸首’，若是还要让盛宣怀主理路事的话，那便无异于‘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国大势，危象毕露，无复可讳’。要求清廷立刻把盛宣怀‘调离路事，以谢天下’。毫无疑问，当局在看了他这份电文后也是怒火中烧”。更重要的是，作为立宪派领袖，他也参与并和张謇一起组织了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让清政府很是被动，不满之心自然横溢。“这次汤寿潜竟然敢否定朝廷对官员的任命，这无疑是在插手朝廷对新政的主导权。在收到汤寿潜电文的当天，清廷就发布了上谕，直斥他‘狂悖至极’‘著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为执行上谕，邮传部下令浙路公司另定总理。” (51)
不得不说，清政府的确被这怒火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意识到，浙路公司不是国企，其总经理的人选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股东说了算。当然，专制的它们也从来不认为，天下没有政府管不了的事情。
于是，在这一年的请愿浪潮中，又多了另外一朵浪花。为了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上海，有3000多名浙江旅沪人士，自然也少不了宁波帮，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坐满了整整一列火车，从上海赶往杭州到抚署请愿。那天天气不好，大雨倾盆，请愿的队伍却没有慌乱，而是队伍整肃地站在门前，让巡抚增韫惊骇异常。只是，这样的请愿依旧打动不了最高统治阶层。9月中旬，他依旧被迫离职。
在离开之前，他隐隐觉得保路运动已经在向着他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革命党人开始利用这个运动来进行反清活动，有人在国民拒款会上散发革命传单，还有人谋炸盛宣怀。他曾善意地提醒清廷注意革命爆发的风险。但如今他的被迫离职，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又是一个必须推翻清廷的明证了。当时全国舆论中心上海的报刊对此事的大范围报道带动了全国报刊对此事的关注，汤寿潜被快速塑造为一个代表爱国与正义的符号式人物，同时也让无数人清楚地看到了对清廷的‘最后之忠告’是如何地毫无效果” (52) 。
本是立宪派不希望革命流血的他，被自己寄予希望的清政府弃之如敝屣，却在革命党人那里，获得了莫大的声望，甚至被推为浙江光复后的浙江都督。
这就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清政府长时间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让他们日后的一切行为，哪怕本意是好的，都会为自己制造被攻击的借口，或者成为整个社会的笑料。这也意味着，清政府已经彻底地丧失了民心，也失去了自己业已稀薄的法统。“上”之不存，或为革命的秋风该扫的落叶，那么，自上而下的立宪也就失去应有的意义，同样不废而自废了。如此说来，汤寿潜加入革命阵营，不管是真心还是被迫，也昭示着，在一段时间的你追我赶之后，立宪和革命已经合二为一，殊途同归。“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 (53)
也正是这两者的合二为一，让辛亥革命没有成为康梁嘴里的“法兰西革命”，变得“血流成河”。立宪派加入革命政府，并主导了各种地方机构，一方面给缺乏政府工作经验的革命党以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抑制住了革命内在的某些冲动。更重要的是，很多普罗大众通过他们，而非革命党，接受了民主、民权思想。由此进一步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这对宁波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启示。
此前的他们，在相同的血缘、业缘或者地缘下，互相关爱互相抱团取暖，但在意识形态上，龙生九种，种种不同。有立宪有革命当然也少不了中间派观望派骑墙派，犹如宁波境内有姚江有奉化江也有甬江。得益于三江口将它们收为一体，才有更为浩荡的气势奔向大海。同样，也正因为这立宪和革命在1908年之后的合二为一，让宁波帮在分野之后，形成了合流。当他们的目光从盛宣怀转到张謇、端方、袁世凯再集体转向孙中山之后，革命的浪潮已经势不可当。
虞洽卿也不失时机地动摇了。他曾自称“自经劝业会……蓄心革命事业”。“只是，将‘劝业会’受挫视为他转投革命的导火线未免草率” (54) 。
尽管办理劝业会时，常受张人骏的掣肘，但他在劝业会上的“表演秀”，依旧表明他并没有主动背弃清政府中的权力阶层。他和他们之间的结合，曾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其时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最佳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55)
说起来，他虽然和吴锦堂是同乡，也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成为至交，但你却不能指望，他在一开始就和吴锦堂那样对革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情的接纳。毕竟，吴锦堂的成功主要是在国外，和国内的权力阶层的关系并非盘根错节，有得是时间和勇气等待中国大破之后大立。但对虞洽卿来说，改朝换代，势必对他在人、商脉的重新扩展上提出新的要求。不是万不得已，他未必希望目前的朝廷破产。
只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了，虞洽卿也是个商人，自有利益考量。此前，他捐了顶帽子却一直不愿意封官，也是担心自己和政府的关系走得太近，一旦朝代变更，那自己的身上，前朝的烙印就会太鲜明，难免让自己成为革命的靶子。
这次，他肯定是敏感地察觉了什么地方不对劲，赶紧见风使舵。
日后，革命的红色，将成为这条变色大龙的主要伪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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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民国银行家：叶景葵、蒋抑卮与兴业银行》，《中国企业家》2003年第9期。
(3) 冯兵，《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奈妥协——以湖北官钱局产业争夺为中心的考察》，《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4) 谭洪安，《票号三战失机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5) 范卫峰，《晋商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网易商业报道。
(6) 姚会元，《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中国经济史论坛。
(7) 范卫峰，《晋商真相：黑社会化的管理》，网易商业报道。
(8) 同(7) 。
(9) 同(7) 。
(10) 王志刚，《赤脚财神：民国第一大亨虞洽卿传奇》，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
(11) 何国涛，《宁绍、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办》，《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
(12) 王耀成，《宝顺轮的故事》，《人物》2008年7月。
(13) 纪立新，《吴锦堂振兴浙江实业的设想与活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9月第21卷第5期。
(14) 何国涛，《宁绍、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办》，《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
(15) 何国涛，《宁绍、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办》，《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
(16) 王志刚，《赤脚财神：民国第一大亨虞洽卿传奇》，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
(17) 马樱健，《湖北路1号张人骏旧居：末代总督誓做“南疆卫士”》，《城市快报》2010年10月13日。
(18) 丁志可，《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 丁志可，《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 对这段历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9月第17卷第3期）上曾刊文《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有过具体的描述。至于李哲浚（同“濬”），时为舟山普陀人。其事迹在舟山博物馆编写的《舟山历史名人谱》中有录。
(21) 同(20) 。
(22) 刘天昌，《近代先进文化前行者张人骏》，新华网河北频道。http://he.xinhuanet/zfwq/2008-12/26/content_15295121.htm
(23) 白雁，《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和他的箩筐》，《现代快报》2010年1月25日A30版。
(24) 冯尔康，《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
(25) 对这段历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9月第17卷第3期）上曾刊文《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有过具体的描述。至于李哲浚（同“濬”），时为舟山普陀人。其事迹在舟山博物馆编写的《舟山历史名人谱》中有录。
(26) 马敏，《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
(27) 茵陈酒。俗话说：“正月茵陈，二月蒿。”所以每到正月，乐仁堂便派人到天坛朝阳处采取，晾晒一二天，取回接续泡做酒母。制茵陈酒必须取用一年后的酒母，配料后用酒蒸煮，质色适宜后取出，酒色清亮，绿色正，质纯气香。
(28) 徐德泉、赵晓生，《张謇成功“导演”南洋劝业会》，南通网。http://zgnt/node/ntzt_sbh/2010-4-1/10419054948669716.html
(29) 祥法、俞宝书、王芷湘，《南洋劝业会的回忆》，《南京史志》。
(30) 金满楼，《端方：死于革命风暴的一品好官》，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n/s/blog_50b599d90100vowo.html
(31) 沧浪云，《明星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文史天地》2011年第12期。
(32) 黄波，《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书屋》2009年第9期。
(33)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4) 杜兴，《立宪派的春天》，《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第1期。
(35) 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36) 杜兴，《立宪派的春天》，《先锋国家历史》2010年第1期。
(37) 耿云志，《张謇与江苏谘议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8) 《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9) 王耀成，《宝顺轮的故事》，《人物》2008年7月。
(40) 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文史资料（第五辑）》。
(41) 虞和平，《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2)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3) 嚆矢，音为hāo shǐ，分别发一声和三声。指带声响的箭。比喻事物的开端或先行者。
(44)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5) 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
(46) 白雁，《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和他的箩筐》，《现代快报》2010年1月25日A30版。
(47) 祥法、俞宝书、王芷湘，《南洋劝业会的回忆》，《南京史志》。
(48) 张智峰，《百年南洋劝业会珍贵老照片重现》，《金陵晚报》2012年11月5日。
(49) 吴比，《革命与生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0) 王千马，《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1) 何书彬，《汤寿潜：商人干政》，《看历史》2012年第2期。
(52) 何书彬，《汤寿潜：商人干政》，《看历史》2012年第2期。
(53) 王晓渔，《立宪的羊头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