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为全国的经济大省，这一幕幕从无到有的奋斗史是无数浙江人走出去的结果。从走出去闯生活、打市场，到走出去求发展、创品牌，这一路走来，凝结了多少浙江商人创业故事的酸甜苦辣，更走出了从中国到世界的“浙江制造”传奇。
第一节 脚底下“走”出的生意经
在全国，有500多万浙江人常驻在外，有300万浙江人在国外做生意。在海外，如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浙商的身影也非常多。在20世纪末，浙商走出浙江，走向全国更多的是一种闯劲。“闯”是为了一种简单的生存。“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走尽千山万水。”
有人说，自己最想娶温州的女子。虽然他没有说理由，但是也并不难猜。又精明、又勇敢、又会赚钱的女子谁不喜欢呢？浙商饰品行业的“大姐大”周晓光便是这样的女人。
周晓光出生在诸暨一个偏僻山村，出入全靠步行。母亲是义乌廿三里镇人，秉承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思想理念，常给长女周晓光灌输勇于闯荡的思想。周晓光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家中也再没有能力供她复考。1978年，带着母亲的一句话：“会做的不如会算的”，年仅17岁的周晓光踏上了远赴东北卖绣花样的道路。当时，她是全村3000多人中唯一一个出外闯世界的人。
当时周晓光的本钱就是向母亲借的几十元。为不耽误拿货运货时间，她的日子就是在白天摆地摊，晚上坐车赶路中度过的。就这样，拿着一本中国地图，夕发朝至，走南闯北。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能使家里人过上好生活。6年间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共赚了2万元。
1985年，跑过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同样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婚后，周晓光对丈夫说想安定下来了。于是，两人拿出了几年来所有的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摊位。在东北卖绣花样的时候，他们看到东北女子喜欢戴花花绿绿的头饰，周晓光凭着女人的敏感以及同样的爱美天性，就选定了经营饰品。于是，丈夫到广东进货，她在义乌练摊。那种生意人的潜质渐渐发挥了出来。
那一年，正在崛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出现了用塑料、玻璃制作的头花、胸花、耳环、戒指等仿真饰品。周晓光的饰品生意就是从经销仿真饰品做起的。1992年，周晓光被台湾一知名饰品企业选为代理商。但又常常出现客户急着提货，供货商却迟迟供不了货的现象。这使周晓光夫妇产生了自己办实业的念头。
1995年7月，周晓光倾其所有，投资600多万元，征地7200平方米，创建义乌市新光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大地上从此有了一个闻名全国的饰品生产基地。周晓光有了自己的实业，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当回忆起这个难忘的夏日时，周晓光说，当年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如果办厂不成，夫妻俩几年的身家将付诸东流。事后，周晓光说，两人当初来到义乌时，本就一无所有，大不了再重新开始。
1995年10月，新光公司刚刚建成投产，周晓光就首先投资40万元，在广州饰品一条街开办了分公司。当时广州街上的女士都爱佩戴丝巾扣，分公司发现后立即将信息发回公司本部。仅3天时间，公司就组织设计人员开发出了几十款品种投放市场，结果，新光饰品在广州一炮打响，遍地开花。紧接着新光公司相继在义乌、沈阳开设销售窗口。公司利用饰品流行的地域差和时间差，用自南而北循序渐进的阶梯式产品销售法，迅速开拓了市场，从单纯的饰品销售企业到现代饰品的生产销售企业，“新光”这一裂变时间之短、动作之快、起点之高，让饰品行业为之一震。
为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不同饰物的要求和理解，周晓光的足迹几乎遍及亚、欧、美。有一次，为了买下一张美国一家老牌企业的产品设计构思说明书，她毅然掏出了2.4万美元。2000年5月，周晓光参加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物展，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她所展出的产品所吸引。在这次展会上，周晓光打破了饰品市场由韩国和香港称霸的局面，在参展的57个国家和地区的226家企业中崭露头角。
目前，新光公司已形成合金、爪链、铜金、水晶、亚克力五大系列，新光饰品遍布全国各地的饰品零售、批发市场，并远销美国、日本、意大利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新光销售额接近2亿元，出口创汇1000多万美元，成为中国饰品行业龙头企业。
从当初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的山村女孩，到如今成为中国饰品行业的“大姐大”，周晓光的成功，让我们读出了浙江人勤劳务实的创业观，更体会到了他们“敢闯”的精神。重商、亲商、崇商，加上智慧的头脑，永不熄灭的“老板梦”，使浙江人敢向市场经济潮头立，奏响了民营经济的强音。
浙商进京
位于北京南苑乡的大红门市场记载着浙商进京的一段历史。
现在，每天早上4点，属于北京大红门市场的热闹就开始了。大红门商贸城的早市，已成为南城一道亮丽的购物风景，许多人送给早市一个外号：大红早。要想买到比“动批”更便宜的衣服，一起去大红早吧！这是网上论坛里网友们交流的购物经验。
然而在20年前的大红门，另外一个闻名全国的称呼是“浙江村”。“浙江村”不是自然村落，更非行政编制，它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10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温州地区，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城乡结合部的丰台区自发形成的聚居地。
最早到这里定居的浙商中有温州乐清县的农民卢毕泽。1983年，当时在内蒙古做生意的卢毕泽到北京进布料，他发现大街小巷有不少扯着脖子叫卖短裤袜子的商贩，而且买的人还不少。在前门，当时还是空荡荡的。卢毕泽凭直觉判断，这里的生意好做。回到包头和一起经商的亲友们一说，有6户人家同意和他一起来北京。
踏上了进京的征程，落脚点是哪儿呢？从前门他们随便坐上了一趟公共汽车，上车之后才知道是17路，往南开。一路上只觉得越来越荒凉，没多远就好像进了农村，周围全是菜地，有很多民房。下车一问才知道，这里叫大红门。这样一个随机的选择，拉开了浙商落户大红门的序幕。
在租来的18平米的房间里，卢毕泽开始了他来京的淘金之旅。这里既是卧室也是车间，3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两张烫衣板。晚上他就睡在窗台上，两个妹妹睡在烫衣板上，走廊中间的折叠床是两个儿子的位置，就这样他们一家开起了一个专门生产“时髦温州服装”的小作坊。
做裤子，卖裤子。每天早上4点起床赶头班车，下午收摊后回家接着做裤子，一直干到12点以后。辛苦，但由于市场上商品奇缺，每天的20多条裤子做一条卖一条。仅仅一年，卢毕泽的生意就初具规模了，他请了几个工人帮忙，把做好的裤子批发给别人代销……
浙商的特点是老乡带老乡，很快乐清人在北京做服装生意做成了万元户的消息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温州老乡闻风而来。到1985年，大红门一带就聚集了5000多温州人。
这只是一个普通浙商进京的故事，但却生动地体现了浙商的勇敢精神。他们走出家乡，四处寻找商机。一旦发现，便排除万难，在当地把生意做成、做好，并带动乡亲，成就一方市场。一个普通商人，却改变了天安门南五公里处，使大红门成了京南之珠，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成功，更是浙商的成功。
如今，“浙江村”的产品早已进入了核心商业领域，大红门商贸城后面不远处的珠江骏景高档小区，如同周边不少同类楼盘，80％的房子让温州人买了去，原先“浙江村”的住户，已经像水渗入沙滩一样，融入了这座大都市。
而拥有中小企业当家银行之称的浙商银行北京分行也于2009年7月8日入住京城金融街。这意味着中国第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5年发展，基本完成全国布局。此前浙商银行之分行已遍及天津、上海、南京、成都、西安、杭州、宁波、温州等一线城市。
由“闯出去”到“走出去”
而在如今，更加富裕的浙江人，将“闯”改为了“走”。“走”的背后是为了发展的主动抉择。
目前，国内浙商的分布走向大致为：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有130万人左右（其中新疆15万多人，青海5万多人）；华东地区90万人左右；东北地区40万人左右；中南地区70万人左右；华北地区70万人左右。浙江在外创办的各类企业共有3.3万家，年实现营业收入6200亿元。
在外省浙江创业人员投资办厂，以独资、合资居多。上海、北京、广东的投资额分别达到或超过2000亿元，其中汇集上海的浙商群体已达30万人，企业规模和投资总额居各地浙商之首；作为我国矿产资源富集地的甘肃，浙商的投资达到了1000亿元。中国西部鞋都是目前为止浙商在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中国唯一把整个产业集群集中在一个工业园区的产业园。目前璧山已有制鞋企业1000多家，年产鞋能力6000万双，产值40个亿。
随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选择“走出去”发展，而香港则是浙企“走出去”的首选之地。据统计，截至目前，在港上市的300多家内地企业中，浙江企业就占了30多家。在市场中滚打出来的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走出浙江，发挥浙江市场优势，实施“商人、商铺、商品”输出，到外地创办市场，把浙江市场理念和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分析浙商“走出去”的过程，不难发现，早期浙江商人“赤手空拳”，到各地做小生意，他们只在乎有没有商机，其他考虑较少。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地投资环境的好坏，已成为浙商“走出去”、“走到哪里”的一个决定因素。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往外走的浙江人创业的成功，有着相似的步伐。曾经，浙商大举涌入各地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市场，销售价廉物美的“浙货”，而如今，由于能源原材料紧缺，浙商纷纷挺进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等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战略投资，以抢占资源为第一目标。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但同时又是“缺铁、少煤、无油”的资源小省。浙江省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而中西部等地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很多地区还集中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同时，外地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和限制，纷纷将浙江作为招商引资的首选之地。如四川一些城市，就公开喊出“引温州资本、承温州产业、兴地方经济”的口号。这些地方普遍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优惠条件。
在丰富的外地资源的吸引下和激烈竞争的影响下，很多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家门”。“走出去”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本地恶化的环境“挤出”，不得不“逃”的；而另一类则是因为本地经济不断发展而有向外“扩张”的需求。成本低、优惠政策多、发展空间大、配套条件好、经营利润高的地方，自然就成了企业竞相集聚的地方。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前往中西部投资，在商贸物流、基础设施、旧城改造、教育科技、资源开发、工业生产、国企改造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大手笔开发、大资本运作。而相对的，中西部地区因其水系发达、资源丰富，日渐成为投资热土。
比如四川，是中国西部工业门类最齐全和优势产品最多的省份，又是中国传统农业大省。目前在川浙江人已超过30万，工商企业近10万户，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1500家，创办的各类大型市场150多个，千余家浙江企业在川设立了派驻机构。浙商在川投资总额近500亿元，每年吸纳本地100余万人就业，上缴税收20多亿。据统计，近年浙江已先后组织10多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中西部地区，与中西部省区签订了555个合作项目，总投资263亿元。
因此，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浙商纷纷延伸产业链，扩大市场份额，融入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从精耕细作向产业延伸转变。如传化集团的物流基地经过3年的探索，已经形成成熟的现代物流模式，集团根据沿海地区物流发展趋势，迅速在江苏、山东等地进行“克隆”，各基地信息联网，相互补充。
第二节 快人一步 敢为人先
敢为人先，是浙商的首要精神。它体现了浙商不安于现状，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种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冒险精神，一种是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创新的可贵品质。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快人一步，抢占先机，步步主动；慢人一拍，亦步亦趋，则处处被动。举凡做生意的人也都有体会：在市场上先人一步往往左右逢源，灵动异常，滞后一步则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浙江人素来以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善于抢占先机而著称。在改革开放前期，许多外地人还在争论不休、犹豫观望时，温州人已在默默地探索实践了，有多少事都是温州人“先吃第一口，先迈第一步”，然后推向全国的。例如：包产到户、股份合作、浮动利率、第二职业、农民城……
凭借敢为人先、不断进取、抢占先机的精神，以“小商品、大市场”的经营方式，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200余万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这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由此，温州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符号，而当我们正试图去探究并学习温州人的成功之道时，他们已经跑得更快、更远了。
这就是抢占先机的重要，有时先机就是最好的商机。据说纽约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倒塌后第二天，当人们还在为这座世界第二高楼的消失深深遗憾的时候，就有温州人在废墟前兜售世贸大厦倒塌前后的对比照片，5美元一张，卖得非常火。撇下道义问题不谈，温州人抢占市场先机的经济头脑可见一斑，难怪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甚至是“经济动物”。
下面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快人一步、敢为人先的内涵。故事说的是一个浙江年轻人致富发家的经历。有个年轻人决定凭自己的智慧赚钱，就跟着人家一起来到山上，开山卖石头。当别人把石块砸成石子，运到路边，卖给附近建筑房屋的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竟直接把石块运到码头，卖给杭州的花鸟商人了。因为他觉得这儿的石头奇形怪状，卖重量不如卖造型。
就这样，这个年轻人很快就富裕起来了。三年后，卖怪石的年轻人，成了村子里第一座漂亮瓦房的主人。后来，不许开山，只许种树，于是这儿成了果园。
当地的鸭梨汁浓肉脆，香甜无比。每到秋天，漫山遍野的鸭梨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客商。乡亲们把堆积如山的鸭梨整车整车地运往北京、上海，然后再发往韩国和日本。鸭梨带来了小康日子，村民们欢呼雀跃。
这时候，那个卖怪石的年轻人却卖掉果树，开始种柳。因为他发现，来这儿的客商不愁挑不上好梨，只愁买不到盛梨的筐。五年后，他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在城里买商品房的人。再后来，一条铁路从这儿贯穿南北。这儿的人上车后，可以北到北京，南抵九龙。小小的山庄更加开放搞活了。乡亲们由单一的种梨卖梨起步，开始发展果品加工和市场开发。
就在乡亲们开始集资办厂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却又在他的地头，砌了一道三米高百米长的墙。这道墙面朝铁路，背依翠柳，两旁是一望无际的万亩梨园。坐火车经过这里的人，在欣赏盛开的梨花时，会醒目地看到四个大字：可口可乐。据说这是五百里山川中唯一的一个广告。那道墙的主人仅凭这座墙，每年又有四万元的额外收入。
90年代末，日本某著名公司的老板来华考察。当他坐火车经过那个小山庄的时候，听到上边的故事，马上被那个年轻人惊人的商业智慧所震惊，当即决定下车寻找此人。当日本人寻找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却正在自己的店门口与对门的店主吵架。
原来，他店里的西装标价800元一套，对门就把同样的西装标价750元；他标750元，对门就标700元。一个月下来，他仅批发出8套，而对门的客户却越来越多，一下子发出了800套。日本人一看这情形，顿时失望不已。但当他弄清真相后，又惊喜万分，当即决定以百万年薪聘请他。原来，对面那家店也是他的。
当然，我们无法考察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抢占先机是企业保持高额利润的重要法宝。企业要打造竞争优势，发掘新利润源就必须从永远先人一步，开发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适销对路产品，独树一帜，胜人一筹，以赢得用户，占领市场，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效率第一：浙商的时间观
有许多在浙江工作的外省人都说，浙江的工作节奏快得几乎让他们难以适应。而这种气氛又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规则，因此工作效率也是异乎寻常的高。
这种强烈的效率观，正是浙商所极力追求的。与内地一些国企人浮于事现象不同的是，浙江民企十分强调“今日事、今日毕”，决策一旦形成便能进入高速、高效的行动，因而其雇员的工作饱和度自然较高。笔者了解到，现在有不少浙江企业策划营销活动，头天晚上形成方案和下发通知，第二天一早就能在全国同步开展，而且丝毫不会走样。这种快速反应的决策机制、迅速行动的执行能力，成为其制胜市场的突出竞争力。
温州服装商人过去特别让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办事效率：意大利或欧洲发布一个新的流行款式，第二天他们就可以拷贝进行大批量生产。为收集欧洲最新的服装款式，这些企业多在意大利等国专门设立信息收集点；宁波的服装企业也极为重视效率提升，如雅戈尔曾投资1个亿与中科院合资成立分公司，对整个集团的管理进行信息化调整，旨在借助管理工具提高效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无缝隙的连续工作方式。正是在强烈的时间效率观的催生下，过去10年间，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性的知名品牌，像雅戈尔、杉杉、罗蒙、报喜鸟、庄吉、步森等已成为中国服装界最为响亮的名牌，洛兹、太平鸟、美特斯邦威、法派、森马等也在全国有了很高的知名度。目前，在浙江省拥有的32个中国驰名商标中，服装就占到了8席。
做电表和空调起家的奥克斯集团，是比雅戈尔早3年实施ERP的宁波另一家大型民企，其老板就自称“对信息化工具上了瘾”。据了解，在他们的办公自动化系统里，严格设定了每个人处理事务的流程和时限，并进行效率考核。近日该企业老总本人批阅文件延误了一天，也被系统自动罚款。再如，其每天要做哪些事，手机都会自动提示。老总的一切行动和日程安排，都是听时间的话。
浙商这样热衷于借助现代化的管理工具确保效率最大化，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浙江制造业最明显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制造产品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省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省外，这就决定了浙江企业信息化必须依赖于电子商务的支持。扫描浙江各地的支柱性企业，从服装、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到网架、阀门、电梯、家电、汽车零配件，浙江的民营企业大都从事制造业，整个制造业更是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46.3％的比重，所以浙江企业的信息化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的信息化。
同样已在企业内实施信息化工程的均瑶集团，其董事长王均瑶从航空一路做到乳品，一个深刻体会就是“人家慢走，我要快跑，这样才能不落后”；有“中国第一商人”之誉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对时间效率观也有清醒认识，他认为“做企业，本质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明白企业永远处于危机之中”；波导公司的徐立华在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则强调企业的策略是“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地慢慢来，因为没有人给你时间”。
徐立华所在的行业，恐怕对时间的无情有最切肤的感受。如今，手机产品外观与功能更新换代速度之快，是其他行业和产品无法比拟的，甚至超过了电脑产品的更新速度。因此，波导将产品新陈代谢的能力，视作企业研发实力和市场反应速度最重要的表现指标，并由此走出了一条由“拿来主义”到“紧跟学习”再到“自主创新”的特色研发之路。有意思的是，在他当年和几名同学一起创业时，公司取名“Bird”，即是梦想获得飞鸟一般的速度。如今，这只“飞鸟”已连续4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连续2年销量超过1000万部，成为引领国产手机奋力狙击和超越洋品牌的“头雁”。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在面对市场的时候，大部分人总是不敢“第一个吃螃蟹”，因为，风险太大了！当许多人在放弃“吃螃蟹”时，实际上，他们也放弃了机会和收益。市场如战场，要取胜，就要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善于在海浪中拼搏的人，勇于冒险也善于驾驭风险。只要有胆量去吃第一只螃蟹，再加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努力，就没有赚不到钱的道理。
说到浙商中最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莫过于温州商人王均瑶：一个16岁辍学的青年，最后成为让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
1991年，一句玩笑改变了王均瑶的生活。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讨生活的温州小商人。那年春节前，他和一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公里的漫长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
“我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灵感一闪念，王均瑶就这样叩开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王均瑶居然把飞机包成了。这是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就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预测，王均瑶的胆识和魄力，将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投在了奶业。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来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喝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过超市里的“均瑶”牌牛奶，和这个温州商人建立了联系。
1998年，他在家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账是这么算的：让每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先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到了2001年，王均瑶却以平均每辆80万元价格拍卖了百辆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因为王均瑶明确了发展主业：航空＋乳业。
当温州全城人都知道王均瑶是谁的时候，他却在上海买地盖楼，把总部搬到了那里。当他35岁的时候，他又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在新诞生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里，有着均瑶集团18％的股份，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
成功的商人不可缺乏胆识。通用前总裁杰克·韦尔奇说：“胆识是经商的第一关键。”有些人，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尽管经过自身的努力，没有实现目标，但是，他不会有遗憾。而有些人尽管不时想到一些好点子，但是，他没有胆量去做，结果，留给他的永远是遗憾。胆识是胆量与见识的结合。拿破仑说：“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他的勇气与见识应该好比等边三角形的两条边，应该平衡发展，不可偏废。”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习惯于在别人成功之后不无遗憾地说：“其实我也想到了，只可惜我没有像他那么去做，要不，我也会成功的。”这说明，你看到了机遇，就应该立即行动，没有行动，只能证明你缺乏胆识。胆识是经商的第一关键，缺乏胆识也就选择了与成功擦肩而过，留下的是终身的遗憾。“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成功的浙商丁磊如是说。
许多人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做的最好，而是因为他们做了第一名。所以，“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句话，或许可以改成“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商场竞争，要想赢利而持续经营，就要有抢占先机、抢占“第一”的胆识和气概。
这个“第一”不仅指速度，也可以指市场中的蓝海。
第一，如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市场信息流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谁能抢先一步获得信息、抢先一步做出应对，谁就能捷足先登，独占商机。有时候，“快”比“好”更重要，因为“快”往往意味着可以抢占先机，而抢占先机能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顺势而为，可以起到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然也就更容易获得成功。因此，在这“快者为王”的时代，速度已成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法则。
第二，努力寻找市场中的蓝海。蓝海与红海相对，指市场中不那么热门，甚至完全被忽视的领域。在这样的领域中前行，虽然意味着要担一定的风险，但也加大了成功的可能性。马云曾说过：“有时候，不被人看好是种福气，正因为没人看好，大家都没有杀进来。”最重要的是，这个蓝海应该是市场中被低估、有前途的领域，此时一旦发现，就应该放弃犹豫，大胆而坚定的投入，才能取得宝贵的先机。
在抢占市场先机上，温州人总是表现得很出色。正是靠思想的解放，温州人抢占了先机，赢得了主动，率先走向市场；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温州人勇于创新；在改革过程中，温州人发放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户执照，第一个推行金融浮动利率，创办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经营包机航线，建设第一条中外合资的地方铁路，等等。在发展市场经济上，温州人勇于争先。有着经商传统的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成为开路先锋和闯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
天下万事，贵在先行一步，占据先机。占据先机，则握有领先之势，竞争力得到提高，发展速度得以加快。抢占先机即是“率先为人所未为”，关键是以创新为基础，领先一步，先发制人，积极寻找市场空间。
汽车狂人李书福
李书福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80年他高中毕业，由于3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便在家乡台州开了一家小照相馆。一年后，他带着2000块钱开始新的创业——做电冰箱。几经磨难，李书福小有成就，年营业额达5000万元。1986年，李书福创办吉利集团。1989年，李书福的电冰箱工厂产值超过1亿元。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李书福不得不放弃电冰箱生产，开始生产装饰板。1991年，李书福瞄准建材高端市场，中国第一张美铝曲板和第一张铝塑板就此问世。至今以国美命名的建材，仍然是吉利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在一次参观中，李书福发现制造摩托车“原来如此简单”，而且利润空间巨大，于是决定生产。李书福的摩托车厂生产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1998年产量最高时达65万台，产值连续几年高达20亿—30亿元，出口到22个国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前四强。
1989年，李书福花6万块钱买了一辆深圳产的中华轿车，“我看了一下，并没有多少东西嘛。”李书福说。之后吉利开始造车，也是“仿造＋改良”。这些工作全凭李书福的聪明劲儿。一开始，李书福觉得造汽车并不复杂。“你想想，汽车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一个发动机、一个车壳，里面两个沙发，简单地讲就是这样。”
李书福的这段著名言论，后来成为外界证明其“疯”的代表之一。但是，现在的李书福说：“造汽车其实很不简单，不然世界上为什么就剩下这几家，汽车集成性非常强。”李书福敢想，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疯狂思考的过程中，他的聪明总是能帮助他找到实施的办法，做成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在得不到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李书福先斩后奏，1997年在临海打出造摩托车的旗号，暗地里筹建吉利豪情工业园区，开始了他的造车大业；到2001年底，李书福终于在国内民企中首获轿车“准生证”，从此，吉利便不断地刷新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最低价。到目前，它以产销量年均增长117％的惊人速度，进入了中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3＋6”主流格局。李书福这条“汽车鲶鱼”，不仅搅动了整个中国汽车业“一池死水”，同时也撩拨起了他的浙江老乡们的造车热情。至今浙江一省竟有40多家民营企业正在申请汽车整车生产目录。
2001年，吉利车全国销售达3万辆，成功实现盈亏持平。2003年1月28日，经过18个月的设计研发和生产，第一辆国产跑车——吉利美人豹在台州下线，打破了中国没有国产跑车的历史。李书福又创造出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奇迹。吉利集团经过17年艰辛努力，现已发展成涉足汽车、高等教育、摩托车、装饰材料、旅游等领域的国家级大型股份制企业集团，员工从创业时的十几人，增加到目前的8000多人，2002年实现销售收入30.58亿元。
尽管吉利汽车在中国汽车业还很弱小，甚至在自主品牌中也算不上老大，但却因此充当了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代言人，神人的功底可见一斑。其实，李书福神，神在他每次被外人所不解的“发狂行为”背后都蕴藏着玄机，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其超人的预见性和大智慧一一展现，让人禁不住猛拍大腿：“唉！又让这小子占便宜了。”而李书福却从不张扬，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李书福能走到今天，与他“偏执”的性格关系密切。李书福每次做出吉利集团重大转折性的决定后，会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就是所谓的认准了不放弃。当然，认准不放弃，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认准了，然后就去追求。
李书福对汽车行业的“追求”当初被说成是“李疯子”。因为市场对汽车有需求，李书福就认准了去追求，这大概就是“有市场就有浙商”理论的来源吧。李书福是浙江台州人，具有浙商的独特气质。19岁时，靠120元钱骑辆破自行车照相起家，几年时间就组建了自己的冰箱厂，到1989年，26岁的李书福已经是北极花冰箱厂厂长，身价过千万的富翁。随后，他又相继进入房地产、摩托车行业，最后在汽车业驻足。在吉利申报汽车项目的时候，曾有官员当着李书福的面说：“你想造车无异于自杀。”但李书福坚定地回答：“那就给我一次自杀的机会吧！”
几年间辗转于几个行业，李书福总能在行业的盛时杀入，衰时撤出，这绝不仅仅是运气。在他发狂的背后，有其独特的商业逻辑。他打出的“造中国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的口号，正是敏感地发现了外国巨头们把目光瞄准中高端市场时在低端市场上留下的空档。而在2004年底，他发出“吉利2/3的车子将销往世界”的豪言壮语，也正是发现了在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商机。
李书福近年来的很多行动都被人们所不解，但就在人们纷纷议论他“是不是疯了”的时候，他却已经偷偷地赚了很多钱。最终的结果都证明了他的正确，正是这些充满智慧的运作，才让吉利这个在中国也还刚刚起步的汽车企业在世界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李书福的经营手法显得毫无章法，很多人都以“运气好”来解释他的成绩。其实从李书福一系列的运作方式来看，这些毫无章法的招数后面都有共同的支撑点，那就是一个商人的逐利性。而李书福正是一个典型的商人，非常聪明而又带有几分狡黠。
不低头，不认输，干一行，精一行，“事”不惊人死不休。不管什么出身，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英雄。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创业理念，一大批像李书福这样的浙江商人完成了从“草根”到“树根”的嬗变，撑起浙江民营经济一片天。时势造就了李书福这样的“狂人”，而浙商这种敏锐的眼光和冒险的精神却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第三节 新犹太人 放眼世界
中国目前生产着全世界70％的玩具，72％的自行车，65％的DVD播放器，60％的数码照相机，50％的笔记本电脑，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机。浙江打火机销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80％以上，太阳镜占40％，领带占33％，羽绒制品占40％。
设在中国的沃尔玛物流中心每年采购近1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0％以上。20世纪20年代是德国制造，五六十年代是日本制造，七八十年代以后是菲律宾制造、中国香港制造、中国台湾制造、韩国制造，目前正在演进为中国制造，现在是中国东部制造，下一步还要发展到西部制造。
在中国的制造业中，浙商制造是无法忽视的一支。浙江商人已在海外创办了二十多个专业市场。最先到海外创办市场的浙江义乌和温州的商人，目前已在南非、韩国、越南、俄罗斯和瑞典创办了多个专业市场。温州商人充分利用海外温州人的网络，到国外创办专业市场，目前已在美国、俄罗斯、阿联酋、乌克兰和荷兰创办了多个境外市场。
浙江嘉兴市海宁有中国最大的皮革皮草专业市场，瞄准了俄罗斯的大市场，在俄罗斯开设了“海宁楼”。现在嘉兴市销往俄罗斯的皮衣等产品，七成以上就是通过“海宁楼”这个贸易窗口穿到俄罗斯人身上的。浙江台州商人则在阿联酋创办了中国日用商品城分市场。
目前，浙商共计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一批特色市场。另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浙江已有近1.3万多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300多家。仅在温州一地，现就形成了“100万人从事国际贸易，100万人从事国内贸易，100万人在故乡从事生产组织”的跨国经营体系。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浙商必须做具有开放意识的地球人，企业必须着眼世界。阿里巴巴兼淘宝网CEO马云常说：“作为中国企业，你首先要在本土市场上学习跟西方企业怎么竞争，怎么合作，怎么发展，这样你到国外去的时候才会有赢的可能性。”中国加入WTO后，已经完全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国外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企业必须从本土化向国际化转型。
马云坦言，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就是“国外的钱更好挣”，但其实这并不尽然。以阿里巴巴自身为例，阿里巴巴从1999年便开始进军海外市场，而虽然诸如美国和阿根廷、阿根廷和日本的生意在阿里巴巴网上已经做得非常大，但阿里巴巴仍然是分文未收。
马云说：“中国企业首先应该在中国市场上充分发挥，充分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当跨国公司到中国以后跟它们合作好，跟它们竞争好。我相信如果没有跟eBay竞争，那么阿里巴巴今天的名气也不会这么大。”
“只有当好了孙子，才能做爷爷！”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曾出此惊人之语。
在中国（温州）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峰会上，南存辉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正泰与美国GE成立合资公司后，GE的很多采购订单直接给了正泰，但对方标准很多、很严，要完全达到非常不易。有些经理向他诉苦，他对经理们说：“我们叫了好多年的国际化，现在国际化就在家门口，回避是回避不了的。你可以拒绝GE，但你能拒绝国际化吗？要做爷爷，你得先做孙子，你不愿做孙子只有死，死了再生还是孙子。”
南存辉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让员工明白，做企业要着眼于世界，着眼于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电气制造企业”，围绕着这个目标，正泰将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调整达到优化，通过优化达到升级。
正泰集团20多年来能够取得稳定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走国际化发展战略。正如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所总结的：公司不断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塑造“百年老店”、创世界知名品牌为目标，对管理控制系统与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接轨，锐意创新，减少企业出现失控，实现国际化发展战略。
万向集团则成功收购了“百年老店”Rockford公司33.5％的股权，这被认为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明智之举——这场交易的好处立竿见影，不久前万向与福特公司谈配套业务，万向在中国的工厂想做却缺乏设计能力，而作为翼形万向节传动轴发明者及全球最大一级供应商的Rockford，有技术能力却缺乏产能，最后三方一起达成合作。据悉，万向迄今已在境外建立、兼并收购26家企业。
温州人有一种豪气，想引领中国民营经济，这也是温商一直追求的目标，“没有国际化企业家的素养，如何实现企业国际化？！”温州人的发展欲望特别强烈，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一个人如果不追求发展，在温州人的世界就会变得很难为情，而既然要发展，就要务实。
杨介生说，现代企业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全球性企业家的素养与国际交往能力，如果没有就走不出去。“世界500强企业，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一定要寻找差距，我们跟不上的，就把子女送出去学习。”推动温州发展最优质的资源是世界温州人，温州30年走过的路，就是一条以商业网络整合全球经济资源，以人员流动置换生存空间的发展之路，温州之所以有今天的知名度，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温州人有非常响亮的品牌。
红蜻蜓 世界舞
2009年，关于浙商又有一条很震撼的新闻，就是红蜻蜓入住米兰顶级国际鞋展MICAM。“红蜻蜓要做中国LV！”几年前，钱金波放出这句豪言时，遭到了人们不加掩饰的嘲笑。红蜻蜓，这个土生土长于温州的品牌，也敢与全球最奢侈的LV扯上关系？在业内业外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还是个飘在云端的梦。
作为世界上三大专业鞋展之一的MICAM国际鞋展，自1969年创办以来始终将最前沿、最时尚的鞋类信息传递给专业观众，每届展会所展示的鞋类款式和制作工艺都堪称顶尖，它是来年消费者脚上的风情、欧洲各大商场的热销，以及全球最重要市场上的旺点的源头。多年来，中国鞋业品牌虽然不断向MICAM申请参展，却屡屡被拒。且近年来，意大利鞋业界常常发出“振兴本土鞋业，抵御中国鞋入侵”的呼声，因此这个展会也被公认为欧洲鞋业抵御中国鞋的最坚固堡垒。但钱金波的梦想在2009年变为了现实——中国鞋进MICAM展啦，而且还是3号精品馆！
这确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要知道，40年来，MICAM国际鞋展一直被控制在国际顶级品牌手中，意大利、西班牙的一般品牌都只能望“门”兴叹，而亚洲企业和品牌更是从未获准参展。MICAM展之所以“门”难进，是因为它有着近乎苛刻的参展条件。企业必须提前半年提出参展申请，然后由MICAM专设的专家评审组对申请企业进行审核，其要求包括款式设计代表国际时尚最前沿水平；产品不仅品质上乘，更要有自己的工艺特色；企业和品牌具有相当的实力等。
3月6日MICAM展开幕第三天，对第一次以参展商身份坐在自家展位中的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天。意大利、西班牙同行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神来纷纷向钱金波道贺，恭喜中国品牌跨进世界一流鞋类品牌行列；欧洲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采访这个进入MICAM的第一个中国品牌；而希望与红蜻蜓达成合作的品牌与采购商更是纷至沓来，达46家，现场成交鞋订单3.8万双，成交额超过150万欧元。
精明的钱金波用足了MICAM展厅，他把那些欧洲鞋款设计师请到布置得大气优雅的MICAM展位里谈合作。钱金波征服了这些曾经居高临下看不起中国品牌的欧洲设计师，把他们曾开出的天价成功地变成了合同上的合理价格。这些设计师对钱金波说，无论如何，你的公司出现在这里就表明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先不谈产品，进入这个馆，我们就知道你们这个企业是有梦想的。
“蓝天白云，绿草成荫，美丽的红蜻蜓带你回归大自然。”这是红蜻蜓在创业的第一天钱金波对它的浪漫描述。关于红蜻蜓品牌的选择，他这样解释：第一，红色代表中国，它喜庆、吉祥。第二，蜻蜓是自然中的精灵，又是它的吉祥物。红蜻蜓的品牌归属除了中国元素，也归到创始人的童年梦想当中。在故乡温州，楠溪江边的红蜻蜓是最多的，而且在蜻蜓当中红色也是最多的。一个人在那个土地和山水养育下，然后在那里生长着，在艰苦的童年中，红蜻蜓给他的感触最大。
钱金波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2岁时我献给妈妈一首诗。当我穿着背带裤，系着红蜻蜓，望着星空，告诉她，昨夜我梦见了一只红蜻蜓。在12岁把内心世界告诉妈妈的时候我想，等我18岁之后，有机会创业之后，我的品牌名字不需要更多的策划，名字就叫做红蜻蜓。于是今天，正如它精美的网站一样，浪漫而美丽的红蜻蜓在世界翩翩飞舞。
确实，MICAM展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钱金波又向自己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事实上，不管别人怎样看待他的那个云之梦，钱金波一直无怨无悔地踏踏实实地朝着那个遥远的梦想迈进着。
这一切，都跟早在几年前红蜻蜓制定的国际化策略相关。与其他中国鞋业品牌不同，红蜻蜓走的是主流商业渠道，坚决地把自己的专卖店开在国外高端鞋城、商场或商业大街上。与此国际化策略相适应，红蜻蜓提出了“欧洲设计，中国制造”的理念，投入了巨额研发资金。2007年，红蜻蜓投入2亿元在意大利设立了研发中心，重金聘请了数位意大利顶尖鞋类时尚设计师参与设计。
几年来，红蜻蜓成功探索出了一条进入欧州主流市场的路径，红蜻蜓已陆续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开了10多家专卖店，展示自己的品牌与设计，也最终引来了MICAM展主办方的关注。2008年5月，红蜻蜓进军美国主流市场——以首个中国品牌的身份进驻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顶级购物中心WEST FIELD（西田购物中心）。红蜻蜓美国形象店位于西田购物中心广场一侧，四周LV、PRADA、GUCCI、DIOR等奢侈大牌环绕，整个店铺面积达1300平方英尺，由美国WEST COAST公司负责店面设计，完全符合北美奢侈品牌的店面形象。店内陈列的红蜻蜓产品也全部由西班牙顶级设计师设计。
2010年，红蜻蜓被授予“中国时尚鞋类产品色彩研发基地”。在2010年夏季流行趋势发布会上再掀色彩之风，被媒体誉为“足色纷飞”。作为中国流行色协会副会长单位，红蜻蜓不仅着眼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着力于将色彩研究推广到整个行业。红蜻蜓为中国鞋业品牌实现全球价值梦想作出了榜样，在金融海啸中主动出击，取得胜利。“时间是奢侈品最大的成本。”钱金波说，只要坚持梦想，勤于思考，踏实行动，时间就能造就一切。迎接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