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再来看嵇康。
前面说过，嵇康是被司马昭杀掉的。他的被杀，直接原因是得罪了钟会。但是，如果司马昭不讨厌他，钟会也不可能得逞。司马昭为什么讨厌嵇康呢？又与嵇康的朋友山涛有关。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嘛！但是后来，山涛出去做官了。这倒也没什么，因为竹林七贤，个个都做过官，或有官衔。比如嵇康，中散大夫；阮籍，步兵校尉；向秀，黄门侍郎；刘伶，建威参军；阮咸，散骑侍郎。王戎的官就更大，一直做到司徒、尚书令。山涛呢？开始做小官，后来做到尚书吏部郎。问题是，嵇康做官，是为曹魏服务；山涛做官，是为司马效劳。这倒也罢了。可是山涛因为“另有任用”，便推荐嵇康接任自己的职务。嵇康就生气了，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与山巨源绝交书》，要跟山涛断交。绝交就绝交吧，他还要讲道理，讲自己为什么不能出来做官的理由，一共九条。就是这九条理由，把司马昭得罪了。
嵇康的九条理由，是什么呢？七条叫做“必不堪”，就是“我受不了”；两条叫做“甚不可”，就是“你们受不了”。哪七件事情呢？嵇康说，第一件，我喜欢睡懒觉。做官以后要按时起床，我受不了。第二，我喜欢抱着琴散步吟诗，或者出去钓鱼打猎。做官以后，旁边跟着秘书、警卫，我受不了。第三，我这个人不喜欢洗澡，衣服里面有很多小动物，经常要抓挠。上班开会，必须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累了不能躺，痒了不能抓，我受不了。第四，我是不喜欢写信的。让我每天写很多的公文，我受不了。第五，我不喜欢吊丧。做了官就不能不去，我受不了。第六，我不喜欢俗人。做了官，就得天天跟他们打交道，我受不了。第七，我很不耐烦，每天给我那么多工作做，我受不了。
谁都看得出，嵇康这“七条受不了”，一句正经没有。这就等于公开宣布，老子没把你们那破官放在眼里。请大家想想，这岂非故意让当局难堪？不过，更严重的，还是所谓“甚不可”，也就是“你们也受不了我”。哪两条呢？第一，叫做“非汤、武而薄周、孔”。汤就是商汤王，武就是周武王，周就是周公，孔就是孔子。这就是说，我，是反对商汤、周武，看不起周公、孔子的。你们，则是要以商汤、周武为先王，周公、孔子为圣人的。我们理念冲突，你们受不了我。第二，叫做“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很耿直的，疾恶如仇的，说话很随便的，遇到什么事情就发飙的。我的政治理念跟你们不一样，还喜欢发飙。你把我弄到你的政府里去，我天天发飙，你们受得了？
当然受不了。还不是以后受不了，现在就受不了。所以，司马昭就把他杀了。
这是嵇康的公开声明。但是我们去看他给儿子写的信，可就完全两样。他写《家诫》的时候，儿子还不到十岁。他怎么教育儿子呢？他说儿啊，以后长大了，做人要小心。如果做一个小公务员，对你的领导，恭恭敬敬就可以了。不要黏黏乎乎（不当极亲密），不要老去见他（不宜数往）。实在要去看领导，也要掌握时间，去得是时候（往当有时）。如果还有别的同事也去，就不能一个人走在最后面（不当独在后），更不能单独留下来（又不当宿）。因为万一第二天，你的同事挨批评了，他就会怀疑是你告的密。喝酒的时候，如果有人讨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好马上走掉。因为在场就要表态，表态就得罪人。你站在张三一边，李四要恨你；站在李四一边，张三要恨你。装聋作哑，两边都恨你。还有，吃饭的时候，人家跟你敬酒，你不能直统统地说我不喝，应该端起杯子笑，等等。
哈，写《家诫》的嵇康，很世故啊！跟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判若两人嘛！所以鲁迅先生说，嵇康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包括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恐怕是假的。实际上，嵇康也好，阮籍也好，比那些卫道士们更要看重礼教，看重孔孟之道。只不过，汤武周孔、礼教纲常等等，已经被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变成了谋私的工具。阮籍、嵇康这些“真君子”，就只好宣布自己不要礼教，免得被那些家伙“道德绑架”。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魏晋时期的“孝治天下”，确实虚伪。比如曹操，一面宣布“唯才是举”，不忠不孝也没关系；另一面，又以“不孝”的罪名去杀人。这样一来，孝不孝，岂不就成了他们手里的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是嵇康他们受不了的。
其实，礼教的虚伪，至少从东汉就开始了。当时有个“段子”，也就是民谚，叫“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这话什么意思？得先讲东汉的干部制度。秦汉以后，民国以前，历代王朝的干部选拔制度，前后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两汉是察举，魏晋是荐举，隋唐以后是科举。举，就是选拔。怎么选拔？隋唐以后靠考试，所以叫“科举”。魏晋靠推荐，所以叫“荐举”。两汉靠考察，所以叫“察举”。考察什么？一个品行，一个才艺。才艺好，就叫“秀才”。品行好，就叫“孝廉”。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就是选拔了一个官员，说他才艺好，是秀才，却不识字不读书；选拔了一个官员，说他品行好，是孝廉，却其实不赡养父亲。这，可不就是虚伪？
统治者虚伪，知识界也虚伪。虚伪的表现，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所以，伪君子是一定要讲礼教的，也一定是一本正经的。这就弄得真君子毫无办法。真正经是不行的了，它对付不了假正经。真正经，假正经，表面上看都正经，咋知道谁真谁假呢？不正经，也不行。所谓“假正经”，实质上就是“不正经”嘛！跟着他们“假正经”，当然更不行。怎么办呢？嵇康、阮籍、刘伶他们的办法，是“假不正经”。这是对付“假正经”最有力的武器。为什么？因为“假不正经”的背后，是真性情。假正经一旦遇到真性情，所有的脂粉、面具、铠甲，就统统地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了。
何况还有高智商和美仪容。这两个，也是消解和清算汉末魏晋之“假正经”的。因为假正经的特点，是装模作样。装什么呢？一装有道德，二装有学问，三装很正派，其实是做正人君子状。怎样做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规行矩步，固守雷池。这就毫无风采可言。有学问怎么装？掉书袋，打官腔，拽，卖弄，钻牛角尖。比方说，一句“学而时习之”，能写二三万字的注释。这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肯花工夫就行。所谓“皓首穷经”，说的就是这些人。最后，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也毫无魅力可言。
读死书和假正经，怎么会成为东汉的风尚呢？两个原因。一个，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一个，是汉王朝的“察举制度”。这两个，又有关联。秦汉以前，读书人的出路，是比较多的。因为读书人虽然是“毛”，只能依附在一张“皮”上，但那时“皮”多呀！秦、齐、楚、赵、魏、韩，都是“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士人们朝秦暮楚，见异思迁，正常得很。这才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秦汉以后不行了。“毛”还是那些“毛”，“皮”却只有一张，就是皇上。你想依附到这张“皮”上，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察举”。结果，要被举为孝廉，就得假正经；想被举为秀才，就得死读书。而且，还得读儒家的书，照儒家的伦理道德去伪装。这就是国家垄断出路、垄断思想的结果。
可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思想文化的事，没人管了。曹操又搞“唯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察举也没了。这个时候，死读书，没用。假正经，也没用。可不就闲下来了？统治者管不着，读书人闲下来，所谓“异端邪说”，也就乘虚而入。一个，“在野党”道家学说大行其道；一个，“洋鬼子”佛教思想风靡一时。儒家的经典，最吃得开的则是《周易》。《周易》、《老子》、佛学，这三个，共同特点是都讲智慧，充满哲理。这就产生了一种比较纯粹的思辨哲学——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哲学精神是很强的，哲学意味也是很浓的，所以我在前面说，魏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仅次于春秋战国的。可惜，魏晋玄学的题目，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诸位未必有兴趣，只好不讲。
总之，易、老、庄、玄、佛，是当时的显学，知识界趋之若鹜。于是，崇尚学问就变成了崇尚智慧。智慧本身是有魅力的，它会变成风采和风度。因此，时代的偶像，也就从“正人君子”变成了“风流才子”。在真性情面前，假正经已经原形毕露。现在又有了高智商和美仪容，它还能再有藏身之处吗？
当然没有。要玩，也得改头换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