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其实有两类。一类是娱人的，一类是害人的。如果说，娱人的闲话表现了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害人的闲话则主要源于“平衡感”和“报复欲”。
这两条，可以算作一对。爱讲他人之闲话者，多因内心不平衡。为了报复，也为了心理平衡，便去讲闲话。试看大观园中，最爱讲闲话的是谁？无非是赵姨娘之流，因为他们内心最不平衡。不平衡则“争闲气”，争闲气则“倒闲话”，闲话讲得越多，闲气也生得越多，如此恶性循环，永无出头之日。然而除此一招，也实别无良策。因为他们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地位，又没有正经事可做，不讲闲话干什么？何况，闲话不闲，说得多了，没准还真能起点作用。因不平衡而讲闲话者，心理大抵如此。
可以这么说，但凡爱讲别人闲话的，都多少有点“姨娘心理”；而所谓“平衡感”，说白了，也就是嫉妒心。正因为嫉妒，所以，自己不走运，便巴不得别人倒霉；自己不成功，便巴不得别人失败；自己站不直，便巴不得别人摔跤；自己没本事，便巴不得别人垮台；自己生了病，便巴不得别人早死；自己不幸福，便巴不得别人闹离婚。总之，是容不得别人，尤其是自己身边眼前天天看得见的人，比自己过得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于是竟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人的女朋友跟别人跑了，这个人便去将那女孩痛打一顿，或者竟将她毁容，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去找男的决斗。
当然还有更差劲的，那就是大讲这女孩的闲话。这实在是一种“姨娘心理”，也是一种“弱者行为”。因为强者居高临下，有强烈的优越感，自然不会去毁坏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只会去争取更好的。当然，他也绝不屑于去说闲话。弱者既无能力，又无优越感，只好找更弱的对象出气，甚至只能背里去讲闲话，亦即通过用闲话损人的方式来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你不是得势了吗？你不是走运了吗？你不是夺走了我的幸福（并非果真如此）吗？你不是在人前露脸（也并非果真如此）了吗？可是我背后说你闲话了，我和别人一起损你了，我们也就扯平了。这就简直连阿Q都不如。阿Q虽然主张“精神胜利法”，而且也是找比自己更弱的人（如小尼姑）出气，却还没有下作到背后讲闲话损人的。
讲别人闲话者，多半都被讲过闲话；被别人讲过闲话的，也多半要去讲别人。这叫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闲话还闲话”。你说我贪污，我就说你偷钱；你说我暧昧，我就说你养汉；你说我的文章都是别人代笔，我就说你的书都是剽窃。这种“闲话大战”，连学者教授之流也公然加入，真乃噫吁嘻不亦悲乎！
除了这种双方都以闲话为武器而相互报复者外，也有单方面用闲话来进行报复的，即明里吃了人家的亏，又斗不过，只好暗地里弄些鬼鬼祟祟的魍魉手段，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自然也不折不扣的是弱者行为。这种人，往往睁着两只贼亮贼亮的眼睛，千方百计在对手身上找岔子。一旦逮住把柄，或自认为逮住了把柄，便立即兴奋异常，四处奔走相告，唯恐天下不乱。如果这把柄是别人逮住的，闲话是别人制造的，则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并主动承担起传播的义务，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惜添油加醋，增容补缺。所以，通过闲话，也可以考察人际关系。一个人，如果十分起劲地说某个人的闲话，则他们之间便多半是有过节，或是前者吃了后者的“亏”。
其实，即便不是出于报复，人们在传播闲话的过程中，也往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潜在心理。因为好坏优劣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别人倒霉了，就说明自己走运；别人被说闲话，就证明自己没有把柄。因此，为了证明和显示自己清白，也为了体验优越感，便不但暗地里盼望别人出事，也会有意识地去说别人的闲话。别人的闲话越多，自己的闲话就越少。不过，真到少得等于零时，有些人又往往会有一种失落感，心里酸溜溜的，因为这意味着他根本不值得别人注意。
所以，一个人，除非谁也不认识他，或者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就难免会被人说闲话。即便他再会做人，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这家伙，八面玲珑，从来不得罪人，真是油壶里的鸡蛋，又圆又滑。”这不也是闲话么？
闲话艺术家
除了存心用闲话为武器，报复泄愤，搞窝里斗外，还有一类人的爱说闲话，只不过是为了过嘴巴瘾。这可算作“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们与谁也没仇没怨，既不想打倒谁，也不想报复谁，既没有目的，也没有动机。他们之热衷于讲闲话，完全是“为闲话而闲话”，因此是真正的、纯粹的、不折不扣的“闲话爱好者”甚至“闲话艺术家”。
这种人，人数虽不一定多，但能量大，影响广，是“闲话运动”的中坚分子和骨干力量。中国的“闲话事业”，多半要靠他们来维持和发展。因为他们对闲话最热爱，最痴迷，也最不受其他非闲话因素的影响，因此总能保证闲言碎语的流布和传播。
从性格上讲，“闲话艺术家”多半是些热心快肠又心直口快的人。热心快肠就爱管闲事，爱管闲事就熟人多，人缘好，信息面广，消息灵通；心直口快就口没遮拦，不看对象，逢人就讲，到处传播。总之，什么话他们都能插上一嘴，什么事他们都能插上一脚，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他们不敢发表的议论。加上没有私利，没有目的，没有是非，传起闲话来，也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常常站在十字路口，义务充当“新闻发言人”，在众“望”所归和一片喝彩声中大过其瘾。
这当然十分可爱，同时也十分可怕。因为他们的传播闲话，完全没有私心杂念。没有私利，也就没有立场，当然什么闲话也都一律予以传播，伤害了谁他可不管，而且还自认为很公正，因此也最可怕。老谋深算的窝里斗高手，要用闲话来暗箭伤人时，首先想到的“枪手”往往也就是他们。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别人当了枪使，还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实在堪称“闲话艺术家”。
这类宝贝之所以乐此不疲，细考其心理，又无非三端：其一是“责任心”，以管闲事为己任，甘愿赔上时间，搭上精力，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闲事四方奔走，到处游说，似乎天下之兴亡，社会之治乱，全系在他的一张嘴上。其二是“表现欲”，不甘寂寞，好胜心强，听到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要表现自己“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神通”。所以这类人讲闲话时，听众越多，他的热情就越高；如果没人爱听，便会落落寡欢，索然无味。其三是“快乐感”，即在传播和讲述闲话的过程中，能因这过程本身而体验到一种快感。有无这种快感，是区分“闲话艺术家”与一般“闲话爱好者”的分水岭。只有那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纯为快感而讲闲话者，才真正是“为闲话而闲话”，“为艺术而艺术”。
以闲话为乐事、为第二职业的“闲话艺术家”毕竟是少数，以闲话为武器、为斗争手段的“闲话阴谋家”也毕竟是少数。就多数人而言，他们的讲闲话、听闲话、传闲话，则不过是为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点乐子罢了。“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每个人都要在这社会舞台上“表演人生”，倘无“戏剧性”，便未免乏味。听闲话，即等于看戏；讲闲话，即等于演戏；在传闲话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则无异于编剧之一了。
于是，以闲话为职业者，也就应运而生。
宫廷里的“职业闲话家”是“弄臣”，主要的工作是和皇帝开玩笑，说笑话，闲聊天，逗乐解闷。皇帝也是人，不能整天板着脸办公、说正事，也要消遣、娱乐、游戏，包括说闲话，这就非有弄臣不可。“弄”者，戏弄也，故弄臣即“狎近戏弄之臣”。他们的工作，并不止于说闲话，有的其实是“男宠”，搞同性恋的角色，所以不大被人看得起。专一说闲话的则叫“文学弄臣”，又叫“文学侍从之臣”，较之男宠要稍为体面一点，有的还能“入阁拜相”，如清代康熙朝的高士奇即是。此外还有“太监”。太监原本是女性化的男人，自然不乏会说闲话者，给皇太后、皇后、嫔妃们说闲话的任务，就由他们承担。达官贵人家里的“职业闲话家”则是“清客”，即专一在这些人家里帮闲凑趣的门客，比如贾政身边就养了一大批。他们的任务，无非是作点诗，填个词，说说笑话，行个酒令，凑凑趣，捧捧场，拍拍马屁，打打秋风而已。弄臣和清客，因为都是只有等皇上或权贵们“闲”下来时才“上班”的，所以他们的职业，也就可以统称为“帮闲”。
帮闲与帮忙
帮闲的职业，历来不大被人看得起。皇上既把他们“俳优蓄之”，达官们也往往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因此有抱负或有骨气的文人便往往不屑一为。比如司马相如，就常常装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一心要做“封禅”的大文章。又比如李白，听说玄宗召他，以为会委以重任，高兴得“仰天大笑出门去”，声称“我辈岂是蓬蒿人”。及至到了长安，才发现不过是做“文学弄臣”，写些“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小曲，便气得在街上喝得烂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后终于挂冠而去。其实依我看，这两位也用不着这么恼火，因为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才能。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其实不宜持政，因为他们只会“乱政”。试看会作诗的李煜，会画画的赵佶等人，哪一个不是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让他们帮闲，应该说倒真是“知人善任”。
何况帮闲也不容易。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否则便不过是扯淡。所谓“真正的帮闲”，第一要“会说”，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举重若轻，挥洒自如，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相当于“口头文学家”。第二要“能讲”，见多识广，知今鉴古，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上茬，对上口，说出名堂来。这就要肚子里有货，至少是半个“学问家”。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无论讲什么，都只会让人高兴，不会让人反感。这就简直要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了。
说好闲话已属不易，而要能做到“微言大义”，起到“振危释惫”的作用，就更不容易。不但要为人正直，还要有过人机智。不过历史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比如战国时的淳于髡和优孟等等就是。其中最优秀的，又当首推秦的优旃。“优”即“倡优”，是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优旃是个侏儒，矮小丑陋，大约是滑稽演员这一类的人物，“善为笑言”，却“合于大道”。秦始皇曾想建一个大猎场，东至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西至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东）。优旃听了后便说，好得很好得很！再多养些野兽在里面，敌寇从东方来，只要命令麋鹿去抵抗他们就行了。秦始皇一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秦二世当了皇帝，又异想天开地要用油漆来涂饰城墙，优旃一听又说，好得很好得很！油漆过的城墙，又漂亮，又阔气，又滑溜溜的，敌人来了爬也爬不上。只是涂漆倒也容易，但要找一间大房，把漆过的城墙放进去阴干，就有点困难了。于是二世也一笑了之。这可真是片言谈笑之间，便否决了一件于国于民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议案，实在应该说绝非“帮闲”，而是“帮忙”。
清客之中，也不乏能帮忙者。汉武帝（一说汉宣帝）时北海太守某公（一说名龚遂）的清客王先生就是。当时，皇上召见太守，王先生便对太守说，如果皇上问明公，“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明公打算怎样回答呢？太守说，我回答：选择贤良的人材，任其尽展所长，赏拔超异寻常的人，处罚不图上进的人。王先生说，这就是自吹自擂，自夸功劳了。请明公这样回答：“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北海太守见了皇上，当真如此对答。皇上一听，果然“龙心大悦”，提拔北海太守为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令王先生做他的副手（水衡丞）。王某的话，算不上正义，但也是“帮忙”，不是“帮闲”。
可见“闲话不闲”。闲话讲得好，便是“帮忙”；讲得不好，便是“扯淡”。帮忙与扯淡之别，全在内容，不在形式。所以，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虽不是“职业闲话家”，却也大都会讲几句闲话，多少有一点讲闲话所必须的文思、口才和应变能力。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都往往有宴会。宴会是表示友好的形式，不能“打官腔”，只能“说闲话”。即便发生冲突，也只能用闲话来还击和化解。三国时，有一次西蜀的使节张奉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方面十分恼火，又不便发作，于是东吴方面的薛综便走过去向张奉敬酒，并十分随意地问他：先生知道什么是“蜀”吗？“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不高兴地反问：先生难道不能说说什么叫“吴”吗？薛综应声道：“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座皆笑，张奉无言以对，只好认输。可见所谓“折冲樽俎”，其实是离不开闲话的。
闲话与闲书
闲话既然有这么多的用处，自然就会有专门讲闲话的书，叫作“闲书”。闲书又有两种，一种专门记录闲话，另一种则自身便是闲话。前者如魏文帝曹丕的《笑书》、同代人邯郸淳的《笑林》都是。另外如有名的《世说新语》，也记录了不少闲话。后者的范围就更广了。广义地讲，但凡供人闲暇时阅读，并不一定要正式场合才使用，或并不一定要正襟危坐刻苦攻读的书，都可以看作是闲书，尽管它们的内容未必都是“闲事”。这又是只关乎形式而不关乎内容了。这样算下来，则杂文、随笔、散文、小说，总之，文学作品的半数以上，都应视为“闲书”。
这显然要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和忿怒。理论家会认为这是无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作家则会认为这是故意贬低他们的“身价”，视作家为“倡优”。但是，请且慢大动肝火。第一，当今社会，人人平等，所司职业，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当一个“职业闲话家”，至少不比当一个“职业套话家”和“职业空话家”更“下贱”。第二，一本书有无社会价值，主要看内容；有无审美价值，则主要看形式。只要有高尚、健康、充实、于人民有益的内容，就有社会价值，而无论其形式“闲”与“不闲”。当年有人攻击鲁迅先生，说他的作品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先生不以为“掉价”，反将自己的杂文集名之曰《三闲集》，以为略示反击。显然，先生对于所谓“闲书”问题，有着超于常人的深刻见解，与那些表面自命高雅实则俗不可耐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闲书正如闲话，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关键要看你说的是什么。比如前述优旃说的那些闲话，就利国利民，而且效果比正儿八经上“万言书”要好得多。当然，闲话也害人。但，不是闲话，就不害人了么？张春桥、姚文元写的那些文章，还有那个时期“两报一刊”的社论，不是闲话吧？害人不？可见，闲话害人，并不因为它是闲话。这就正如一把斧头不幸被用来杀人，那罪过却不在斧头一样。
更何况，闲书和闲话，还为生活之不可少。我们知道，闲话，原本并不是“背后议论批评”的意思，也不等于“不满的话”“坏话”，而是“闲暇时说的话”。闲书则是“闲暇时看的书”。它们不但是一种休闲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情趣。生活中，完全不说闲话的人有多少呢？读书而完全不读闲书的也不多吧？即便有那么几个，也十有八九刻板迂腐、枯燥无味、了无情趣，而且还活得很累。
因此我们不妨把闲书分为三类，一类是内容充实、意义深刻者，则形为闲书，实则正史。一类是形也“闲”，实也“闲”，虽无重大意义，但能调剂生活，放松身心，消除疲劳，打发时日，也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类是内容空洞、毫无意义者，则只能算是扯淡。闲书容易变成扯淡，这倒是不可不防的。但“扯淡”者却并非只有闲书。比如时下道貌岸然，文字枯燥，一本正经地在那里扯淡的所谓“正书”，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如此说来，则闲书也可以说正事，正事也可以用闲笔来写了。事实上，这类著作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便是。它至今仍是中国美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然而却是“闲书”。这又再次证明闲书并非就一定没有价值。相反，由于闲书态度闲适，文笔流畅，辩解敏捷，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愉快，引人入胜，因此说起“正事”来，效果往往更好。写这样的好闲书，一要见解独到，二要学识渊博，三要灵活机智，四要才气盎然，才能写得生机勃勃，发人深思。这就要有举重若轻的功夫，绝非单凭耍贫嘴就可以奏效的。
本书要做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试验—— 给严肃的学术著作以闲书的形式，或者说，赋予闲书以深刻的思想内容。所以，我将这种形式，名之曰“随笔体学术著作”。这一试验成功不成功呢？作者心中并没有底，就只好一任读者诸君去鉴定，去品玩，去说三道四，去讲“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