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危机与救赎
吴晨
《经济学人·商论》总编
回溯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走势的分水岭。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遭遇重创，危机发源于美国，波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鲜有经济学家准确地预测到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市场的放任和去监管会催生诸如“忍者”贷款（NINJA Loan，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人）这样高风险的市场行为？是什么让道德风险泛滥？为什么市场的激励导致银行家的短期行为，而忽视了市场逐渐累积的长期风险？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倒”而不得不由政府兜底纾困，但是几乎没有银行家为危机肩负起个人责任？
莫约的《增长危机》，是金融危机10年之后为应对这一系列问题而尝试做出的回答。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降级”的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而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危机，需要改良。
全球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疑。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3年，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政策的建树，脱欧是否有序，甚至脱欧与否，都仍然是未知数，而整个社会却被这个“人造议题”割裂深重。特朗普则代表了民粹主义大张旗鼓的叫嚣，它裹挟了全球化输家的怨愤——这些输家有全球化过程中工作流失的美国“锈带”的蓝领工人，也有那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屋被变卖的失房者，更涵盖过去20年薪资停滞的众多工薪阶层——却祭出了贸易“保守主义”的大旗，希望打破多边协商的贸易规则，挥舞美元结算和治外法权的“长臂”，重塑美国的“雄风”。
深入思考，进入21世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最大的失误的确是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失察。全球化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更好和更便宜的商品，也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但忽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忽略了资本在全球化盛宴中攫取的收益远远大于劳动阶层的事实。全球化也是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飞速发展的时代。现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69个是跨国公司，31个是国家，“富可敌国”已成为现实。最近20年，欧美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如乘火箭般上升，加上股权和其他激励的金手套，标普500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已经超过企业全职员工平均薪酬的1 000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薪酬差距平均只有35倍。
分配不公与贪婪，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之一，它背后是对弗里德曼提出的单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在金钱的驱动下，忽略了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也可能打击企业的长期价值。CEO丰厚的股权激励，鼓励了企业的短视，越来越多手握巨额现金的大集团选择通过股票回购来推高股价，毫不避讳地帮助管理层管理股价，代价是对公司未来投资的减少。管理层与普通员工日益拉大的薪资差距，连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的孙女都看不下去了。她站出来指责迪士尼给CEO艾格的薪酬太高，她认为，如果把艾格每年6 000多万美元的薪酬平均分配，那足以给每位迪士尼乐园中拿着时薪15美元的员工涨薪15%，还能剩下1 000万美元让艾格继续做富有的CEO。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崇的“小政府”和“去监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竞争的活力，也避免了英美走入“高福利国家”的困境。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概言之，可谓“三宗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政府投资不足，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维护和新建的投资乏善可陈；寅吃卯粮，政府债务高企，却仍然愿意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不努力增加盈余改善财政状况。
莫约的《增长危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一是金钱政治的流行。企业在政策游说上的花费水涨船高，华盛顿成为说客和律师的纸醉金迷的大都会，选举政治以金钱开道，导致政客非但不能制约“富可敌国”的企业财团的扩张，反而有可能进一步被套牢。特朗普打着民粹牌，宣称要清空华盛顿的“污水”，而在施政中，他任命的许多官员是代表企业利益的“夹袋”人物，比如他任命的环保局长以前就是代表石油利益的说客。
二是选举政治日益缺乏竞争性。美国两党在议会选举中都特别热衷于划分选区，因为选区的划分可以把更多支持者划入一个选区，减少选举的竞争性。在最新的美国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出现几十个议员席位没有人挑战的局面。不受挑战的长期议员因为缺乏选民的监督而更可能代表利益集团。
三是党同伐异，甚至不惜政府停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屡屡发生，频次越来越高，恰是美国政治失灵的最好代表。
莫约提出的一些改良方案有些太理想，甚至带有一些精英主义的倾向，但是，莫约的讨论和建议仍然从侧面告诉我们，仅仅喊一喊民主加市场经济的口号，并不一定能给新兴市场带来发展的动能。与任何制度一样，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都需要设计、修改、更新。莫约发起的对于制度设计的讨论很重要，只有不断改良和创新，才能重新找到制度的生命力。比如，针对年轻世代选举参与比例低的问题，莫约提出应该强制投票，处罚那些大选时不投票的选民，让每个选民都珍惜政治参与的机会，让投票成为每个公民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说，因为澳大利亚和瑞士已经实施了选举强制投票。
回到中国，《增长危机》也为探讨中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视角。如何确保我们能更好地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可调动巨大社会资源的大政府，如何能不断地提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制度、治理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调整着眼。
《增长危机》里提出的一些数据值得深思。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经常提“7、25、50”这三个数字，即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25%，但支出了全球福利的50%。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站在发达国家的视角，可以说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福利负担，也凸显了欧洲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当下的福利要求而付出了透支未来发展投资的巨大代价。的确，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缺乏有效的平衡，就可能成为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予取予求。但是，反向思考，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福利需求的增加，如果福利支出比率低于全球经济的占比，这样的短板迟早也得补上。
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的缺口，计算下来大概需要2万亿美元。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设洲际公路的大手笔投资之后，在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上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因此道路桥梁年久失修问题严重。相反，日本一直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其中很多成为政客的分肥项目，使用率很低的“大白象”项目不少，基建对经济的整体拉动有限。
这给中国基建的未来提了个醒。经历了过去20年的快速建设之后，中国未来维护存量基础设施需要的投资将和美国的现在一样，巨大的投资就意味着未来巨大的维修成本。因此，好的计划不仅要研判未来基础设施使用的需求变化，还要至少把维修成本计入未来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