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非共情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内塔尼亚胡决定下令轰炸这个火箭发射器。
现在想象一下用共情来帮助自己做决策的情景。假设内塔尼亚胡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一个被导弹炸死的巴勒斯坦孩子的父亲，我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那些被雨点般落下的炸弹吓得魂飞天外最终还难逃一死的巴勒斯坦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会做何感想？”如果真的能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然后再做决定，可能整个加沙地带都会安全和平得多。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哈马斯的领导人。虽然明知以色列部署了“铁穹”防御系统，但如果用非共情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的方法来看，他就会做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决定。
但假设哈马斯的领导人这样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一个正要进入梦乡却被警报声惊醒的以色列孩子，我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那个一瘸一拐地奔向防空洞的以色列老太太是我母亲，我会做何感想？”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他选择用不同的手段去伸张正义或反抗不平等。
这里确实有一些合情合理的观点。如果可以对敌人共情，那我们确实能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但事实上，共情的工作机制与这是大相径庭的。想想一个准备开战的国家是怎样的。领导者能通过展现理性的有关成本收益的统计评估数据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吗？他们的决策是通过巴伦-科恩所说的那种“非共情的成本收益计算”做出的吗？这种冷血的成本收益计算能解释他们入侵时的心态吗？
恐怕没那么简单。更典型的情况是，人们对敌方曾经对自己的家庭、同胞和盟友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痛心疾首、难以释怀。回想一下，三名以色列青少年被杀的事件是如何让以色列民众群情激奋，继而引发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的；再回想一下，哈马斯和其他组织是如何利用巴勒斯坦的死伤者作为导火索，继而引发大家对攻击以色列的支持的。如果去问随便哪一方的支持者，问他们为什么会杀死敌方国家的儿童，他们并不会给你提供巴伦-科恩所讨论的那种统计数据，而是往往会谈起敌方过去是如何伤害自己的亲人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更多的共情就能解决问题了。例如，对以色列民众而言，不仅要对身边的人共情，也要对那个携带人体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共情。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不仅要对家园被坦克摧毁的兄弟姐妹共情，也要对驾驶坦克的以色列士兵共情。
这个想法听上去或许很诱人，但有数不胜数的证据都说明，共情的工作机制并非如此。要求一个人像关怀自己的孩子那样关怀敌人，就好比要一个人像爱吃苹果那样爱吃狗屎，这在逻辑上讲得通，却有违人类心智的工作模式。也许有极少数的人真的能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敌人，但那些领导者和影响力超群的人也能如此吗？我深表怀疑。
不仅如此，共情在这种情况下和很多其他的场景下都不是一个称职的道德指南。归根结底，所有真心想做好事的人，终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效果论者，做些最起码的巴伦-科恩所说的那种成本收益计算。假想一下，如果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能阻止希特勒杀害集中营里的上百万人，那么，即便明知这种军事打击会导致一部分平民伤亡，我也认为它是正当之举。如果巴伦-科恩能在这一点上与我达成共识，那么他一定也会意识到共情的局限和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
共情是如何引发暴力的
共情能引发暴力行为是老生常谈了，而且亚当·斯密早已对此进行过深思熟虑的讨论：
当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欺辱伤害的时候，那种对受害者所受之苦的共情似乎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同病相怜，并且共享那种对施暴者的愤恨。我们想要看到受害者以牙还牙，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其中。
如果我看到你被他人攻击，并且能感受到你心中的愤愤不平，那么我就会与你同仇敌忾。但事实上，对于我们为什么想要以牙还牙，这种思维框架并不完全正确。例如，虽然我觉得虐猫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我这么想并不是因为觉得小猫也想进行报复。真正的问题并非“受害者想要怎样”，而是“如果受害者是我或者我爱的人，我想要怎样”。后来斯密自己也做出了澄清，说对于受害者一方，“我们会把自己置于他们的情境下……就好像我们能进入对方的身体一样……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对方的遭遇带入了自己的心灵……”
每当提及暴虐，比如以前美国南方对黑人的私刑和欧洲的大屠杀，学者们往往会讨论仇恨、种族意识形态和去人性化。这么做本身无可厚非，但共情其实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里说的当然不是那种对私刑受害者的共情，而是被无辜的受害者讲述的故事所激起的共情。
例如，想想当今社会各种有关反移民的言论。2015年美国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非常喜欢谈论凯特·施泰因勒（Kate Steinle），但特朗普从来不用她的全名，只叫她凯特。她在旧金山被一个非法移民杀害，特朗普尽其所能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墨西哥杀人犯，希望引起听众的重视。同样，安·库尔特（Ann Coulter）在她的新书《再见，美国》（Adios, America）(23)中也对移民犯罪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书中的标题往往是这样措辞的：“为什么新闻里的西班牙裔形象都是高才生，却没有强奸犯？”“因为毒品痛失亲友？那就谢谢西班牙裔吧。”特朗普和库尔特用这些故事来煽动人们的情绪，让人们为无辜的受害者感到痛心，继而支持反移民政策。
暴力冲突背后有很多原因，我不会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受害者的共情，但共情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当希特勒侵略波兰时，支持他的德国民众无一不是因为那些波兰人杀害或虐待自己同胞的故事而感到义愤填膺的人。无独有偶，在美国为出兵伊拉克做准备的时候，报纸和互联网上也充斥着有关萨达姆和他儿子如何暴虐的骇人听闻的故事。
我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认为各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因为无辜民众的苦难而进行军事干预，比如美国政府决定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共情会让人们太轻易地选择诉诸武力，让人们对战争的收益津津乐道——替那些受苦的人报仇雪恨，并防止更多无辜的人受害。与之相反，战争的成本却是一堆干瘪抽象的统计数字，往往会被忽视，因为人们无法对其感同身受。只有在战争开始以后，人们才会试着去对战争的受难者进行共情，尤其是对己方的民众，因为直到此时，这些成本才会变得生动具体起来。但是，这时通常已经为时太晚了。
关于共情是如何引发暴力的，目前没有多少实证研究，但安内克·布福内（Anneke Buffone）和迈克尔·波林（Michael Poulin）所进行的两个实验给出了一些提示性的信息。
共情研究室
研究者让被试描述一个发生在上一年的亲人被不公正对待的场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都可以。他们询问被试与所描述事件的受害者之间的亲密程度以及是否曾与侵害者有过正面冲突。不出所料，与受害者的关系越亲近，被试与侵害者之间的冲突就越强烈，这完全符合共情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实验的发现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解读。或许，催生暴力的并非同情或者善良，更别提共情了，反而就是受害者与自己的亲近关系。于是，他们又设计了第二个实验来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共情研究室
研究者告诉被试，隔壁房间正在进行一场两位学生之间的数学竞赛，奖金为20美元，并且两名参赛者素不相识。然后，被试会读到一篇被告知是其中一名参赛学生写的文章，讲的是自己的经济问题——她需要用钱来修车和付注册课程的费用。之后，研究者又告诉被试他们被随机抽样选中参与一项关于痛苦对表现的影响的研究，负责决定施加痛苦的程度，即选择放多少辣椒酱，而实验的对象，就是那名与文章作者竞赛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