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是从写我的硕士论文开始的，最终变成了这本《迷人的沟通》。当时我调查了四座城市——巴黎、伦敦、斯德哥尔摩、纽约，然而最近我才意识到，对于交往约会而言，世界上最让人激动的变化来自世界的另一边——亚洲。整个亚洲就好像一个熔炉，不断锻造着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方式，对于一个研究约会交往的社会人类学家而言，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心潮澎湃的了。
我是从在日本生活的那段时间开始对亚洲着迷的。泡在深山热气蒸腾的温泉中，望着天上闪烁的群星，我意识到自己虽然去过一些地方，但从来没有在一个令人既着迷又迷惘的地方真正生活、工作过。不管是能从自动售卖机中购买到任何东西的生活方式、原宿新青年不可思议的时尚潮流，还是我和我特别害羞的日语老师那次失败的调情经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既新鲜又独特。
现在我理解了不同文化的复杂多样性，如果重新开始研究，亚洲城市毫无疑问会成为我研究的一部分。我非常热衷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不轻易放过任何观察当地约会场景的机会。
很多亚洲国家的文化都在女性的主导下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来自女性新近获得的经济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选择。劳动力中女性参与者所占比例的增长提升了女性整体的赚钱能力。这并不能代表女性发起和挑选情感关系的选择增加了，但再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愿意负担事业、家庭责任和抚养子女这三重任务了。其中一些人反而选择放弃婚姻这条道路。例如在日本，男女不婚的比例都提高很多。《经济学人》近期的一篇文章解释了日本过去的状况，女性常常期待从男性一方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男性则希望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现在这一点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从事临时性质的工作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我不希望我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我的经济能力不够而错过任何可能的体验。”一家国际连锁俱乐部的培训生——24岁的井形顺喜（Junki Igata）说。他希望可以推迟到35岁左右或者40岁前再结婚。从事临时性质工作的男性比从事全职工作的男性对婚姻的期待值更低。
然而，女性的情况正相反。全职女性结婚的比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女性少。她们面对的是残留的传统婚姻责任观念，这种观念使全职日本女性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难以找到平衡，而丈夫通常会期待女性放弃工作。在日本家庭中，家务活的分担是不平均的，男性每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时间只有一小时七分钟，而美国男性和法国男性每天要分别承担三小时和两个半小时的相应工作。与此同时，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结婚的平均年龄都在变大。
换句话说，婚姻对于人们来说吸引力越来越小，至少父母那一代的婚姻模式对人们的吸引力下降了。
这一趋势没有被忽视。为了应对人口增长率下降这一问题，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经致力于为公民配对。在中国台湾，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当起了媒人，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员组织“相亲游”，其中包括观光和在高级酒店开展的速配活动。而早在2003年，新加坡政府就当起了月老。由“官方媒人中介”社会发展部举办相亲活动，希望能为国民配对，进而增加人口数量。然而直到2017年，“头号官方媒人”谢温迪（Wendy Tse）回答Time Out杂志关于为什么新加坡的相亲活动没有纽约的那么有效的问题时说：“显然一部分原因是新加坡相亲活动通常（被看作）是由政府发起的。”不论目的多善良，参加政府组织的相亲就跟被妈妈送去参加学校舞会一样——不酷。
与此同时，女性并不是不想找伴侣或是恋爱。即便是在结婚率骤降的日本，大多数人仍旧希望结婚，其中男女的比例分别是86%和89%。(1)
然而，如果不想扮演人们期待的传统角色，亚洲女性要如何运用新近获得的经济力量呢？怎样才能借此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伴侣呢？
答案有二。
首先，要意识到经济稳定会带来更多的伴侣选择——你的做法要和过去有所不同。游戏已经全面升级，亚洲女性不一定再选择她们过去会选择的伴侣了。并不是选择伴侣这件事变化了，变化的只是伴侣标准。面向新女性的伴侣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她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在她们的头脑里世代灌输的都是要选择一个稍微年长、经济条件好、能够供养自己的男性，随着她们在经济上的成功，选择伴侣的权力增大了。这意味着女性可以通过判断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好伴侣来做出决定——他是不是敏感，是不是有同情心，甚至是否会照顾孩子，是否能让她们开心，是不是长得好看。这样选择出来的伴侣可能比自己年龄小，或者她们甚至会选择不要伴侣。事实上，多少年以来男性一直在做的选择，现在女性也可以做。当不存在经济上的依赖时，我们选择伴侣的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其次，不要等着这个社会来追赶你。此刻，成千上万的人在挑选适合他们的伴侣。他们可能还不是主流，或许此刻还被认为是反传统的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聚合成了一群为自己选择的人——不生孩子、和朋友生孩子、通过捐献的精子怀孕、冷冻卵子，或者一直单身。当足够多的人都能足够勇敢做自己感觉正确的事，而不是做仅仅被社会认可的事时，那么社会早晚会跟上这种变化。但是不要等着社会首先认同个人的改变，社会认同通常比个人做出改变要慢上许多。
所以，应该如何和异性进行情感沟通，进而找到适合的伴侣呢？沟通并非没有技巧，不能学习，恰恰相反，如何自然地和异性开始谈话，进而维持一段恋爱关系，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学习的，这也就是我在这本书中要讲到的：调情。我第一次来远东时，一直被这里的生命力、能量和变化发生的速度所震撼，感觉像是地平线在震动。调情学则是让自己面对新的地平线。女性希望能够成为社会新动态的一部分，她们想改变自己寻找伴侣的视角，也做好了自主选择的准备。或许她们在路上需要一点帮助来教她们如何去做，让她们变得自信，帮助她们做出合适的选择。而对于那些正用新的眼光全方位审视自己、不仅仅把自己看作家里的经济支柱的男性，或许这本书可以为他们提供经验和教训。调情学要求你在关注周围人之前，必须先观察自己，保证自己能够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在新机遇不断找上门的亚洲，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也是我喜欢在那里做演讲、开工作坊的原因之一。我常去新加坡做讲座，我发现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的参与者们很希望了解这方面的事情。我在马来西亚也开过几次工作坊。我很享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实际上，就是在吉隆坡，我第一次有机会和阿伊莎一起工作。阿伊莎是华裔马来西亚人，是她家族中工程公司的董事长，42岁，聪明幽默，热情洋溢。她迫切地想要找个伴，生一个孩子，并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跟做其他事情一样拿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她参加社团，组织相亲大会，报名参加兴趣学习班，一场不落地参加受邀的聚会。当她请我给她单独指导时，我问她，是更想要一个伴侣还是一个孩子。她回答说：“孩子。”因为她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也有家庭的支持，所以她想自己试试。作为一名经济独立的女性，她可以外包大部分的事。有了家庭、保姆、清洁工、厨师，她可以去上班，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从中获得成就感，同时还能有一个孩子。我告诉她我为亚洲女性创造不同配偶标准的理论。她不需要找符合上一代人标准的男性作为伴侣，经济上的成功让她没有必要再依靠任何人。
一个月后，她联系我说，她潜泳时遇到了一个28岁的男人，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了。她还是担心年龄的问题，但是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她说年龄差距会有一些小问题，我安慰她说两性关系中总会有小问题，跟年龄差距没关系。五个月后我在伦敦见到她，她浑身散发着光芒。她恋爱了。上个月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她怀孕了，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开心。
亚洲女性和全球女性都将开始自己做决定选择伴侣。抛弃以前的标准吧，它已经过时了。
(1) 原注：根据日本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0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后文中除特殊说明，均为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