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让我们了解了无意识的若干形式。与很多其他的脑科学研究者一样，我一直着迷于关于大脑的最大难题：意识的本质以及各种无意识心理过程与有意识思维的关系。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格伦德费斯特谈起弗洛伊德的心智结构理论—自我、本我与超我—的时候，我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意识和无意识过程在大脑中的表征有何不同？但直到最近，新心智科学才开发出了通过实验来探索这一问题的工具。
为了给意识研究注入有益的洞见，新心智科学首先得将意识可操作性地定义为知觉性觉知的一种状态或显而易见的选择性注意。意识的核心，则是人对自我的觉知，以及觉知到自己正在觉知。因此，意识是我们的一种能力，它不单单用来体验快乐与痛苦，更可以用来留意和思忖这些体验，这种能力适用于即刻的生活并贯穿整个人生。有意识注意使得我们可以忽略不相干的经验而专注于我们面对的重要事物：快乐或痛苦，天空的蔚蓝，维米尔画作中窗外透进的冷光①，抑或海滨的美丽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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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科学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理解意识。这一论断的真相可以经由弗朗西斯·克里克的科研生涯得到绝佳诠释，他也许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生物学家。当克里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进入生物学领域时，有两大谜题被认为是科学无力解答的：生命世界和非生命世界的区别是什么？意识的生物学本质是什么？克里克首先转向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别这个相对容易的问题，开始探索基因的本质。在他和詹姆斯·沃森合作仅仅两年之后的1953年，他们参与解决了这一谜题。正如沃森后来在《双螺旋》中描述道：“弗朗西斯在午餐时冲进老鹰（酒吧），向在场所有人宣告我们发现了生命的奥秘。”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克里克参与解开了 DNA 如何产生 RNA、RNA 又如何产生蛋白质的遗传密码。
1976年，60岁的克里克转向了剩下的那个科学谜题：意识的生物学本质。他与年轻的计算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合作，将余生投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克里克将他特有的智识和乐观带入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而且他让先前被忽视的意识研究成了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经过了近30年持续的努力，克里克也只能将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一小步。实际上，有些研究心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仍然觉得意识是如此高深莫测，以至于他们认为意识恐怕永远不能通过科学术语来解释。他们问道，一个生物系统、一台生物机器，如何能感受大千世界？更令人疑惑的是，它又如何能思考自身？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和雅典学园的创始人、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个摒弃迷信的影响、将自己的思考建立在临床观察之上的医生，他认为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源自大脑。柏拉图则排斥观察与实验，他觉得我们能够思考自身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拥有非物质的不朽灵魂。这个不朽灵魂的观念后来被整合进了基督教思想并由13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加以详尽阐述。阿奎那和之后的宗教思想家认为灵魂作为意识的生成者，不仅与身体是分离的，而且是神创的。
在17世纪，勒内·笛卡尔发展了人类具有二重性的观点：他们有一个由物质构成的身体和一个源自灵魂的精神实质的心灵。灵魂接收来自身体的信号并能影响身体的行为，但它自身却是由人类特有的非物质构成。笛卡尔的思想引发了如下观点，认为诸如吃饭、走路等活动，以及感知觉、食欲、激情甚至简单形式的学习，都由大脑介导并能够得到科学地研究。而心灵是神圣的，因此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17世纪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流行。生于维也纳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和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生物学家约翰·埃克尔斯都终身信奉二元论。他们同意阿奎那有关灵魂不朽并且独立于大脑的观点。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将灵魂的概念称作“机器中的幽灵”。
今天，大多数心灵哲学家同意我们称作意识的东西源自物质性大脑，但就意识是否能够得到科学地研究这一点，他们又有些不同意克里克。像科林·麦吉恩这样的少数人，相信意识就是不能被研究，因为大脑的构造对人类认知能力造成了限制。在麦吉恩看来，人类的心智就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的。在另一个极端，如丹尼尔·丹内特这样的哲学家则否认存在任何问题。和一个世纪之前的神经学家约翰·休林斯·杰克逊一样，丹内特认为意识不是大脑中的一种独特的运作方式，而是参与信息加工后期阶段的高级脑区计算加工的综合结果。
最后，还有约翰·塞尔和托马斯·内格尔等哲学家持折中立场，认为意识是一套独立的生物学过程。这些过程能够得到分析，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进展甚缓，因为它们非常复杂而且它们表征的信息大于它们的简单相加。意识比我们所理解的大脑的任何性质都要复杂得多。
塞尔和内格尔认为意识状态具有两个特征：统一性和主观性。意识的统一性是指我们感受到的经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种感觉模块都被融为了一个单一、连贯、有意识的经验。因此，我在里弗代尔家附近的波丘植物园走进一个玫瑰丛，闻到浓烈花香的同时看到花朵美艳的红色，而且我知觉到这个玫瑰丛是以哈德逊河及其背后的帕利塞德山脊的峭壁作为背景的。我的知觉不仅在我体验到它的这一时刻是完整的，而且在我两个星期后通过心理时间之旅重温这一时刻时也是完整的。尽管事实上感受嗅觉和视觉的器官不同，用到的通路也不同，但是当它们聚集在大脑中时，我形成了统一的知觉。
意识的统一性的确是个难题，但应该不是不可解决的。统一性可以分解。那些两个大脑半球被手术切断分开的病人，具有两个有意识的心智，每个都自有其统一的知觉②。
有意识觉知的第二个特征—主观性—为科学带来了更艰巨的挑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自己所体验的私密和独特的感觉比起他人体验的要更加真实。我们能直接体验自己的想法、心境和感觉，却不能通过观察或聆听来间接领会另一个人的体验。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你对你所看到的蓝色和你所闻到的茉莉花香做出的反应—它对于你的意义—与我对我所看到的蓝色和我所闻到的茉莉花香做出的反应及其对于我的意义是一样的吗？
这个问题不在于知觉本身。它不在于我们各自看到的是否是明暗非常相似的相同蓝色，这一点通过记录不同个体视觉系统中的单个神经细胞就比较容易做到。大脑确实重建了我们对一个对象的知觉，但是知觉到的对象—蓝色或钢琴的中央 C—只是显得与反射光波长或所发乐音的频率的物理属性相一致而已，实际上，问题在于那个蓝色或音符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我们尚未理解的是，神经元的电活动如何带来我们对那个颜色或乐音的波长的理解。每个人的有意识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事实导致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客观地确定出一项适用于所有人意识的特征？如果感觉最终产生的体验具有完全个人化的主观性，根据这一论证，我们将无法基于个人体验来给出意识的一般性定义。
内格尔和塞尔以如下方式阐述了用物理学术语解释意识主观性的难处：假定我们让受试者在进行需要有意识注意的任务时，在一个已知与意识密切相关的脑区成功记录了神经元的电活动。比如，假设我们鉴定出了当我观看并觉知到一张来自波丘玫瑰丛的红花图像时放电的细胞。现在我们完成了意识研究的第一步，即发现了克里克和科赫所指的这一知觉的意识神经性相关物。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因为它找到了有意识知觉的一个物质伴随体。从这里出发我们能继续开展实验来确定这些相关是否融入了作为背景的哈德逊河及帕利塞德山这样一个连贯的整体。但对内格尔和塞尔而言，这是意识的简单问题。意识的困难问题是第二个谜团，即主观体验。
红色玫瑰的图像让我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这是怎么一回事？换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当一位母亲看着她的孩子时，其参与面孔识别的皮层区域中的细胞放电能够对她感受到的情绪、她唤起这些情绪记忆的能力以及她眼中的孩子这一意象做出解释？
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特定神经元的放电如何引起了有意识知觉的主观成分。事实上，根据塞尔和内格尔的观点，我们缺乏一个关于客观现象（比如脑中的电信号）如何能够引起主观体验（比如疼痛）的合适理论。又因为我们目前从事的科学研究对复杂事件持有还原论、分析性的视角，而意识却具有不可简化的主观性，这样一个理论超出了我们现在的能力范围。
按照内格尔的观点，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重大转变，我们就不能科学地研究意识。这一转变应该使得科学家能够鉴定并分析构成主观体验的元素。正如原子和分子是物质的基本成分一样，这些元素也很可能是脑功能的基本成分，但其存在形式我们尚不能设想。内格尔同意科学中常规采取的还原论方法是没有问题的。生物科学很容易解释一种特定类型的物质的性质如何由构成它的分子的客观性质造成。而关于主观性（意识）如何由客观的物质（互相连接的神经细胞）的性质造成，科学缺乏解释它的规则。
内格尔认为，我们对主观体验成分的一无所知不应该阻止我们继续探索意识的神经性相关物，以及有意识现象与脑中细胞过程相关联的规则。事实上，只有通过积累这样的信息，我们才能思考如何将主观事物还原为物质的、客观的事物。但要找到一个支持上述还原的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发现主观意识的元素。内格尔认为这一发现的体量和含义都将非常巨大，需要的是一场生物学革命，甚至很可能是科学思想的全盘转型。
大多数研究意识的神经科学家的目标都远没有这么宏大。他们并不致力于或期待一场科学思想的革命。虽然他们必须与实验性地定义有意识现象这一难题进行斗争，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一难题阻碍了所有基于现有范式的实验研究。神经科学家相信，他们不必对个体体验进行解释，就能够在理解知觉和记忆的神经生物学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对此塞尔也表示同意。比如，认知神经科学家并未考虑我们每个人如何对相同的蓝色做出反应这一问题，就在理解蓝色知觉的神经基础方面取得了进展。
我们尚不理解的是意识的困难问题—神经活动如何引起主观体验这一谜团。克里克和科赫已经指出，一旦我们解决了意识的简单问题—意识的统一性，我们就将能够通过实验操纵这些神经系统来解决上述难题。
意识的统一性是首先在视知觉研究中提出的捆绑问题的一个变式。我在波丘体验到的那段主观欢愉的一个非常私密的部分是：花园里玫瑰的观感和香气与我对哈德逊河、帕利塞德山以及知觉到的其他影像成分的视野绑在一起的方式。我的主观体验的上述每一个成分都受到我的视觉、嗅觉和情绪系统中的不同脑区的介导。我的有意识体验的统一性意味着这一捆绑过程必定以某种方式连接并整合了所有这些分离的脑区。
作为解决意识简单问题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了解意识的统一性—这一性质被认为由介导选择性注意的神经系统达成—是否只位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地方，使得我们能够运用生物学来操纵它们。这一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脑和意识方面的主要理论家杰拉尔德·埃德尔曼已经有力地指出，意识统一性的神经装置很可能广泛分布于整个皮层和丘脑。因此，埃德尔曼断言，我们不太可能通过一组简单的神经性相关物来找到意识。然而，克里克和科赫相信，意识的统一性具有直接的神经性相关物，因为它们非常可能涉及一组具有特异性分子或神经解剖学特征的特定神经元。他们认为神经性相关物可能只需要一小组神经元以探照灯—集中注意力的聚光灯—的方式起作用。他们指出初始任务是在脑中定位出一小组神经元，其活动与有意识体验的统一性最相关，然后确定这些神经环路的归属。
我们如何找出介导意识统一性的这一小组神经细胞？它们必须满足什么标准？在克里克和科赫的最后一篇论文（2004年7月28日，在去世前数小时去医院的路上，克里克仍然在修改此文）中，他们重点关注了屏状核，这是位于大脑皮层以下的薄片状脑组织，他们认为它是介导意识统一性的位置。除了它与几乎所有感觉和运动皮层区域以及对情绪很重要的杏仁核进行连接并交换信息之外，我们对屏状核所知甚少。克里克和科赫将屏状核比作管弦乐团的指挥。屏状核的神经解剖学连接也的确符合指挥家的标准，它能够把对有意识觉知的统一性必需的各种脑区绑在一起进行协调。
在克里克生命的最后让他着迷的观点—屏状核是注意的聚光灯，这个位置将所有知觉的各种成分绑在一起—是他发展的一系列主要观点中的最后一个。克里克对生物学的巨大贡献（DNA 的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本质、信使 RNA 的发现、信使 RNA 翻译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的机制，以及意识生物学的建立）让他跻身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之列。与科学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对科学和心智生命怀有强烈并持续终身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理想的科学精神的完美诠释。克里克的朋友兼同事、认知心理学家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这样描述克里克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对屏状核的关注：
在他去世前三个星期，我去他位于拉霍亚的家中拜访了他。他已经88岁，处于癌症晚期，受到疼痛折磨并做着化疗，然而他显然一刻都没有停止对最新课题的研究。他的桌子非常大—占据了半个房间—上面铺满了论文、信件、信封、最近的几期《自然》、一台笔记本电脑（尽管他不喜欢电脑）和近期出版的神经解剖学书籍。在我拜访的整整两个小时里，我们没有提及他的病情—谈的都是关于意识的神经基础的一系列想法。他尤其对称作屏状核的一个微小结构感兴趣，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权威人士忽视了。在我离开时他说道：“拉马，我想意识的秘密位于屏状核中—你觉得呢？否则为什么这个微小结构会与那么多脑区相连？”—他冲我狡黠地、同谋般地眨了眨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克里克接着还表示，由于对屏状核所知甚少，他想成立一个专注于研究其功能的研究所。特别是他想确定，当人的感觉器官收到的一个刺激从无意识阈下知觉转变成有意识知觉时，屏状核是否被开启了。
激起克里克和科赫兴趣的这种转变的一个例子是双眼竞争。如果将两种不同的图像—比如垂直条纹和水平条纹—以每只眼睛只能看到其中一组条纹的方式同时呈现给某人，这个人可能会把两种图像结合起来并报告看到了格子图案，但更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这个人会先看到一种图像，再看到另一种，水平和垂直条纹自动交替出现。
伦敦大学学院的埃里克·卢默和同事运用 MRI 发现，当一个人的有意识注意从一种图像转向另一种图像时，其皮层的额叶和顶叶区域出现激活。在把有意识注意放在空间中的物体上这一过程中，这两个区域扮演了特殊角色。皮层的前额叶和后顶叶区域似乎是将哪种图像被增强的决定接力传递到视觉系统，后者再把该图像带入意识。实际上，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在双眼竞争的情况下很难从一种图像转为另一种图像。克里克和科赫会认为皮层的额叶和顶叶区域受到屏状核的支配，由它把注意从一只眼睛转到另一只并将每只眼睛呈现给有意识觉知的图像统一起来。
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识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但一方面通过埃德尔曼的努力，另一方面通过克里克和科赫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值得探索的、具体的、可检验的理论。
因为我对精神分析一直很感兴趣，我想把比较同一刺激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知觉的克里克–科赫范式往前推进：确定视知觉是如何被赋予情绪的。与简单的视知觉不同，情绪性主导的视知觉很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无意识情绪性知觉是如何及在哪里得到加工的？
阿密特·埃特金是一名大胆且具创造性的医学和哲学双学位博士生，他和我一起，与哥大的脑成像专家乔伊·赫施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在研究中试图诱发对情绪性刺激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知觉。我们用于情绪范畴的研究方法与克里克和科赫用于认知范畴的方法相似。我们探索正常人如何对脸上有着明显中性或恐惧表情的人像做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应。这些照片是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保罗·艾克曼③提供的。
艾克曼分类归档了超过10万张人类表情照片，和之前查尔斯·达尔文所做的一样，他的研究表明不论哪种性别或文化，7种面部表情—快乐、恐惧、厌恶、轻视、愤怒、惊讶和悲伤—的有意识知觉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含义（图28-1）。由此我们认为，无论年轻健康的医学研究生志愿者们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知觉到带有恐惧表情的面孔，这些刺激都会诱发相似的反应。我们通过相对长时间地呈现恐惧表情以便志愿者有时间仔细打量来制造有意识知觉，而通过非常快地呈现相同的面孔，使得志愿者无法报告他们看到了什么表情来制造无意识知觉。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看到了一张面孔！
图28-1 艾克曼的7种普适性面孔表情。（承蒙保罗·艾克曼惠允）
由于即使是正常人对于威胁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我们给所有志愿者一份问卷来测量他们的背景焦虑水平。与大多数人在一个新环境中感受到的短暂焦虑不同，背景焦虑反映的是一种持久的基线特质。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向志愿者呈现带有恐惧表情的面孔照片时，我们发现位于大脑深处介导恐惧的杏仁核有显著激活。而令人惊讶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刺激影响了杏仁核的不同区域，每个人受影响的程度因其基线焦虑水平而异。
对恐惧面孔的无意识知觉激活了基底外侧核。与小鼠一样，人类杏仁核的这一区域接收大部分输入的感觉信息，是杏仁核与皮层交流的主要渠道。恐惧面孔的无意识知觉对基底外侧核的激活程度与志愿者的背景焦虑水平成正比：测量到的背景焦虑水平越高，志愿者的反应越强。背景焦虑水平低的志愿者完全没有反应。相反，对恐惧面孔的有意识知觉，激活了杏仁核包括中央核在内的背侧区域，且激活程度与志愿者的背景焦虑水平无关。杏仁核的中央核发送信息到自主神经系统中参与警觉和防御反应的那部分脑区。总之，无意识知觉到的威胁不成比例地影响背景焦虑水平高的志愿者，而有意识知觉到的威胁则会激起所有志愿者的“战或逃”反应。
我们还发现恐惧面孔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知觉激活杏仁核以外的不同神经网络。而且无意识知觉到的威胁仍然只激活焦虑型志愿者的相应网络。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无意识知觉也需要大脑皮层区域的参与。
因此，观看令人恐惧的刺激激活了两个不同的脑系统，一个涉及有意识的、可能是自上而下注意，而另一个则涉及无意识的自下而上注意（即警觉），类似于海兔和小鼠的外显和内隐记忆中凸显性信号所起的作用。
这些结果很有意思。首先，它们显示了在情绪领域，和在知觉领域中一样，刺激既能够被无意识地知觉也能够被有意识地知觉。它们还支持了克里克和科赫的观点，即在知觉中，对刺激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觉知对应不同脑区。其次，这些研究从生物学角度确证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情绪观点的重要性。它们表明，当刺激留在想象中，而不是被有意识地知觉到时，焦虑在脑中产生的影响最为剧烈。一旦他们有意识地感知到一张恐惧面孔的照片，即便是焦虑型的人也能够准确地评估它是否真的是一个威胁。
心理病理学反应是由无意识水平上发生的冲突导致的，如果患者能够有意识地面对冲突来源，那么这些反应就可以得到调控。在弗洛伊德提出上述观点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成像研究表明这些冲突过程可能受到脑中一些通路的介导。此外，志愿者的背景焦虑水平与他们无意识神经过程之间的相关，也从生物学角度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无意识心理过程是大脑信息加工系统的组成部分。虽然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些观点，之前的脑成像研究却从未尝试过解释人类行为及其对世界的理解的差异是如何源自他们无意识地处理情绪的差异的。恐惧的无意识知觉对杏仁核基底外侧核的激活程度与人的基线焦虑水平成正比这一发现，提供了一个诊断焦虑状态和评估各种药物及心理治疗效力的生物标记。
在寻找对刺激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知觉与神经环路活动的相关性时，我们开始描绘恐惧这种情绪的神经性相关物。这一描述将很可能最终使我们得以对有意识知觉到的恐惧做出科学解释。它会为我们提供有关神经事件如何引起了进入我们觉知的心理事件的近似说明。于是，在我离开精神分析转向心智生物学半个世纪之后，新的心智生物学即将准备好去处理精神分析和意识的一些核心议题。
其中一个议题是自由意志的本质。既然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了心理决定论—我们的认知和情感生活有很多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我们还能剩下多少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呢？
针对这一问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本杰明·利贝特在1983年做了一组关键性的实验。利贝特以德国神经科学家汉斯·科恩休伯的一个发现作为他的出发点。在科恩休伯的研究中，他要求志愿者运动他们的右手食指。他用应变仪测量了这一随意运动，同时通过头盖骨上的电极来记录脑电活动。在测试了数百次之后，科恩休伯发现，手指的每次运动之前总会出现来自大脑电信号记录的微弱光点，自由意志的火花！他把脑中的这种电位称作“准备电位”，它在随意运动之前一秒出现。
利贝特在科恩休伯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个实验，他要求志愿者在自己感觉到有抬起手指的冲动时就抬起手指。他在志愿者的头盖骨上放了一个电极，证实了大约在抬手指之前一秒存在一个准备电位。接着他比较了志愿者的运动意愿出现的时间和准备电位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利贝特发现准备电位的出现不是晚于而是早于志愿者感到想运动其手指之前200毫秒！于是，仅仅通过观察脑电活动，利贝特就能在一个人实际觉知到决定做某事之前预测到他将要做什么。
这一发现使得心灵哲学家发问：如果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选择已经在脑中做出了，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何在？我们有意愿发起运动的感觉是否只是一种错觉，一种对已发生之事的合理化？或者选择是自由但非有意识地做出的？如果是这样，行动中的选择就像知觉中的选择一样，可能反映了无意识推断的重要性。利贝特提出，发起一个随意动作的过程发生于大脑的无意识区域，但是就在动作发出之前，意识参与进来批准或否决这一动作。在一根手指抬起之前200毫秒，意识决定其是否做出运动。
不论决定和觉知之间的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利贝特的发现还引出了一个道德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够对不是由有意识觉知做出的决定负责？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和维拉亚努尔·拉马钱德兰对这一论证做出了严格的限定。他们指出：“我们的有意识心智也许没有自由意志，但它却具有自由抑制。④”认知神经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格扎尼加补充道：“大脑是自发的，但人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脑中的少量神经环路，就推断出神经活动的总和。
①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他的画室面向北方，这是他的偏好，因为从北边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更冷，且在白天保持更稳定。
②这里提到的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的科学贡献，他因裂脑人研究与第22章提到的休伯尔和威塞尔分享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③值得一提的是，艾克曼儿时受到母亲因患精神疾病而自杀的触动，立志从事心理治疗的研究及实践，进入大学学习精神分析。为了找到有效的非言语指标来检验精神分析的疗效，他转向行为主义，并最终专注于表情研究。这与同为犹太人的坎德尔的经历颇为相似。美剧《千谎百计》（Lie to Me）的主角莱特曼博士即以他为原型。
④由于“will”除了“意志”之义，还可作为表示意愿的情态动词，原文根据这一歧义玩文字游戏，对应 free will 提出了 free won’t（指上文的意识可以否决动作），译文运用谐音来体现这种俏皮。
第六部
真正爱着维也纳的人是凭借虚构的记忆生活着。伴随着怀旧中苦乐参半的伤痛，他记起一些自己从不知道的事情。……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那个维也纳，是一座最伟大的城市。
——奥逊·威尔斯，《维也纳》①（1968）
①这是威尔斯的一部未完成电影作品，目前存世的是经过修补的8分钟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