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的宗教意识有自己的特征，有几句俗语讲得很深刻，“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礼多神不怪”。有神必敬，多多益善。中国农民对各种正统宗教和民间诸神具有实用性的溶化性信仰崇拜行为。有学者在华北农村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佐藤公彦：日本风俗，小孩在三岁、五岁时，母亲要带他到本村神社去祈祷，求保平安。请问这里是不是这样？”“冯燕菊：俺们这儿不是那样的，小孩有了病，才去庙里许愿”。
乡里社会的五花八门的宗教活动和迷信习俗，诸如游神、打醮、求签、问卜、扶乩等等，大多为了“免灾祈福”的宗旨，即为务实求存。求索信仰的浓淡，根据客观环境或人们需求的区别而变动。有病时信，没病时不信；没有儿子时信，有了儿子就不信了。
民间所信仰的保生诸神中，以祈求生子的神明最风行。女神“奶娘”（或称“娘娘”），据说是东岳大帝之女，被封为“碧霞元君”。福建民俗给“奶娘”女神塑像换绣花鞋，换一双鞋祈求得到一个胖娃娃。“送子观音”的信仰是农村极盛的风气，据说只要到观音庙里偷出佛座下的观音脚上的鞋子就能获得子嗣。“乞子俗”在中国是多种多样的。举个例子，四川省冲天河西岸，人们崇拜一个天然的钟乳石，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称做“久木鲁”，即石祖之意。妇女不育，到这里“乞子”，烧香叩头敬神，然后妇女到水池中洗身祛邪，再后去喝石祖附近的水而受胎。农村中供奉子孙娘娘、到庙里“栓娃娃”、拜“注生娘娘”等信仰习俗也比较普遍。
“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常见的是祈神求答，包括到寺庙求药签。在台湾、福建一带，保生大帝的药签是颇受众生信仰的。保生大帝又称吴真人，是供福建名医吴夲的神灵，是医药“职业神”。药签是记载药物品名、用量及适应症状的签。由于药签会产生弊害，现在已经明令禁止，寺庙里不再设置药签了。但是作为对历史上存在的信仰事象的分析，以及探讨宗教与医学的关系，有的学者收集了大量的寺庙药签资料。目前，在民间生病时不借助医药，而使用祈祷、祭祀等方法来治病者还存在，乩童、尪姨就是以沟通人与鬼神祖先等为职业的人，他们在民间从事求神、祈福或消灾除病等活动，真假难辨，迷信之风还没有完全杜绝。
巫术残留
关于当今社会巫术的残留，萨满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萨满是一种世代传承下来的自发信仰古俗，或称作“自然宗教”。萨满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是分不开的，因此，萨满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有医治疾病和占卜吉凶的内容。萨满治病采取的不是医术，而主要是萨满术。在施萨满术治病时，主要采用跳神的方式。跳神治病仪式大体有“请神”“下神”“送神”阶段。治病（或占卜）主要在“下神”之后，证明是神灵假托萨满诊病的。萨满激烈狂舞，一边不停地击鼓，狂舞到昏迷状态后，稍事休息，然后萨满以神灵的口吻询问病因、病情，再施“医”术。如用手拿着事先用柴草或纸做成的人形替身，或扎针，或焚烧，口中念动咒语祷词。这种烧替身显然是摹仿古老的巫术。此外，还有使用“叫魂”的萨满术。萨满下神后还常施占卜术。跳神治病一般进行一天或几天不等。天灾和疾病瘟疫折磨威胁着那里世代生息的人们；恐惧和无能为力，迫使人们请神、求神、媚神，渴望救助并解脱由苦难而扭曲了的精神。时至今日，在这个世界里依旧有许多人靠祈求神的恩赐度过一生，萨满文化圈中的信徒们对萨满的职能往往有相当强的依赖感。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形成的文化，都因其物质基础与精神素质的限制而鱼龙混杂、良莠并存，萨满文化更不例外。透过无数血腥杀牲的祭仪迷雾，拂去恍惚癫狂的请神跳神的灰尘，那种强烈的向往平安、健康长寿、过美好生活的愿望，那种激动人心、感奋人情的歌舞艺术和那些史诗般的说唱、神话、传说，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由萨满传播至今。随着人们与莫测的大自然灾害和残酷的病痛的不断抗争，北国大地上那些作祟的精灵，还会在很大一部分群众意识中成为一种异己的威慑潜能。萨满跳神的历史盛况不会再现了，但类似跳神的原始精神状态还会再生。萨满文化的深厚根底与群众基础，使得萨满以其变幻的神秘性长期生存下来。这是我国北方民族萨满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深沉的积淀。
中国这块大地，有五十多万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人类迈着两条腿蹒跚地前进。一条腿是科学，它是真腿；另一条腿是巫术，是木头制作的假腿。真腿起实际作用，假腿是精神的支撑力量，没有它，在恶劣的环境面前，人类就会失去继续生存的信心，失去继续前进的勇气。马克思在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之前，先讲了——段令人深思的话。他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乌丙安在《神秘的萨满世界》“结语：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中说：“萨满世界就是这样的无情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苦难的抗议，也充满了被压迫生灵的叹息。现代中国的生灵多么希望这是最后的叹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