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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伊斯兰信仰




大亚洲世界获益于两种主要的信仰:伊斯兰教与佛教。两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共同的需求上,也都以相对单纯的个人虔敬之心为根本来吸引信徒,而非以族群出身、地区、语言或性别为出发点。两者都要求信徒为了追求学问与训练而长途跋涉,也都建立了能促进、支持这些旅行的设施。佛教发展到高峰时,有一系列的寺院、招待所与朝拜的圣地绵延在整个中亚、阿富汗、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与高丽。伊斯兰赞助人后来也发展出了伊斯兰学校与招待所,从西班牙开始延伸,一路横跨非洲,穿越中东,深入中亚、印度以及东南亚和中国的特定城市。这些机构让信徒能在离家千万里处找到遮风避雨之地,与其他人一起祷告。而在这两种信仰中,无论是兴建招待所、为商人搭起市集,还是沿路种树供人乘凉,都是很有福报的举动。

这两种宗教都提供了法律体系,约束各自社群内的人际关系。而伊斯兰教法与佛教习俗(程度较小)都创造出了广大的社群,能够接纳异邦人,并排解纷争。伊斯兰教与佛教都提供了制度架构,让思想流通得特别广,得以受到讨论。7世纪时,玄奘从中国穿越中亚抵达印度,一路上他辩论的主题都大抵相同。如果到了东南亚,他同样也能在这整个地方找到类似的论辩,以及能支持论述的经典。

七个世纪以后,从阿富汗到西班牙之间都有人在讨论、评说伊本·西拿的著作。



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没有像基督教在欧洲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伊斯兰教与佛教不仅要争取新信徒,还要跟更为本土的大小信仰竞争。比方说,这两个大宗教都在跟各式各样的教派竞争——在印度是婆罗门教,在波斯则是琐罗亚斯德信仰,同时还要面对东南亚与中亚当地的生殖力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中国的儒教与道教。这种理念的复杂交错带来了派系间的战争、宗教迫害,人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号召建立正统信仰,地方上也会发生一种信仰体系压迫另一种信仰体系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竞争仍然为“人类在社会中以及天地间的地位”这一论题创造了影响广泛且深远的探究与讨论。而在最有创见的答案中,有许多便来自各种信仰交会之处。


旅行与贸易


支持性的设施以及宫廷、行政措施的相似性,让人们相当轻松就能长距离移动,去追求地位与工作机会。伊本·巴图塔曾与来自西班牙、中亚与印度的法学家和宗教导师相遇,甚至还在造访麦加时遇见来自摩洛哥的父亲的友人。士兵的工作机会同样到处都是。巴布尔考虑过解散自己在中亚的部队,接着移居中国,找份在亲戚手下效力的工作;而这正是其家族网络与友谊纽带复合体系的一部分,绵延跨越了亚洲世界北半部的一大块地方。征服德里之后,巴布尔也给中亚、阿富汗与伊拉克的亲戚分送了战利品。

然而,商人的行脚最为关键。各个无远弗届的贸易社群遍布亚洲:斯里兰卡和东南亚有古吉拉特人,中亚地区到处都是亚美尼亚人,孟加拉有华裔居民,广州则有阿拉伯人。绝大多数的日常活动—如结婚、离婚、财产继承等—在社群内都有规范。犹太人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安定下来,都会遵循犹太律法和习俗。一旦犯了戒,就意味受着排挤以及严重的财务后果。在门格洛尔娶一个性奴的后果是什么,亚伯拉罕·本·易尤肯定心知肚明。从亚丁到广州的伊斯兰贸易商都根据伊斯兰教法行事,有自己的法庭、法官,以及证据规则(rules  of  evidence)。  [71]

商人做生意时很少受到居留国的干涉,而居留国一般只是制定相应的税捐与交易规则。严苛的限制之所以罕见,则有两个理由。多数的国王需要商业税,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农业土地都掌握在贵族手里。此外,每一个口岸与大城市都有竞争者。亚丁与霍尔木兹即曾为了与印度的贸易而竞争。卡利卡特则是为了马拉巴尔海岸的香料贸易,而与科钦、门格洛尔、坎努尔以及其他数个港口一较高下。要是商人不满意,就会以个人为单位,或是以整个社群为单位迁移到另一个港口。就连葡萄牙人对这种过程也是束手无策。国家介入有限,就代表海盗会是海路沿线的沉亲疴,一如陆路的强盗行为。几个世纪以来,诸如印度西部海岸的北半部、靠近日本的地方以及马六甲海峡,都是海盗的巢穴。

整体而论,商人与他们带来的新商品与新思想都得到了格外宽容的空间。

中国朝廷经常抱持着抑商的看法,也因此严密控制口岸与国内的商人。02  但这种态度并未遏止人们对象牙与香料的需求,或是铁、丝绸以及陶瓷的出口,也无法阻止人们对异国植物、思想与医药的强烈好奇心。劝告君主之书是亚洲世界各地常见的一种文类,内容都建议统治者从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与故事中寻找乐趣。下面的建言,就来自一份11世纪的波斯册子:

正如有人告诉你全世界的消息,以及各地君王的作为,你也有责任对自己的国家,对人民与侍卫之间普遍的情况有同等的了解。

这些劝告君主之书都赞扬旅行与商人,认为国王有接待、保护商人的义务。  [72]

贸易至关重要,而贸易的庞大与多元更是影响了大亚洲世界多数的人口。热带香料与药品往北来到了印度平原,西向进入中东地区,也往东抵达中国。这些药用植物并非城市里医生的“发现”,而是商人带来的。住在森林里的人用当地丰富的植物物种做实验,首先发现了这些香料与药品。大亚洲世界不只包括商人和宫廷,更是深入了东南亚的雨林、马拉巴尔海岸后方的山丘,以及斯里兰卡的珍珠海床。

贸易也有传播宗教的作用。佛教与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的仪式用具和经典,都从专门的制造中心出发,沿水路与商队路线抵达中亚、东南亚、中国。

大亚洲世界里有舶来品,有本地货,还有其他各色商品的贸易。在其中一端,有一头长颈鹿就这么从非洲被运到了中国朝廷。而在另一端,泰国海岸生产的鱼酱以及普通的中国铁锅,则是东南亚岛屿贸易中常见的利润商品。印度、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最普遍的食物—米—成了整个草原世界的高级食材。每一艘船、每一支商队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奢侈品到普通货都有。



整个亚洲世界里形形色色的人群,都会用拿来买卖的东西,以及当地生产的商品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考虑贸易的重要性与持续性时,这一点或许最有影响力。草原地区是养马、养羊、养牛的完美环境。巴布尔观察到,印度的环境不利于马匹繁殖,而草原自然环境的优势造就了每年对印度上千匹马的贸易。马对印度的贵族来说,是关键的地位象征。随着马匹贩卖不断进行,草原民族得以购买捕捉马匹所需的铁、制作宫廷袍服用的精致衣料,以及打造武器用的钢材,而这一切也转而成为定义其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