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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你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具恢复力





散文家、诗人、词典编纂人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位著名的患有忧郁症的古典知识分子,备受罗伯特·伯顿所说的“知识病”的折磨。1729年,20岁的约翰逊发现自己“被一种可怕的忧郁症压倒了,伴有持续的兴奋、焦躁、不耐烦,还有沮丧、抑郁、绝望,让他的生活无比痛苦”——这是詹姆斯·博斯韦尔在他的著作《塞缪尔·约翰逊传》中记录的情况,“此后他从来没有从这种忧郁的疾病中彻底康复过”(“某种程度上,他的疾病是由于神经系统存在缺陷而导致的可能性非常大。”博斯韦尔猜测)。根据另一位传记作家的记录,那是“一种可怕的心理状态,强烈的焦虑感与彻底的无望感交替出现”。许多与约翰逊同一时代的人都留意到他奇怪的抽搐和痉挛,这表明他可能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他似乎同时还患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广场恐惧症(他曾经给当地的地方官员写信,要求解除自己的陪审员义务,因为“他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几乎要昏倒”)。约翰逊本人也提到过自己“病态的忧郁”,并且担心过自己的沮丧会倾覆成为完全的疯狂。除了定期阅读伯顿的《忧郁的解剖》以外,约翰逊还广泛地阅读古典和当代的医学文本。

约翰逊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健全的神志,他——就像比他更早些的伯顿那样——坚定地采信了“闲散和懒惰的习惯是焦虑与疯狂的滋生地”这一观点,也相信对抗它们的最佳方式是拥有稳定的职业和规律的作息习惯,比如每天早晨按时早起。他说:“在大脑空虚的时候,想象力占据了前所未有的思维空间。”于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忙碌起来,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强迫自己按照养生法来作息。  约翰逊最讨我喜欢的一点是他终生,而且明显徒劳地试图在早晨更早地起床。以下是他的日记中的一些典型抽样:


1738年9月7日:“哦,主啊,让我能够……赎回那些在懒惰中失去的时间吧。”

1753年1月1日:“早点起床就不浪费时间。”

1755年7月13日:“我会重新做一份生活计划……让自己早点起床。”

1757年复活节之夜:“万能的上帝啊……让我摆脱懒惰吧。”

1759年复活节:“给我恩典打破这一系列坏习惯吧,让我能够摆脱闲散和懒惰吧。”

1760年9月18日:“我下定决心了……要早起……要和懒散做斗争。”

1764年4月21日:“我的目的是从现在起要拒绝……无用的思想。在业余时间里要进行一些有用的娱乐。拒绝闲散,早点起床。”

第二天(凌晨3点):“把我从抵抗松散的思想和无所事事……的徒劳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吧。”

1764年9月18日:“我决心要早起了,如果我能做到的话,不晚于6点起床。”

1765年复活节,周日:“我决心在8点起床……我打算在8点起床是因为尽管这还不算很早,但比我现在起床的时间早了不少,我经常一觉睡到下午2点。”

1769年1月1日:“我现在还没有进入下任何决心的状态;我打算并且希望……在8点起床,并且逐渐提前到6点。”

1774年1月1日(凌晨2点):“我要8点起床……造成我的缺点的主要原因是人生没有条理,太过混乱,这破坏了所有的打算……而且或许给想象力留出了太多的空闲。”

1775年耶稣受难日:“当我回头去看那些为了提高和改进而制定的,却年复一年不曾坚持的决心时……为什么我还要再次尝试下决心?我去尝试是因为改革是必要的,而绝望是一种犯罪……我的决心是从复活节那天开始早起,不能迟于8点。”

1781年1月2日:“我不会绝望……我希望:(1)自己能够8点起床,或者更早……(5)拒绝闲散。”


约翰逊从来没有成功地保持早起,事实上,他经常一直工作到快黎明的时候,或者因为害怕和恐惧症的折磨而在伦敦的街上游荡。  [1]

你们会注意到,约翰逊的日记摘录前后跨度超过了40年——从他20多岁一直到70多岁的古稀之年——而且很难弄清楚他试图摆脱懒惰并且早起的徒劳努力,与他明知这是一种徒劳还认真地承诺要继续尝试哪个更加感人(正如他1770年6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的那样:“每个人都自然地说服自己相信他能够实现他的决心,否则他就会认为是自己愚蠢低能,而不是受到时间或者尝试次数的左右。”)。沃尔特·杰克逊·贝特是现代最著名的约翰逊传记作家。在弗洛伊德学派流行的20世纪70年代,他首次将许多这样的约翰逊的日记条目汇编了出来。贝特认为这些日记以及约翰逊对于提升自己的持续劝勉是超我的需求太过完美主义的证据,他还提出约翰逊的超我不断地斥责以及自然伴随这些斥责的自尊心低落是造成约翰逊的“抑郁性焦虑”和他的诸多身心症状的原因。对于约翰逊来说,懒散的“危险”在于——像他的朋友阿瑟·墨菲记录的那样,“他的精神并不应用于外界,而是带着对自己的敌意转向了内部。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和行为的反思总是非常严厉;而且由于希望自己完美无瑕,他用不必要的顾虑摧毁了自己的安宁”。墨菲写道,当约翰逊审视自己的人生时,“他除了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现。除了身体的一些毛病,以及非常接近发疯的内心烦躁。他说他的人生从少年时起就浪费在早晨不起床当中了;而他最大的罪过是总体上的惰性,由于病态的忧郁和心灵的疲惫,他在自己的一生里经常有这种倾向,部分时间里甚至是被迫的”。约翰逊追求完美,希望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在努力中,他表现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命名的“神经质人格”的经典特质。贝特说,约翰逊“经常预见到……现代精神病学”的作品涉及“人类的痛苦有多少是来自一个人缺乏自我肯定的能力,又有多少妒忌和邪恶来源于此”。正如约翰逊自己所说,推动他对自传这种文学形式产生强烈兴趣的——包括他创作的《诗人传》以及其他传记作品——不是他对于理解如何“让一个人变得幸福”或者一个人如何“失去王子的青睐”感兴趣,而是他对“一个人是如何变得对自己不满意的”很感兴趣。

具有启发性的事实是:尽管约翰逊如此对自己不满意,尽管他如此频繁地因为懒散和睡到下午2点才起床而斥责自己,但他仍然非常高产。虽然为了挣钱写过大量粗制滥造的文章(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除了傻子,没人会拒绝这样做的。”),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写手。他的一些作品——长篇小说《拉塞拉斯》、诗歌《人类欲望的虚幻》,以及他最出色的那些散文——永远名列西方文学经典之中。在我的书架上有厚厚的16卷《塞缪尔·约翰逊全集》,这甚至还不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他编纂的大量词典。很明显,约翰逊在自我评估中对他的能力与成就的认识与现实并不相符。现代临床研究显示,这样的情况在有忧郁倾向的人群中经常发生。  [2]

在约翰逊执着地努力提升自我、努力在面对情绪上的折磨时保持作品高产量的过程中,他展示出了一种恢复力——现代心理学正日益发现这种特质是抵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强大堡垒。传统的焦虑症研究专注于那些患有焦虑症的人存在怎样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将注意力集中在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些健康的人拥有对焦虑症和其他临床状况的抵抗力上。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科学教授丹尼斯·查尼针对那些越战中被俘虏、在经受了精神创伤之后并没有患上抑郁症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的美军士兵进行了相关研究。查尼和其他研究人员所做的很多研究发现恢复力和承受力的质量是这些战俘能够在其他许多人被焦虑症和精神崩溃折磨的时候免于这些苦恼的原因。查尼鉴别出恢复力的10种关键心理要素和特征是:乐观、无私、拥有牢不可破的道德观念或信念、信仰与灵性、幽默、拥有行为榜样、社会支持、直面恐惧(或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3]  )、具有使命或有意义的人生,以及面对并克服挑战的实践。多项不同的实验表明,恢复力与具有丰富的脑化学物质神经肽Y存在关联——虽然这种因果关系具体是怎样的我们还不清楚:是恢复力强的气质使得大脑产生了神经肽Y,还是大脑中的神经肽Y造就了恢复力强的气质,或者最大的可能是两者存在相互作用?但是已经有证据表明神经肽Y的含量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4]

我对W博士哀叹,我预期通过成功地从焦虑症中充分恢复来为这本书提供一个振奋人心的大结局,而基于迄今30年的徒劳无功,这似乎前景暗淡。我跟他说起了关于恢复力的那些令人着迷并给人希望的新兴研究。但接着我注意到,还像以前一样,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多么具有恢复力。事实上,我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明确的证据,表明我天生就不具有恢复力:从生物学角度,在细胞层面我天生就是焦虑、悲观,缺乏恢复力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告诉你,我讨厌一切强调精神疾病主要来自遗传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现代理论。”他说,“这强化了思维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是随时可以变化的。”

我告诉他这些我都知道。此外,我还知道基因表达也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将一个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遗传,或者完全归结为环境都是一种荒谬的简化。

可是我仍然没有感觉到自己很有恢复力。

“你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具恢复力。”他说,“你总是在说‘我搞不定这个’或者  ‘我搞不定那个’,可是作为一个患有焦虑症的人,你已经搞定了很多事情——你搞定了很多事情,确实如此。就想想你在写完你的书的过程中不得不应付的那些事情吧。”

随着我这本书的交稿期限日益逼近,我从杂志编辑的全职工作中请了一段时间的假,这样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中去。这个决定也是有风险的:这彰显出我在一个大幅萎缩、很可能要消亡的行业(平面新闻媒体)里的一家正在裁员的公司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而在当时那种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糟糕的经济环境中,这对于保障我的饭碗来说简直是最差的举动了。但是我的惊恐不断加重,再这样下去就会赶不上最后期限,而这又会让我的家庭陷入破产的困境。我经过权衡认为请假是值得一赌的。我希望这次暂时休假所空出来的时间与最后期限带来的压力相结合,能够创造出生产力爆发所需要的条件。

我所期待的并没有发生。现实的情况是:

在我开始休假的第一天,我那此前一直身体健康的妻子就患上了一场神秘、持久的疾病,她不得不去看了很多位医生(内科医生、过敏专科医生、免疫专家、内分泌专家),得到了一系列不确定的诊断结果(狼疮、风湿性关节炎、桥本式甲状腺炎、格雷夫斯病等)。几天以后,我那完全奉公守法的妻子因为一项轻罪指控被捕(不但错误而且荒唐,说来话长了),需要支付数千美元的律师费,还得多次出庭辩护。差不多同一时间,我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抛弃了她,找了另外一个女人,他们(我母亲和我的继父——很快就要成为前继父了)开始了离婚程序,我害怕这会让她一贫如洗。我妻子的父母失业后债务增加,还要花钱帮助一位亲戚戒除药物成瘾的毛病,已经做好了申请破产的准备。我父亲的公司当时正在起步阶段,我原本希望它能够支持我的孩子们上大学的学费,但它却失去了资助,倒闭了。而当我休假,表面上坐在电脑前面写书时,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担心我妻子的健康、强迫性地反复查看不断缩水的银行账户余额上,看着钱比进账迅速得多地流出去,而不是用在写作上。

8月,也就是我休假的最后一个月,的一天清早,我被炸雷和暴雨惊醒了。突然间树枝和石块砸在了我的卧室窗户上。就在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出房间的时候,窗玻璃朝屋里碎裂了(我妻子和孩子们去了外地)。我奔向地下室,在我穿过厨房的时候天花板塌了下来,一棵树倒在了屋顶上。壁橱被从墙上撕开,砸在了地板上。灯具从头顶落下,被嘶嘶作响的电线吊住,悬挂在半空中。一条细细的绝缘体从残存的天花板上垂下,像吊死鬼的舌头。鹅卵石如雨点般砸在油布上,发出啪啪的声音。雨水从屋顶的破洞中倾泻而下。

当我跑过起居室的时候,另一棵树倒在了屋子上。房间的所有四扇窗户同时粉碎,玻璃飞得到处都是。很多树倒了下来,有的被连根拔起,其他的则从离地面20多米高的地方断成两截。

我手忙脚乱地跑下楼梯,想要到地下室避难。但是当我来到地下室的时候,地面上已经有差不多3英寸的积水了,而且水位还在迅速升高。我站在最低一级台阶上飞速地思考,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飓风?核武器攻击?地震?龙卷风?外星人入侵?  [5]  ),试图弄清楚该怎么办。

我站在那里,穿着平脚内裤,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如雷鸣般狂跳。我感觉口干,呼吸急促,肌肉紧张,心率过快,肾上腺素在血管中流淌——我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被完全激发了。当我感觉心脏怦怦跳动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的身体感受很像一次惊恐发作或者一阵恐惧症带来的惊吓。但是即便此刻的危险远远比经历一次惊恐发作要真实得多,即便我意识到自己在屋顶坍塌、大树倾倒的时候可能会受伤甚至(谁知道呢)送命,我感觉还是比惊恐发作的时候要好一些。是的,我被吓坏了,但我惊讶于大自然的力量,惊讶于它能够将我那似乎很牢固的房子撕成碎片,能够掀翻数十棵大树。这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事情。惊恐发作可比这糟糕。  [6]

随后的几个星期,时间被花在了处理保险索赔、应付灾后修复技术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和搬家工人上,总之完全没有用来写书。随着休假的珍贵日子一天天减少,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令人苦恼的困境。我害怕如果不回去上班,就会丢掉工作;而如果我真的回去上班,我很可能会赶不上书稿的最后期限(而且有可能仍然会丢掉工作)。更糟糕的结果会是我最终从外部得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内心一直确信的事情的证明:我是个失败者——软弱、依赖他人、焦虑、可耻。

“斯科特!”W博士在我继续这样想的时候说道,“你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吗?你已经写出过一本书了,你养活一个家庭,你还有工作。”

那天晚些时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


今天我们见面以后,我在写记录的时候想到你需要更好地吸收积极的反馈……你的能力远远强于你自己脑海中难以忘怀的那种能力不足的样子。请你去尝试、去接受。


我是这样回信的:


我会尝试接受这些意见,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对其打打折扣、回避回避或者开个根号。


他回答:


斯科特,你对积极的反馈进行怀疑已经成了自主反应,因此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一过程的开始就是挫败负面信息的破坏力的行动。

尝试,就是一个人能够要求的全部了。


当然,讽刺之处在于W博士不断地告诉我,摆脱焦虑而获得心理健康和自由的途径是深化我自己对于自我效能的感觉。自我效能是他从认知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研究中吸取的(班杜拉认为一个人反复地向自己证明自己有能力控制局面,就算感到焦虑、抑郁或者脆弱,也是能够建立起足以抵御焦虑和抑郁的自信以及心理力量的)。然而写作这本书需要我整天沉湎于羞耻、焦虑、低自尊和软弱之中,这样才能适当地捕捉和表达出这些感受,这种经历只会让我的焦虑和脆弱非常深入和持久这一点得到强化。当然,我假定尽管写这本书强化了我的羞耻感、焦虑和软弱,并且强调了那些“无助的依赖”的感觉,而根据麦克莱恩医院的精神疾病医生们的描述,这的确发生在了我曾外祖父身上。写书也能够使得我体会到自己为抵抗它们的腐蚀作用所做的努力,因为这证明我有能力战胜它们。也许为了写书而深入思考我的焦虑也会让我找到一条出路。并不是说我能够摆脱焦虑或者治愈焦虑,而是通过完成这本书,即使它是一本很大篇幅都在思考我的无助和无能的书,我可能也呈现出了某种形式的能力、毅力、生产力,以及(当然有)恢复力。

就这一点来说,可能我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软弱。尽管我对药物有依赖,尽管我并不认真对待收治,尽管我的祖辈遗传给我容易患上焦虑症的基因,尽管我很脆弱,尽管焦虑症带来的身体和情绪的痛苦有时令人难以忍受。想想本书开头的那句话吧:“不幸的是,我容易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句描述是正确的。(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焦虑人格》中写道:“神经过敏的人总是坚持强调自己很软弱。”)然而,正如W博士总是指出的那样,我确实成功地挺过了自己的婚礼,而且(到目前为止)能够在工作中保持丰硕的成果,保持超过20年高薪水的工作经历,尽管我有着那样经常令人烦恼的焦虑症。

“斯科特,”他说,“最近几年来,你经营着一份杂志,编辑了大多数的封面故事,写自己的书,照顾家庭,处理被毁坏的房子,还要应付人生正常的兴衰与挑战。”我指出我能够完成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依靠药物(有时还是大量的药物)的帮助,而且我完成的任何事情都伴随着持续的担忧、频繁的惊恐,还曾经多次因为几乎精神崩溃而中断,在那些时刻我都有危险以一个焦虑的懦夫的形象被曝光。

“你有一个障碍——焦虑症。”他说,“可是我觉得你能控制它,甚至在有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健康发展。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治愈你的焦虑症。但是与此同时,你需要意识到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情况下,你已经实现了很多成就。你需要多多赏识自己。”

也许写完这本书并且出版它,以及(没错)在全世界面前展露自己的羞愧和恐惧,能够赋予我能量,同时缓解我的焦虑。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