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川会议结束后得第二天，我就带着小陈去了北京，一下飞机就奔了中南海，主席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了，见面后主席说，“你个司徒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说吧，又弄什么花花肠子。”
“是关于黄河的事情，我们自己得那一块已经开始干了，可是牵涉到其他兄弟省区我们就不得不找中央了，黄河在我们那里是源头，不能光把源头弄得自己舒坦了留下屁股叫中央打吧。”说着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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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看，你先在我这儿过过水，如果是可行得好点子，我叫总理和黄委会的来。”主席说道。
我把我的整体构思向主席大致说了一下，也把我们在宁夏的意图汇报了，对于今后黄河源头来水我也做了大致的估计。
主席越听越严肃，最后他打断我，“你不要说了，我来安排，看来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这一年你在西域没有白待，这条河啊，可真是悬在我们心头的一把刀啊，三峡工程完毕后，长江的问题基本解决，可是这黄河的治理就没有个准谱，小浪底工程完成了八年了，可是泥沙的淤积远远的大过了我们的想象，花园口的河床都高出地面快十米了，在这样下去真的成了天河了。”
很快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就下来了，三天后，关于黄河治理的特别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在这比较空闲的三天里，我和小陈准备了出席每年人大例会的文件和工作安排。说起这个来，关于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值得推敲的。西域委员会除了有一个办公厅和财政厅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常设机构，日常生活和工作服务都是由西域军区管着，因为地方上的事情和军队上的事情不能混淆在一起，所以才有个办公厅管理着各种地方文件和衔接，财政厅主要是管理各种西域的开发投资资金和各省区缴上来各种资金，其他的各种人事安排还是按照原来的制度由中央和地方协调处理，具体事务都是各省区自己安排。作为委员会的书记，我有临时撤换西域内各级干部的权利，但是没有实际的生杀大权，我有调动部队进行正常训练、平叛和救灾的权利，但是没有使用部队进行战争的权利，这种既相对集中又具有实际民主意义的模式是**在刚解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当时全国就分为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六个大局，这六个大局分片指导各个省的工作，但是一般没有大规模的常设机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这个方法给撤掉了。文革结束后这个制度也没有恢复，而国家又增加了几个省级单位，国务院对于下面的控制往往是感到顾此失彼，结果是各类部委增加了几十个，原来在一个大区里的事情，大局书记一声令下，几个省之间的合作问题就搞定了，现在可倒好，要么是去北京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协调下搞搞平衡，还要讨价还价，要么就是邻省头头之间搞点私人感情，弄些权权交易，这样也能办成事情。相对于各省，国务院是山高皇帝远，听调不听宣，有一次老总理在下面视察拍着桌子问下面的人，“你们到底还有多少假话没有让我知道真相！”由此可见，省级以下的干部弄虚作假的空间有多大。
西域成立委员会以后，中央基本上不管这里的具体事务了，西域各省区之间也紧密了许多，好像大家都是一个班里的战士，自然是团结了很多。上次宁夏王述昌搞宗派，一下子使干部队伍出现真空，我们在区内紧急平衡很快就解决了，要是在以前，这样的案子很有可能就因为怕出现真空给放宽尺寸，这也是大区相对集约管理的优势。特别是在开发经济落后的地区时，这样的大片管理有着明显的好处，中央看到我们西域地区的成绩，也已经打主意要再设立个华南区去把云贵川的经济弄上去。
参加人大例会我们准备的文件不多，主要是各省的代表去说，我作为青海的代表只要参加就是了。
三天后，有关黄河综合治理的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分管副总理、水利部长、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沿河各省区的党政一把手、财政部等单位。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他说，“一条黄河祸害中国几千年，我们治理它也有60多年了，可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年年开，年年讲，但是我们都没有打开新的思路，都是在传统的办法上做文章，今年，西域委员会在宁夏搞出了新的观念，中央肯定这样的尝试，在那里工作的司徒同志对于黄河的治理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今天先听他的意见。”
在会上，我先简单的把我们在宁夏的做法向到会的人做了汇报，然后我说，“一条黄河流经8个省区，从根本上治理不是哪一个省区可以搞好的，也不是我们西域委员会可以搞好的，因此，我在这里向各位汇报我的想法，谋求大家的共识。
黄河的弊端是两样，一是泥沙，二是凌汛，泥沙冲击成的华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由此可见，泥沙的下泄绝不单纯是植被破坏造成的，在远古时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哪里谈得上对植被得破坏？因此，黄河泥沙是自然形成的，一条这样的大河在黄土高原上流淌1500多公里你不叫它带泥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给它新的路径和新的流淌方式。因此，我们的设想是，一、在黄河上游青铜峡水库至东南的惠安堡一带修建高山梯级扬水渠道，然后向东修建运河直至洛河上游的堡子弯，利用洛河原来的水道东去，只要在河套地区发生凌汛危险，就可以经过这个运河分水到中下游。当然，洛河也要改造河道，凡是在黄土高原上的，流量在500立方米/秒以上的主要河流都应该修建高等级运河来代替。
二、利用黄河中上游流经的区域都是黄土这样的特点，在黄河边上修建高标准的复式运河，间歇运行，首先争取主河道里的水不再增加泥沙，也缩小了河水流淌的过水面。在河套地区的运河要使用封闭式暖棚覆盖，做到河流渠道化管理，各引水、分水工程要集中管理，集中调度和集中分配。
三、清查黄河中上游几个主要的支流，在流域附近建设缓泻泥沙的临时水库，这些水库目的不是蓄水而是平缓水的流速，降低进入主河道的泥沙含量。在这些地区广泛种植植被，进一步减少泥沙的下泄。
四、现有的几个中下游水库或者水利枢纽工程要集中力量清淤疏通，进入河南境内的黄河水道要进行全面的清理修整，黄河水位高涨的时候并不多，现在有的河床平而宽，大多是泥沙造成的，用现代开掘技术清理挖掘应该是做的到，个别地方土方量太大的可以考虑使用定向爆破的方法，不管怎样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开挖出一条新的黄河出来，必要时可以采取各地分段包干的办法。
五、从长远角度和工程量角度看，黄河治理的重点应该是在内蒙的河套地区和陕西省的榆林地区，黄河的大部分泥沙来自这里，平时泥沙下落较少，一旦暴雨来临仅仅榆林地区的无定河、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皇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石马川这四河四川就会冲下来大量的泥沙，因此在陕西的东北部的这些沟壑纵横的地方修建简易拦洪堤坝或者建立临时水库都是必要的，一是可以使这里长期被雨水冲出的沟壑可以逐步填平，二是给当地保留一部分地表水，有利于植被的恢复。在内蒙的五原县和乌拉特前旗可以利用现代爆破技术炸出多个高原水库，缓解周围缺水的沙漠用水，也对冬季凌汛有治理作用。
六、黄河的治理是一个综合的治理，以前人类对抗自然的力量有限，许多想的到的办法实现不了，而现在科学已经进步已经发展，因此需要我们多方位的去想办法。近几年来国家利用综合信息的技术，全面控制黄河的中下游流量，但是黄河断流几乎年年发生，今后，黄河水的流量会增加，具体增加多少还要等测试的数据，增加的水量会弥补黄河中上游各地蓄水的差额，因此，管好用好这条黄河可以使整个华北从根本上变样，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也是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的。
七、上述工程的紧迫性，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上游的自然气候改造必然带来丰沛的降水，这些降水除了可以缓解西域缺水的矛盾以外，亦会使发源于这些地区的江河的来水增加，我们不能等到这些来水已经到了才去防治，必须在现在就要进行。希望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务院到各部委都能够重视这个紧迫的问题，否则发展了一个西域，祸害了整个中原，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就得不偿失了。”
当我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少有的冷场，大家对这样的设想一时还不能够理解，对于我们说的西域的来水变化也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管辖的地方还看不到这样的变化。而动用这样大的工程他们没有一点的思想准备，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去找这样的麻烦。
财政部长项小成说“这样大的工程，司徒同志有没有测算一下大概需要多少资金？刚才我默算了一下，不计算那些零星工程，仅仅几条运河和内蒙的水库以及河南的水道开挖大概就需要0000亿以上的投资，这笔钱从那里来？”
“资金是需要的多，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投资少了吗？从解放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投在黄河治理和救灾的资金何止二万亿？我们国家现在的每年的GDP达到150000万亿以上，国家财政收入也是良好的，这样的工程并不要求在一年内投资到位，更何况当年我国修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时候不也是勒紧了裤腰带干的吗？那个时候可以，现在为什么不行？”我反驳到，“黄河水利修好了也可以缓解南水北调工程，解决中原大部分城市缺水的困境，也有利于京杭大运河的综合开发何利用。”
黄委会的副主任于琼说，“这个设想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啊，黄河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治理的河流，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通过‘数字黄河’工程控制了大部分的流量，至于你们西域开发引出来的问题应该由你们西域委员会负责，怎么可能你们受益让黄河下游的人给你们擦屁股？”
“黄委会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全国一盘棋的问题，又不是兄弟分家，讲什么负责的话题是不是超过了会议的议题？再说，黄河数字工程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水吗，我们免费给你们送了水来，你们还不谢谢我们啊？”甘肃省委书记邓发祥软中带硬的把于琼的话给顶了回去。
“司徒同志设想的很有道理。”主管的萧副总理开口道，“不过这么大的设想，一定要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以后才能立项上马，我们不能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就搞这么大的综合工程，否则，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民生的角度讲，国家承担的风险太大，我的意见是组成专家验证小组，先仔细论证再说，这样的事情不能急，一急就会出错的，弄出了问题谁负的起这个责任？”
听到这样的官话，我心里凉了半截，当年三峡工程光论证就搞了将近0年，在建设的时候也是反对声音不断，可是现在仅仅旅游收入就已经把建设的费用赚回来的差不多了，重庆宜昌受益最大，重庆早就是国家的直辖市了，宜昌也成为湖北省最有活力的城市。如果现在对黄河的综合治理又走进了长期论证的泥潭，那么我只能把喜马拉雅山的隧道给堵上了。想到这里，我无奈的摇了摇头。
总理看着我没有说什么，会场上再一次冷场。
陕西省委书记毛汉生开口说话了，“我支持司徒同志的设想，我们陕西省北部长年经济落后与缺水是分不开的，用运河分流河水这样的工程也是可行的，这样，我们省内的洛河就可以常年有水，也为我们整治省内各水系提供了理由，黄土高坡上要是有了水，那发展是难以预计的，司徒同志的思路给了我们省委一个启示，就是要大胆假设，严格论证，我们在治理黄土流失的时候只考虑了植被固土，没有想到还可以拦洪蓄土，这种简单的临时水库，我认为叫泥库比较合适，有些小的项目和试点，我们回去就可以干。”
“我们也会回去试一试的。”内蒙书记王群说到，“能留住一分水，就能减少七分的沙，宁夏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
“我们山西的地段也有不少是可以建立水库的，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搞？”
“我们河南的水道早就应该开挖了，花园口上的悬河始终是我们的心病，如果上游治理的好，也给了我们机会去治理了。”
“我们山东现在就是希望向今年这样，黄河不要断流，如果其他省能够治理好，我们山东愿意赞助。”
“……”
各省的同志这次异口同声的和中央的部委头头唱起了反调，原因大家谁都清楚，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些在基层的干部对这条黄河是太了解了，每年不知要为这些灾害操多少心，走多少路，而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不会去在乎下面人的辛苦，不是特大的灾情他们也不会到第一线去，什么是官僚，这就是官僚！
“副总理的话是有道理的，”总理开始说话了，“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进行这么大的工程不进行论证和研究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工程不比你们在宁夏自己搞的那个小工程，它直接牵涉到中原地区的安危，这个风险太大了。但是，搞论证和研究绝对不是像以前那样论而不证，究而不研，这个设想打破了我们传统的治理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央就要支持，这次司徒同志来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开发西域不会简单的区域经济，它势必会影响到内地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当时想象的简单了些，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但是，我们还是要多想一点，多思索一点。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个会开的很有意义。马上就要召开人大例会了，我想这个议案是否也可以交给广大的代表去议一议，听听他们的意见。另外，我认为有必要从现在就开始对这个设想进行前期预研，请财政部拨出一笔资金，让水利部立即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实地考察，不能拖，这个前期的考察希望在一个月以内完成，正像司徒同志说的，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不抓紧，恐怕我们在西域的开发就会前功尽弃。”
会议在总理的把握下终于吹响了改造黄河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