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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八、九两个月，全军的精简整编进入实质性阶段，“立体波动”达到高潮。隧道工地不仅有三十几名编外干部，而且在四个营中有两个营4个连队将改变隶属关系，一批基层干部和老兵面临转业、退伍。
恰是此时，隧道施工进入了最艰苦最危险的决战阶段。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市连续出现三十九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地方大部分机关企业已实行暑期半日工作制，人们坐在树荫里、电扇下，还热得张大嘴巴喘气。可是隧道里的干部战士们正在掌子面上突击掘进。隧道尚未贯通，但已打进纵深，通风困难，不论白天黑夜，里面温度都在四十摄氏度以上，一缸子水倒在石碴上，唰地腾起一股热气，转眼就干了。在掌子面上作业的战士们四班倒作业，每班六小时，热、累加上排不尽的炮烟、机器油烟和尘粉相混合的恶浊空气的熏呛，每个工班九至十二个人，总有三四个人晕倒。
几个“高潮”碰在一起，给工地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尖锐的课题。
工地临时党委副书记、原某团政委沈太昌也是个编外干部。他从197年二十八岁起提任团一级职务，被认为是军区最年轻的团职干部，曾为此转发过经验。1984年他第二次进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据说是内定“第三梯队”人选。然而时运不济，入学一个月，在身体普查时被诊断为乙型肝炎，只好退学回团治病。这时隧道工程已经上马，指挥部缺少一位管政工的干部，军党委点将点到他的名下。他是提着熬药的煤油炉和砂壶，抱着满满一纸箱子中药来报到的。除开熬药的时刻，他已经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了。后来，部队医院经过四次复查，都证明被认定他为乙型肝炎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木已成舟，部队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一次误诊，断送了一个可能是年轻“将军”的前程。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但是，沈太昌确信，他也可以和命运开个玩笑。他要用行动证明党组织当初对他的培养选拔和信任可不是出于“误诊”。
站在800官兵面前，他暗暗对自己说：我虽然是个编外干部，在工地，却是政治工作的最高代表，我必须是个符合身份的榜样！
部队在闹市区施工，思想、纪律、安全，都是突出的矛盾。他针对环境和施工任务的特点，组织发动了“自尊、自重、自爱”教育，效果很好，被军党委推广到全军各部队。
他到地方许多施工单位取经求教，制定了适合隧道施工的劳动竞赛标准，使部队的竞赛活动健康发展。
为了做到文明施工，夜里他经常抱着扫帚亲自带领战士清扫施工便道。
他的爱人在铜梁县县委任职，常常出差、开会，他只好把读小学的儿子和女儿接到重庆上学。晚上等他从工地回来，孩子已经睡了。早上孩子没醒，他又走了。姐弟俩只好上顿下顿煮面条，有时干脆不吃饭。1985年月，十二岁的女儿因腿部伤后溃烂，需作植皮手术，住院一个月，都是同志们替他去送饭、探望，他没去陪过一天。后来妻子听说此事，心疼得痛哭一场。
8月，高温、决战加整编的动荡同时到来。他把放了假的孩子打发到姥姥家去，自己卷起凉席，干脆住到洞口的活动房里，夜里累了，就在办公桌上躺一躺。他挨个地和撤编、改编单位的干部谈心。天热，战士体力消耗大，他在工地上一个碗一个碗地检查各连队的饭菜，狠抓伙食改善。他用他的工作和他的表率，在工地上树立了政治工作者的应有形象。
工地上的干部战士都知道，他们有个“倒霉”的政委，当了十年团职干部，进了两次院校，到头来位置也没了，到隧道当个“政工组长”，还没日没夜地干。想想他，自己肚子里的怨气就消了一半。
施工部队能在动荡中保持旺盛的士气，与这样一批干部的表率作用大有关系。一次，一个在洞里晕倒的“战士”被抬到救护所。医生气得大骂：“你们当官的有没有良心？这简直是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来送病号的满脸胡须的战士说：“医生，别骂了，躺在你面前的就是个‘当官’的，他是我们排长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