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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帝国丧钟

    总有刁民想害朕。

    收复安南两年后,咸通九年(868),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重回大众视线:徐州银刀军。

    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区散寇游勇,南下赴广西一带驻防,用于抵御南诏入侵。按照最初设想,此举既能解决徐州银刀军之内乱,又能解决南诏之外患。所以朝廷制书已经很直白了,要尽量招募以银刀军残余为主的匪盗。每满五百人就开团。

    在应募南下协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今广西桂林)。现在,“安南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不断提出换防、返乡的要求,却一再遭到拒绝。于是,徐州兵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他们骄横难制的口碑,发动了兵变。

    按照惯例,边关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满换防。很多历史资料都粗线条地采纳了这个原因,说桂林徐卒三年期满而不得返,是其兵变的直接原因。

    有的资料说他们已经被拖延了一期(实际是是拖延了一年),却仍被告知要继续执勤一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

    前文已经特意强调过,虽有“三年一期”的惯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经明文表示: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说辞。“事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收复安南,还是别的战略目标?究竟怎样才算事宁?

    然而无论是“三年超期说”,还是“事宁不遣说”,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变,说他们是“被逼”起义,实在太过于牵强,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

    本书正是要拂去封尘,理出繁杂事件的背后真相,探究其内在的逻辑。不盲从敷衍,更不哗众取宠,还原历史本真。

    戍卒兵变,固然有他们包藏祸心的元恶,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确有不妥之处,起到了激化作用。

    朝廷在徐州地区募兵,主要征兵对象就是违法乱纪的匪盗,也就是令地方头痛不已的银刀军。同时,给徐州地方派来了新的领导——崔彦曾。

    崔彦曾也是文官出身,同样是个铁面无私的鹰派人物。“通于法律,性严急”,朝廷委派他来,就是要以高压态势,狠治徐州。

    崔彦曾“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于是在治军方面,更多的是交给三个心腹亲信去办理。这三个手下是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对朝廷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要对徐州兵狠毒,同时不能让朝廷背锅,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宽容仁慈的嘴脸出现在公众面前。

    于是,三人肆无忌惮地欺负、盘剥徐州兵,以凶残贪暴闻名全军。

    咸通九年,旧例三年代归的期限已满,且安南已经收复,南诏退兵,岭外的事也宁了,驻防桂林的徐州兵请求返回。这是合理请求,不算过分。

    尹戡以军费紧张为由,傲慢地拒绝桂林戍卒返乡,“明年再说吧。”

    官府的这种搪塞态度激怒了戍卒家属,他们飞书桂林。很快,戍卒也被激怒,“我们是来戍边的军人,不是被流放的犯人!”几年以来的压榨、屈辱,都化作无尽的愤怒。

    可巧,七月,桂管观察使调任湖南,而接替他的官员还未到任。桂林戍卒暂时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于是,他们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发动兵变。

    他们杀死了指挥官,推举了粮料判官庞勋作为头领,打开了军械库,私发武器装备,开启了他们的武装返乡之旅。史称“庞勋兵变”。

    他们洗劫了湘潭、衡山两县,抓了一些壮丁,胁迫他们入伍,浩浩荡荡,武装擅归。

    长安的意思是安抚为主,宣布赦免他们兵变擅归的一切罪状,准许了他们回家的请求,并由官府出路费。

    作为回应,庞勋党徒也停止了剽掠,并向湖南方面上缴了全部的盔甲武器,以示自己绝无谋反之意。

    事情正在往良好的一面发展。

    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种良好的局面却陡转急下。

    山南东道(今湖北、河南西南一带)节度使派兵控制了重要的关口,严禁庞勋部队的进入。

    其本意只是防贼,是防御姿态而非进攻姿态。只因为庞勋的部队途径湖南时,一路劫掠,湖北执政官不愿对他们开放辖境,让他们绕道回家,也在情理之中。

    偏偏不凑巧,庞勋他们刚刚上缴了全部盔甲武器,而这时候,沿路重要卡口却派重兵把守。庞勋的返乡团做贼心虚,脆弱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认为朝廷翻脸不认账。

    很多足以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往往是由一件或若干件极不起眼的小事引发,或是巧合,或是误会,所谓的蝴蝶效应。

    兵变,死罪;杀长官,死罪;擅归,更是死罪……庞勋党徒商量道,“我们今天的罪过远远超过当年的银刀军。银刀军都没有被赦免,我们又怎么可能被赦免?只不过是怕我们沿途抢劫,才骗我们的。等我们手无寸铁地回到家里,一定会被早就埋伏好的官兵剁成肉泥!”

    这句话眼熟吗?汉末,董卓被杀后,手下准备做鸟兽散,智囊贾诩紧急叫停,并怂恿他们保持武装,进逼长安。庞勋等人也是这么考虑的,解除武装,死路一条。

    正义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口径即真理。

    庞勋的队伍不敢入境湖北,于是乘船走水路,顺长江东下,准备过浙西、入淮南,再北上进徐州。

    在流亡途中,庞勋党徒加紧赶制盔甲兵器,并吸纳接收银刀军残余和地方土匪流寇,壮大队伍。

    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淮南节度使令狐绹贯彻执行了中央朝廷招安抚慰的精神,派使者到庞勋队伍中好言安抚,并送去粮草以示友好。

    对此,令狐绹的一名亲信(都押牙)李湘,就强烈反对,说庞勋党徒发动兵变,杀死长官,武装擅归,沿路劫掠,私造兵器,收编盗匪……岂能在回家之后安分守己?高邮的一段水域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那里岸高水窄,水流湍急,正是伏击的绝佳地段。我们让骑兵埋伏在两岸,用装满干柴和火油的船只阻塞水面,再用一支精锐部队猛攻他们的后背,如此,可以轻松将徐卒乱党一网打尽,永除后患!

    令狐绹以中央红头文件(敕书)为由婉拒了武力诛讨的提议。

    李湘力争,说身为藩镇大帅、封疆大吏,岂能如此刻板迂腐、搞官僚主义?徐卒势力正盛,一旦回到徐州,便是放虎归山,与徐州本地盗匪联合起来,为祸不小。此时如果不能审时度势,临事制宜,日后一定追悔莫及啊!

    令狐绹还是没有听从李湘的建议。

    史籍说令狐绹一向胆小怕事(素懦怯)。这当然也是片面的,没有把道理说透。

    令狐绹,他的父亲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令狐楚,宪宗朝宰相。令狐绹本人也在宣宗朝担任过宰相。那时,朝廷深受“牛李党争”毒害,而令狐绹在相位上一呆就是十年,绝对是政坛常青树了。

    直到懿宗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令狐绹才淡出中央,来到地方出任节度使。而就在不久前,儿子令狐滈被人检举揭发,顺带着告发令狐绹收受李琢贿赂,致使安南陷落等等。

    虽然这次政治风波有惊无险地应付过去了,但一向谨慎的令狐绹也灵敏地捕捉到一丝危险信号——朝里有人要对他动手了。

    如今,朝廷三令五申,要抚慰庞勋党徒,不要激化矛盾。令狐绹敢在这个时候出风头吗?

    令狐绹十年为相,用四个字的评语概括:碌碌无为。这也是他能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苟且偷生的人生教条。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政绩,也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举措。无公害产品。

    与朝廷的步调保持一致,做个听话的乖宝宝。这是他在政治场上赖以生存的人生信条。

    擅归徐卒已经发展到了一千人。庞勋把他们藏在船舱底部,低调且安全地由淮南北上。下一站,终点站:徐州。

    这期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也奉命派使者去庞勋队伍中抚慰,庞勋也回信表达了认罪、悔罪的态度,并表示一定珍惜朝廷给的机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言辞恳切而恭敬。

    事情似乎又得到了缓和。

    九月底,庞勋部众接近徐州。

    庞勋突然纠合队伍,露出了本来面目,宣称朝廷给徐州方面下了密旨,已经在我们家里埋伏下了重兵,守株待兔,等我们一回到家,就立刻把我们满门抄斩!

    接着,庞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冤,说我们不过是思念妻儿,想常回家看看而已,朝廷却千方百计地往死里搞咱。

    说得大家群情激愤。庞勋擦干眼泪,慷慨陈词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自投罗网,沦为天下笑柄?横竖都是死,倒不如你我团结一心,与徐州父老里应外合,到时候,不仅可以彻底免除擅归的罪过,还能求取富贵!王智兴就是我们的榜样!”

    王智兴,割据徐州,创立银刀军,成为徐州一带热血青年们的偶像。庞勋等人就是王智兴的脑残粉。

    一番鼓动之后,仍有少数(12人)将领感到担忧,不支持庞勋发动叛乱的提议。

    庞勋把他们全部斩首,然后把十二颗人头连同一封书信送交给崔彦曾。信中,庞勋把“擅归”等一切罪过全都甩锅给了这十二人。

    此地无银三百两。

    崔彦曾一看就知道其中有诈,立刻扣留了使者,严加审讯之下,使者把实情和盘托出。

    紧接着,庞勋送来了第二封书信。

    大意是我们自知罪不可恕,之所以还没有解除武装,只是怕死而已。只要大人能答应我们的两个要求,向我们展现出诚意,就可相安无事。我们要求:

    第一,免除徐州军府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的官职;

    第二,保留我们的武装和建制,并由我们自己推举的领导带领。

    庞勋党徒图穷匕见,已经露出了獠牙。现在,他们距离徐州城只有60公里。形势非常危急。

    崔彦曾急忙召集诸将,商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