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怒】
大唐乾宁五年（898）8月，昭宗皇帝从华州出发，还驾京师长安，改元光化，大赦天下。
这一年，昭宗已经在皇帝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耕耘了十年之久。经过十年的努力，那两座大山——宦官、藩镇，依然巍峨耸立，而他的抗争力量却急剧衰减。大唐帝国，江河日下。
他的两大法宝——文官集团、亲王典兵——的能量，也在这十年的抗争中损耗殆尽。“十六宅惨案”之后，亲王们遭肉体消灭，彻底斩断了“亲王典兵”的念想；文官势力也在内外联合作用力之下变了味道。
文官势力在内部存在着两大先天缺陷，一是昭宗在选人方面饥不择食，导致文官集团先天畸形，才华方面良莠不齐，人品方面更是鱼龙混杂；二是文官集团在利益面前同样毫无抵抗力，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断上演派系斗争。
外部因素同样制约着文官集团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藩镇对中央事务的粗涉。例如朱温，与宰相崔胤暗中勾结，强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韩建，在华州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说李茂贞，直接逼死异己的帝国宰相。
两大内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团变成了一把涂着毒药的双刃剑，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会用还必须得用。
宦官依然嚣张跋扈，藩镇依旧纷争不断，亲王被屠杀，文官靠不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枪毙强。昭宗皇帝终于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堕落”的时候，危险也悄然临近。
危险来自于宦官的恐惧。
昭宗自登基以来，先后铲除了田令孜、杨复恭两大权阉，仅从与宦官夺权方面来看，昭宗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极大震慑了宦官势力，并从中挖掘了几个忠于皇帝的清流，例如西门大官人（西门君遂）等宦官。
好景不长，凤翔李茂贞称兵犯阙，西门大官人等浊流中的清流与真清流宰相杜让能，一同做了替罪羊，含冤受死。
随后，“宦官一哥”就成了骆全瓘、刘景宣。他们亲眼目睹了关西集团的强大和皇室的威严扫地，于是积极与关西集团狼狈为奸，内外勾结，倾轧昭宗。刚刚有所好转的宦官界，变本加厉地恢复了本来面貌。
在这股妖风的合力作用下，很快就催化出了“三镇犯阙”。随后在河东势力的干涉下，关西集团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势力，骆全瓘、刘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
于是，宦官宋道弼、景务脩等就成了宦官集团新一代的领头羊。
在这短暂的几年中，掌握实权（左、右神策军；枢密使）的宦官们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朝廷的软弱无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宦官们对皇权的敬畏早已荡然无存。宋道弼、景务脩等宦官的嚣张跋扈丝毫不加收敛。
宰相崔胤就以这两位宦官当突破口，积极鼓动昭宗对宦官势力痛下杀手。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并不是替江山社稷谋出路，而是自己争名逐利的手段。
首先，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
众所周知昭宗的两大心病是宦官和藩镇，昭宗考虑的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崔胤的背后势力是藩镇力量，所以必须让昭宗先迈出宦官的那只脚。
其次，可以独享打击宦官的红利。
打击宦官的最大收获是禁军兵权。现在，亲王们被韩建屠杀殆尽，只剩下文官集团来接管禁军兵权。所以，极力主张打压宦官的崔胤，当然就是“值得信任”的可以托付兵权的同志喽。
打压宦官，一举两得。所以崔胤极力主张昭宗对宦官势力举起屠刀。
历代先帝都有过与宦官势力斗争的动作，却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期间亦有付出惨痛代价的，例如文宗朝著名的“甘露之变”。对于崔胤诛杀宦官的主张，昭宗一直举棋不定，于是征询其他宰相的意见。
宰相王抟极力反对，他的理由十分中肯。宦官嚣张跋扈，天下尽知，但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平息的，更不是杀几个宦官能解决的，从田令孜到杨复恭，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再说了，如今皇上要杀宦官的消息已经走漏了风声，朝中传得沸沸扬扬，宦官们握有兵权而又人人自危，这是个极其危险的苗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安抚维稳，徐图后计。
宰相王抟说的句句在理，昭宗更加狐疑。
崔胤便在昭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宰相王抟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所以才袒护宦官；王抟则揭发崔胤先前舔菊崔昭纬、勾结关西集团的丑事。
由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变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互泼脏水。其中，王抟与宦官勾结的说法缺少证据，而崔胤攀附关西集团却是证据确凿。另一位宰相徐彦若也站在王抟一边，共同揭发崔胤勾结关西集团的不耻往事。
于是，王抟与徐彦若在这场小规模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短暂胜利，崔胤被昭宗罢了宰相，逐出中央，外放到了两广地区（广州清远节度使）。
崔胤不愿就此认输，他秘密联络朱温，向其透露、歪曲宰相王抟的话，说王抟劝昭宗把精力放在削藩上。
朱温立刻上疏，指责王抟勾结宦官，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强烈要求昭宗重新考虑一下人事调度问题。
迫于朱温带兵来长安诉冤的压力，昭宗不得不召回崔胤，让他再次出任宰相，同时将王抟一贬再贬，先罢相，再贬到湖南（溪州刺史），再贬到海南岛（崖州司户）。同时，将两位大宦官宋道弼、景务脩也贬出朝廷，外放到地方做监军宦官。
然而这三人却不用饱受长途跋涉之苦，因为赐死的诏书当天就送达。三人刚刚走出长安城，就改道黄泉路。
另一位宰相徐彦若看清了形势，急忙投降，坚决辞去宰相职务，要求外放，最终得以赴任广州，躲开了长安这片是非之地。
至此，崔胤在地方藩镇势力的支持下，控制了朝廷，更加无所顾忌地推行对宦官斩尽杀绝的主张。
这种情形像极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大将军何进谋诛“十常侍”。
宦官，并非杀不得。但崔胤和昭宗都犯了何进曾经犯过的错误，如此重大的机密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却又迟迟不肯动手，营造出一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恐怖气氛。
崔胤“诛尽宦官”主张，是宦官们恐惧的来源之一。
恐惧来源之二，是昭宗经常耍酒疯。政治上的失败和“十六宅惨案”严重摧残着昭宗的心理。胸中的愤懑无处宣泄，只得借酒消愁。昭宗终于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而每当醉酒之后，昭宗都会变得喜怒无常，令身边贴身伺候的宦官和宫女战战兢兢。
恐惧来源之三，是昭宗对宦官越来越不信任，而对巫医乐工、和尚老道、江湖术士愈加亲近，因为这些人是除了文官集团之外，为数不多的可以被皇帝利用的力量。
某王子生病，宦官刘季述领着两位御医车让、谢筠入宫医治。过了很久，也不见两位御医出来。宦官刘季述等人便向昭宗递话，说按照宫中的行为规范，闲杂人等不得长时间逗留。昭宗不予理睬，不仅没有放出两位御医，还下诏，从今往后，不得禁止巫医道士等入宫。
宦官刘季述是继宋道弼、景务脩之后的“宦官一哥”，时任左神策军总指挥（左军中尉），当年杨复恭废长立幼拥立昭宗的时候，刘季述是负责接昭宗入朝的小宦官。
如今，刘季述等位高权重的宦官在空前的恐惧中苟且隐忍，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对宰相崔胤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宫中所有宦官都不敢与他对视，真正是大气不敢出，生怕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会惹怒他，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宋道弼、景务脩的死，更是极大刺激了刘季述等宦官，成为一场惊天变故的导火索。
这一次，“十常侍”们不是要杀“何进”了，他们玩儿得更刺激。
宦官的几位重要头领，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达成了一致共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下手为强，废掉昭宗，立太子李裕当新君，从而以拥立之功把持朝政，在地方则联合关西集团，如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有别于昭宗和崔胤的优柔寡断，这些宦官们行事果断，说干就干。
一场阴谋悄无声息地布置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