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网 > 心理哲学 > 五代十国往事 > 第659章 敛财能手王章

第659章 敛财能手王章

    王章敛财的手法深得孔谦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首先,是节流。

    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的王章,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善于发现细节,然后抓大放小,缩减财政开支。

    什么是大?战争。除此之外,一切公款开支都要缩减。

    其次,是开源。

    钱不仅要省,更要挣。

    按照当时的惯例,百姓在向官府缴纳税粮时,需多缴2%的“雀鼠耗”,而王章则下令提高到20%,称之为“省耗”,直接翻了十倍;

    当时的“短陌钱”是80当百。关于“短陌”、“足陌”,前文已有详细讲述,简言之,以80文钱当100文钱流通,官府予以认可。王章独创了“省陌”,即百姓向官府交税的时候,以80钱当100钱,而当官府需要向百姓支付时,则以77钱当100钱,一出一入,3.75%的手续费;

    数学题,直观感受是3%的手续费,即(80-77)÷100×100%,其实这跟100没关系,略加解析:官府用77钱换百姓80钱,每80钱损失3钱,而不是每100钱损失3钱,所以应该是(80-77)÷80×100%=3.75%,3个点儿太温柔,王章比你想象的更狠。

    第三,为了维护官府垄断经营的利润,王章与史弘肇、杨邠等多部门联合协作,制定了堪称史上最严的缉私令,严格禁止民间私盐、私酒、私矾交易,凡是敢贩卖一粒盐、一滴酒、一块儿矾的,一律斩首;

    第四,克扣工资。

    王章的克扣对象是文官,对于军人的军饷,自然要全额照发,而对于文官的俸禄,不仅要以次充好,还要克扣,谓之“抬估”;

    最后,每当有百姓发生田产纠纷,必令当地官员进行全州范围内的复检复查,名为严格查清产权纠纷,实际则是借机查“隐田”,说白了就是追查偷税漏税。

    总之,王章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国家府库确实充盈了,但老百姓可就惨了。史籍记载,“天下由此重困”,“民甚苦之”。

    3.2与文官集团的恩怨

    在对待文官的态度上,王章与史弘肇、杨邠的步调一致,都是十分的轻蔑、反感。王章曾多次公开表示,“国家养这帮文人有什么用?给他一个算盘,他都不会用,还能干点儿啥?”

    比如上文提到的“抬估”,就是王章针对文官集团的盘剥。在当时,官员们的俸禄又多种组成形式,比如现金、绢帛、粮食;而粮食也分三六九等,根据粮食的质量折合不同的价格。

    王章在发放粮食的时候,把优质粮食分给军队,而把劣质粮食发给文官。虽然发的是劣质粮食,却要按照优质粮食进行折算,在此之上,王章还要故意抬高其估值。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抬估”。

    “抬估”的做法得罪了全体文官集团。

    经过梳理归纳可以看出,史弘肇、杨邠、王章虽然都很厌恶文官集团,但其政治诉求也仅仅是停留在限制、削弱文官集团的权力、势力上,并没有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没有要对文官集团展开肉体消灭的计划,史弘肇虽然有过要杀苏逢吉的冲动,但那与政治无关,完全是私人恩怨,冲冠一怒为红颜。

    与之相同的是,以苏逢吉为首的文官集团,也很厌恶武将集团。然而限制武将集团的势力是不太可能的,国家四处用兵,怎么可能重文轻武?

    苏逢吉也曾对武将集团发起过试探性攻击,利用李涛投石问路。这一问,问出来了武将的坚硬靠山——李太后。

    幸亏李涛嘴硬,没有把幕后主谋苏逢吉咬出来。经过这次小试探,武将集团如日中天,文官集团噤若寒蝉。

    然而对文官集团的打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承祐开始培植自己的党羽,即“舅族群小”,这是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是暴发户中的暴发户。

    这些暴发户们要攫取权力,要切割后汉的利益蛋糕,从政治饕餮中分得一杯羹。换句话说,他们要动摇文官集团与武将集团的权益,从他们身上割肉吃。他们的唯一资本就是李太后和皇上的暗中支持。

    权力格局被打破,最为不安的就是文官集团,因为从他们嘴里抢肉更加容易。

    苏逢吉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苏逢吉很快就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1,“舅族群小”势不可挡,李业、阎晋卿、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人虽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但他们的背后是李太后和刘承祐,所以他们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必然如开挂般存在,实在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他们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2,“舅族群小”的打击范围很广,不单单是针对文官集团,也包括如日中天的武将集团,后汉即将迎来一次大洗牌。

    于是乎,苏逢吉立刻做出了正确选择:站队“舅族群小”,并引导其撕咬武将集团。

    武将集团之所以能够在后汉横行霸道,就是因为李太后的偏袒,当李太后也开始培植“舅族”的时候,武将集团就成了后娘养的,“舅族”才是亲儿子。

    然而要想彻底扳倒武将集团,仅仅让李太后“移情别恋”还不够,还要让她彻底厌恶、抛弃武将集团。

    苏逢吉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这种机会很快就来到。

    史弘肇等托孤重臣们没有摆脱恃功自傲的历史规律,仗恃开国之功,目空一切,从来没有把幼主刘承祐放在眼里,加之本性使然,在为人处世方面多有欠妥之处,随着在“李涛案”中,李太后的偏袒,史弘肇等人更加不可一世,主动给自己挖好了火坑。

    “舅族群小”的快速崛起同样引起了武将集团的警觉,但与苏逢吉的冷静分析所不同的是,史弘肇等武将集团依旧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加以应对,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舅族群小”崛起的幕后推手就是李太后和刘承祐,或者说意识到了,但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