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回来，林家伟的情绪好转了许多，但一想起豆豆，心情又马上烦躁了起来。他恨，恨得咬牙切齿，又想，想得心焦如焚。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无法解释自己。每次电话或者传呼一响，他就急不可耐，渴望能听到那个略带沙哑的他非常熟悉的声音，或者从传呼机上看到那个他非常熟悉的代码，只要她能够向他解释一下，说他误解了，她根本不会与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他只不过是她的一位中学同学，或者是过去的老邻居，只是顺路捎了她一程，即使她的解释有明显的编造痕迹，他还是能够原谅她。然而，他急不可耐接到的都是别人的电话，急不可耐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传呼，他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惊喜中又一次次的失望……
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心理不平衡时，往往最容易迷航，不论是感情上还是别的。这天，林家伟处理完了公务，独坐在办公室里，甚感百无聊赖。他想起了常琳，那个清纯如水的女孩。他掏出她留给他的号码单，用手抚平，细细地揣摩着品味着她，看她那纤弱的字儿，想她那可爱的人儿。其实林家伟早已把她的电话号码、传呼号码写到了他随身带的号码簿上，按惯例，他早该把那张字条扔了。但这是一个例外，他没有扔，他觉得一看到那张字条儿就能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常琳来。好几次，他拿起电话，想给常琳打一个电话或者拨一个传呼，但是转念一想，我找到她说什么呢？约她吃饭？约她跳舞？还是闲聊神吹？这些对他来讲似乎为时过早，凭他与她的认识程度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因此，他终因没有找到足够的通话理由而放弃了拨电话。
他有时也想起悦宾夜总会的那次桑拿，想那小姐假扮的因而也就带有艺术味儿的撩人悦耳的*，想那真实的职业性的扭动和无法抗拒的青春活力，……想着想着，就想再找个机会体验一次。于是，他就打通了李堂和的电话。
李堂和说：“我正好有事要找你，晚上有没有空，有空过来谈，这里又来了两个新的，很嫩，你不想尝个鲜？”
林家伟笑骂道：“你别给我设诱饵，只要到了你的地盘，哪个能鲜？你先说，有啥事？”李堂和说：“我想弄块地皮，还得请你帮忙策划一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等你来了再细说。”
林家伟说：“我又不是土地局的老爷，你弄地皮找我也是白找。”
李堂和说：“不是让你弄地皮，而是让你策划一下别的，你真是个书呆子。”
林家伟说：“叫不叫陈部长一块儿来？”
李堂和说：“你想请改日再请他，今日我就请你与马车，别的人一概不请。”
林家伟一听马车也去，当场就拍了板。
放下电话，想想晚上还有好事等着他，感到畅快多了。这时，编辑部罗主任来送审下期的稿子，他本想通过罗主任打问一下，大家对丁雯的那篇系列报道是怎么看的，但是没想到送审的文摘稿的第一篇的题目一下子抓住了他，那篇文摘稿的肩题是《你骗我我骗他他又骗谁，你图利我图利谁人吃亏？》，主题是《王富贵以合资办厂为名侵吞国资三百万》，林家伟扫了一眼，就把本想与罗主任沟通的话咽进了肚里。待罗主任走后，他才细细地将这篇文摘看了一遍，内容与上次向涛所陈述的一样。
林家伟略一判断，便知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摘这篇文章，绝非偶然之举，肯定有明显的针对性。那么，针对谁呢？是针对丁雯？还是针对这件事本身？文摘版的责编雷小刚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小伙子，据说，他曾经追过丁雯，两人曾经有过一段来往，但时间不长就分手了。现在，从表面上看来，他与丁雯是那种很正常的同事关系，压根儿看不出谁恨谁的样子。可见，这篇文章的选摘不可能是针对丁雯的，很可能是冲着这一事件本身。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雷小刚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是他自己找的？还是向涛提供的？如果是向涛提供的，雷小刚接受并送审了，显然就有了一定的目的性。再说雷小刚送审编辑部，罗主任没有提出异议又送审于他，是罗主任假装糊涂，故意把问题交给他？还是本意上也很同意摘登这篇文章，于是就签了字再按程序交于他？
无论怎样，他觉得放弃与罗主任的沟通是非常正确的。倘若不刊发这篇文章，说说也无妨。而问题的关键是林家伟一看这标题就觉得对此不能轻易的表态，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现在，林家伟开始考虑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应该持怎样的立场与观点，是发？还是不发？发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不发，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坏处？他当然明白陈部长曾经暗示过他的那些话，也知道市委书记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发了，市委书记肯定高兴，陈部长也一定满意，但是，这样有可能会得罪市长黄心刚，也会得罪总编王一飞。为了明哲保身，最好是不发，但这样会失去一个向市委书记、陈部长表功的机会。
林家伟经过反复考虑后，觉得还是应该发。这样他在市委书记这边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也显示了他的办报智慧。而在市长这边，王一飞这边，他完全可以假装糊涂，模糊概念。他既没有有意地让谁编排这篇文章，也没有同任何人谈论过这篇文章该不该发，而是按一般的工作程序，下属送交来了，他就签发了。何况，这仅仅是一篇文摘，更何况，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篇一般性的反贪文章还会有什么针对性？这样一想，他才坦然了许多，最终在稿签上写了一个“发”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