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主任笑了笑，说：“这事我们都听说过，你再说单位里的事情。”
申总调整坐姿，让自己放松一些。他想了想，说道：“去年我们部门新分配进来的一个女大学生，领导应该知道的。”
夏主任看着他点点头。
“是这样。刚好报道那天我有时间，所以是我陪着她去总务处领办公桌的。”申总喝一口水，继续说道。
可是选过来挑过去，这位大学生就是不能最后决定。
“不就是一张桌子吗？选个桌子和选嫁妆一样。”面对挑剔了一上午，还没选好桌椅的女大学生，申总当时就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然而，女大学生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领导，这张桌子我可得用一辈子啊，当然得好好挑了”。
就是这样一句很平常的话，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之大。申总说起来这些，仍然记忆犹新。“难道也我要这样耗一辈子吗？安稳的“铁饭碗”真的就能满足我一辈子的“胃口”？
他说：“我自己刚进单位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我知道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如果只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是没法拍板的，所以那时候就想着以后能有机会拥有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做主角。”
“可就是这小姑娘的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我。”申总回忆说，“我当时就想，得为自己活，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也为个人创造点价值。”
“我不想做一辈子官吏，其实做到处长，哪怕是做到主任又怎样？”申总说道，“我不想那样生活，我需要挑战，想真正成为一个舞台的当家人，这才是我辞职的最大原因。”
二楼房间里就他们这一桌有客。申总说完这些，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夏主任想了想，问：“申总你下海这半年多，就没有过自己也有悔意的时候？”
王建浦自然听得出来夏主任话里的意思。
当时公务员下海创业，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很多事实证明，所谓的公务员下海创业，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利用原单位的公权力、利用在原单位中积累的人脉来赚钱。
眼前的这位申总也不例外。他从单位出来，虽然说是去除了公务员的身份，但还是选择了机关大院的第三产业中创业，其实还至少算是在半个体制之内。
申总想了想，坦白说：“其实从单位离开之后，手里也有了一些人脉资源，这些都给自己现在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不过，要说到辞职后的心理落差，其实还是很大的。在机关工作时，虽说是在做“服务”，但更多的时候，都是别人来找自己办事儿。而创业时，只能到处求人。他坦言道：“那个时候也会闪过一丝悔意，想自己为何要辞掉一个体面的工作来受气？甚至搞得来一点尊严也没有。”
夏主任又问：“为什么现在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热衷于下海经商呢？”
老杨笑了笑，说：“我觉得，这还要源于现在“停薪留职”的这一优待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有意愿从事第二职业，原岗位岗位、编制、待遇保留，两到三年内如果创业不顺利，回原单位从事原来的工作，工资待遇、职务级别都不受影响，身份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个后盾保障下，单位职工自可放手一搏，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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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其它行业相比，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综合素质、认知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强，这就为“下海经商”打下了基础。
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许多行业都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只要掌握了政策、消息，或者有优质的人脉资源、信息来源、经济渠道，都可以凭此致富。
就这样，有后盾保障，有文化知识和优质资源，下海经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股热潮，有人为之受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即使没有富起来的，继续回原单位工作，反正也不至没有饭碗。
现在社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行业都处于空白状态，做生意的成本也相对较低。所以敢下海的人，做生意很容易挣钱。老杨最后开玩笑，说道，“基本上是摆个地摊就能发财的时代。”
申总附和说：“我也觉得，是整体环境给了我们这一次机遇。现在市场经济刚开始起步，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夏主任不响。
他叹一口气，说：“是的啊，现在几乎每个机关单位都在办公司。在体制松绑的带动下，一场大规模的弃官从商浪潮正奔涌而来。去年不完全的数据，有超过十万的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辞职创业。”
申总接过话头，说：“下海的人当中，除了像我这样的少数，更多人都是涌向了南方，尤其是现在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
夏主任马上问：“海南现在有多热？”
上周我刚从海南回来，现在那边可以说是“热得一塌糊涂”。申总回答说，老人家南方谈话后，在“要挣钱，到海南”的口号裹挟下，“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更是将当地楼市推向了癫狂。海南房地产公司激增3倍，3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密密麻麻挤着2万家房地产公司。
申总还举了一个例子。
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91年为1400元/平方米，去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短短4年，增长超过4倍。拿到手的土地，还没开发，半年后转手就是100%的利润。
老杨吃一惊，不禁问：“数字准确吗？”
“肯定准确的。”申总说道，“还有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市，房地产开发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逊色。去年，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经过轮番倒手，政府几万元/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元/亩，当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达80平方公里。”
夏主任想了想，问：“你们还记得海南当初为什么要从广东划出来，单独建省，成立经济特区的吗？”
王建浦想了想，说道，88年，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中国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问题。当时，国内已经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但这四个城市皆属于沿海城市经济体，成功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广大农村地区。
因此，中央需要一块理想的试验田。88年的海南农村人口占比超过80%，工业产出水平低下，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甚至还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本符合中央改革实验的各项条件，尤其是其所具有的独特地理条件。于是这年的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称的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立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
申总说道，我也是去了海南才知道，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不仅一跃成为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现在也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
夏主任沉思良久，轻声说道：“机会往往伴随着风险。我个人觉得，申总你接下来要格外当心，海南方面的投资你自己可要想想清楚了再投的。”
老杨点头，同意夏主任的看法。
申总笑了笑，说道：“领导说的在理。不过我还是想引用《人民日报》元旦致辞里的一句话：九十年代是我国人民为进入新世纪打好基础的关键年代。国内条件具备，国际形势有利，我们千万不可放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