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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章 戴着钢盔顶住!

    谢雨生看看王建浦,又看看徐进,哈哈一笑,说:“那还要问,当然是保持现状啊。再说了,你现在是给领导做秘书,多好的机会啊?”

    徐进转头看向王建浦。

    王建浦刚要说话,只见小毛和余老板有说有笑地各自端着热菜从楼梯口走了上来。

    客气一番,几个人围八仙桌而坐。

    各自碰了一杯。

    王建浦放下手里的毛豆,想了想,说道:“我同意刚才阿生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小小的担心,看现在的情况,浦东新区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所以难保这样的模式以后不往乡镇一级推广的。”

    徐进点点头,说;“我的担心,其实也就在这里。”

    “小政府,大社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理念。浦东开发者率先将这个理念付诸行动,自开发启动之初,始终坚持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的特点是:职能管理体系上实行“系统综合”,不设单纯的行业主管局,将行业管理职能按大系统进行归并设立综合性管理部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行政管理层次上实行“两级结构”,即浦东新区政府直接领导各个街道、乡镇,没有中间层次。

    浦东管辖的面积达522平方公里,人口140万。一个副省级的机构仅用800名人员,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与隔江相望的浦西各区相比,机构减少2/3,人员减少1/3,当时市政府有近100个委办局,各区县政府一般也有50多个职能部门。

    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时,政府的管理机构是浦东开发办公室,后来成立了浦东新区管委会,两者都是上海市政府派出的副省级机构。

    管委会主任,由上海市副市长兼任。他就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副省级领导直接对着乡镇,当时全国只有浦东一个。”

    谢雨生是记者,他介绍了一个“内幕”消息:据说,当初新区管委会领导研究新机构的设置和编制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效率极高。说是上午商量好机构设置方案后,下午就去汇报,主要领导一听,晚上就开党委会,第二天就出报告,这个报告是代表市政府向中央汇报的。

    在93年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浦东新区领导就浦东政府职能改革,当时就总结说了三句话:“该管的大事一定要管好,可管可不管的由中介机构去管,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反观当时在国内,大小政府部门几乎都有着一种自我扩张、膨胀的冲动,“帕金森定律”深深地根植其中,寻租现象也就屡见不鲜。

    这样一来,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内,浦东新区践行“小政府大社会”如此设置的机构一开始,就如汪洋大海中驾驶着一叶扁舟,遇到了诸如川沙干部分流安置这样,许许多多的难题。

    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上下行政部门的不匹配。

    浦东新区设有一个机构叫作综合规划土地管理局,这是一个职能极为多元的部门,集合了规划局、房产局、土地局、计划局、统计局、物价局等部门,对应到市里的计划、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

    这样的“集成”机构,在后来的运作中遇到了不少麻烦,一个部门很可能经常不断地同上级几个不同部门对接。为此,浦东“想变通法子,甚至还采用了挂一块牌子,有多个图章的办法。”不同的文件上盖不同的公章,而不同的上级部门要求的报告内容、方式以及言语风格都要相应调整,浦东人管这叫作“换频道”。

    这样的做法引来了不满、质疑,甚至是刁难。

    比如说,浦东新区没有宣传部、没有统战部,有人说,这是哪个机关的机构?竟然没有宣传部、统战部!还有个别行政机关的领导说,他们没有与我们相对应的机构,我们就不给他们财政拨款。

    当时市相关部门来检查,总觉得不对口。浦东因此经常被告状:你们对某某工作不重视,连机构都没有。

    不仅是机构没有,即便是有机构,因为编制少、人手少,都采取兼职的办法。

    谢雨生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一次他在市政协会议采访时,有一个浦东新区的领导上台发言时,屏幕上名字、职务刚一打出,会场上便是一片笑声。原来这位领导有着一大串的头衔:浦东新区宣传、统战部部长、区*****、党委副书记、文广局局长、新闻办主任、文明委副主任、区台办主任、侨办主任。

    但再难,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浦东的开发者没有动摇。

    值得欣喜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在浦东的实践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支持。

    国家领导态度坚决:“浦东要戴着钢盔顶住!”,“市里各个部门来找你,要你设立新的部门,你就是要顶住,不设!”

    市里领导也给予浦东支持,说:“浦东新区情况特殊,应与其他市区有所区别,给予副市一级的职权是有必要的,除了重大事情需要请示市里外,其余都应当让新区自己处理。我们应该在新区的管理体制上实行大胆的改革,才能为全上海的体制改革提供经验,起积极推动作用,这就叫体制改革上的‘组织疗法’。”

    可见无论是高层领导,还是浦东的领导层,都有一种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强大动力和责任感。

    王建浦问:“但是,为什么浦东开发者执着地缩小、限制自己的权力、机构、人员编制?这又需要怎样的胆识和韧性?”

    他说,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这样的故事,真值得好好深思。这无疑是解放思想的一个经典案例!

    沉默。二楼本来就只有他们一桌食客,整层楼只有头顶上呼呼不停的风扇声音。

    王建浦端起酒杯,说:“还是说徐进的工作。我的看法,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又有了新机会也说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