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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1章 阵痛

    接下来的问题,这几十万纺织下岗职工出路何在?

    当时上海的政策,叫做“调整无情,有情操作”。

    去年的10月7日,纺织“劳动力置换分公司”宣布成立,专门管理、安置“富余职工”,帮助下岗工人介绍工作、并且为她们做心理咨询。

    紧接着,各个国有纺织工厂就设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开始登记下岗的员工。

    很快,上海人社局等六部门“意见”下发,鼓励各企业、全社会吸纳纺织下岗的富余劳动力。市领导也说‘要流泪了’,要求‘没有政策要创造政策’。”

    这时候的下岗这件事情,针对的主要还是纺织厂的一线工人,产业淘汰。

    不过,下岗并不等于开除。原则上讲,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当时上海的政策,主要有这样三条:

    年龄大的,或者是接近退休的,就买断工龄,等待退休;

    年龄小的,劳动关系就挂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给你交社保,自己去找工作。这些被称为“协保人员”;

    还也有的“一次性交满社保”。特事特办,当时的政策是可以提前交社保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国企,对待下岗员工,相当于把以后的工资打折,提前支付。总体来讲,其实当时上海下岗政策其实还算说得过去。

    至于买断工龄,当时给的方案主要是两个,一是分房;二是给钱。

    但是,不管怎样和如何安置,转岗给每个人带来的都是阵痛。

    而且,这种阵痛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国家有阵痛,老百姓也有阵痛。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下岗转岗,它改变了很多的人生观、价值观。

    习惯了安逸生活的工人们,不知道前面等待你们的是什么,而这时候后面的路却已经先断掉了。

    恐惧和忐忑、愤怒和茫然,充满了他们的内心。

    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走出门找工作,那是真真切切的、有着对于工作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最原始的,是要吃饭、要养家糊口。

    更不要说,家里夫妻若同时下岗,那是真的要揭不开锅了。根本不像现在,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要知道,这时候在纺织工厂,夫妻,甚至是一家人都在纺织系统工作,其实很普遍,这是事实。

    有材料总结当时纺织富余人员的特点:年龄偏大,职工平均年龄超过38岁,36—45岁占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职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大多为“老三届”,技能单一、技术平平的操作工占38.78%,简单劳动的辅助工占44.54%,技术通用性弱,离开纺织别无专长……

    可以这么说,很多的纺织工人除了手上的工作,几乎无任何一技之长。哪怕你一次性给她再多安置的钱,她都会有一种突然失去依靠的危机感,怕坐吃山空。

    另外,那时候社会上也没有职介所,更没有现在多种多样的找工作的办法。

    这些人只会找领导。

    同时,对工厂来说,如果转岗,则不仅要为这些纺织女工做培训,教她们如何面试,教她们基本的礼仪,教她们化妆。

    这些其实都还是很小的事情。

    但要改变习惯和观念,对这些纺织工人来说却很不容易。

    比方讲,纺织工厂出来的女工因为常年在机器旁,说话都很大声,就很难让她们改变习惯。社会上对纺织女工的理解,普遍认为她们都是说话声音很大、没有知识、没有素养、没有技能。

    以至于有工人被推荐去做了公交售票员,按报站按钮还以为那就是操作电脑,她说那‘太难了’;还有去广场保洁的,认为下过雨地面就不需要再冲刷,结果挨批要被开除……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

    有纺织女工,组织了一个‘永昌女子管弦乐队’。在此之前,她们连五线谱都不识。40来岁了却开始学吹打,每天都练到嘴吹肿,头吹晕。演出服装买不起,就去拉赞助。她们当时还管这个叫“化缘”。

    还有女工下岗第二天,就去了十六铺码头批一点葱姜蒜,跟居委会阿姨打个招呼就到小菜场外面,开始学着摆起了摊位。

    甚至还有工人,厂子关了仍然每天去工厂报到。她只说,我生是纺织厂的人,死也是纺织厂的鬼。工厂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

    再讲一个特殊的案例。

    九三年,杨浦区有一对夫妻双下岗,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的时候,还不懂事的小小女儿哭着要吃肉。母亲把所有的钱买了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拌了老鼠药,给女儿吃了。女儿死了以后,夫妻一起上吊了。

    这一家绝户之后,上海出台了夫妻双方只能下岗一个的铁政策。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上海人头上,也是一座可以压死人的大山。

    是的,好多年以后,很多人才真正的明白,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

    去年10月6日,市纺织局召开“再就业工程恳谈会”,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市劳动局和市社保局、市国资办、市经委的有关领导出席。会上一致同意将纺织再就业工程作为试点,提供岗位、机会、信息、服务。

    这也为“空嫂”的诞生埋下伏笔。

    当时上海有个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就是讲再就业这件事的。

    这部由上海曲艺剧团的一代名角周柏春,姚慕双,林燕玉,童双春,翁双杰,李青老师等排演的滑稽戏剧情大致是这样:

    蒋大毛、蒋二毛兄弟等待业青年,常苦闷地在路灯下访惶,被人讥讽为“宝贝”。经街道干部帮助,拟开设修车站,自谋生计。因恐技术不精,把从父亲蒋阿佳处骗借来两用车进行拆装训练,不料拆散后无法装拢。蒋父原为“小业主”,对儿子搞个体经营心有余悸,遂将大毛关押在家,使其恋爱亦遭波折。后得区长吴川暗中支持,他们终于真正成了有利于社会的宝贝。

    这个滑稽戏表达的主体意思,很明白直接,当然就不用细说了。

    不过,这部滑稽戏能够在上海连续演出,也正说明当时社会上,从上至下鼓励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