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就写过这么一段随份子的无奈：
“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
掏份子钱的人无奈，办酒席的也无奈。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当时订酒席和场地就花了三四万，结果多出两桌不能退，损失惨重。
当地的份子钱随得比较少，过节给孩子红包都是10块，结婚随礼也都是200，当时和我老公的几个要好朋友随了500-1000不等，那些亲戚同事都只随了200。
其中有一个老公玩的比较好的初中同学小明忙前忙后地帮忙招呼宾客挡酒什么的，他随了1000元份子钱。
小明的工作是送外卖的，每个月收入几千元，但也都是辛苦钱，还要养着父母，生活过得并不轻松。
婚礼结束后，老公把这个份子钱退给了小明，小明死活不肯接收，他说当年老公帮过他不少，这份情谊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我老公结婚，他也只是聊表心意。
当时我们挺感动的，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朋友，能给你随这么大的红包，完全是他的一片真心实意。
相比小明，老公的另一个平时称兄道弟的哥们小军，不仅拒绝当伴郎挡酒，而且只包了200元红包。
最令人寒心的是我老公和小军在学校共用一个钱包，小军没钱的时候，我老公经常慷慨解囊。
小军母亲过70岁大寿的时候，老公给他包了800元红包，还买了一堆孝敬老人的礼物。
婚礼结束后最大的悲哀是，本以为最好的哥们，却给自己随了最少的份子钱，从那以后，老公和小军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没有以前那种亲密互动。
我们随份子钱的时候，会根据朋友在我们心中的远近疏远来决定随多少礼，同样别人随份子钱给我们的时候也会以此作参考，这便是中国式的礼尚往来。
与其说，份子钱正在毁掉我们的友情，不如说份子钱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朋友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