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羊八忌。
绵羊的羊，猪八戒的八，忌讳的忌。
如果把我的姓名倒着念，就成了意味深长的忌八羊。
其实，追根溯源，我应该姓黄。不是皇帝的皇，而是黄颜色的黄。我爷爷姓黄，青春年少时入赘羊家当了倒插门女婿。羊家是大地主。爷爷在奶奶家拜堂成亲后，就改了羊姓。
奶奶家有多么富有，我没有概念。只知道爷爷好赌，且十赌九输。输光了银子，爷爷就抵押奶奶家的房地产继续豪赌。
新中国成立那年，家里的房地产几乎都被爷爷输光了，最后政府给我们家里定了个富裕中农成分。
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因为爷爷奶奶一连生养了五个女儿后，才生了我的父亲羊良骥。父亲排行老幺，我在家里也是独种宝儿子，上有四个姐姐，下有一个小妹。我排行倒数老二，所以爷爷奶奶等不及抱我这个两代单传的男丁，就先后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出生后也随奶奶姓羊，传递羊家的香火。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的模样。我并不鄙视爷爷到奶奶家吃软饭。能吃一辈子软饭且儿孙满堂，也是爷爷的本事。我更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看上我的爷爷？奶奶是不是长得很丑呢？每每见到我的五个姑妈都长得慈眉善目的，奶奶即使长得丑，也不会丑到哪里去。
爷爷奶奶就我父亲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自然视为心肝宝贝，很小就把父亲送到私塾先生家里读四书五经。
小日本来了后，父亲才辍了学。有一天，父亲在河边放牛，遇到日本鬼子抓夫，父亲被捉，给日本人当挑夫，后来被编入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父亲在伪军里一直干着伙夫的行当。1945年，小日本无条件投降，伪军部队自行解散，父亲返回家乡，中途被国民党兵拦住，又被收编为国民党的兵。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父亲照样当伙夫。有一天，父亲外出采购返回部队，走到半路上，发现部队正在紧急集合，将要开拨到新的营地，父亲就躲了起来，没有归队。等部队都开走了，父亲才向附近老乡要了一套破旧的衣服，装扮成难民返回了故乡。
我曾经问过军人父亲，开过枪杀过人没有？父亲说，他所在的部队很少打仗。而父亲又是后勤兵，压根儿就没有机会开枪杀人。在几年的军旅生涯里，部队总是不断地开拨和安营扎塞，有时候一天急行军近百里，东奔西走，全国各地差不多都跑遍了。
我曾经在一篇散文的开篇第一句就这样写道：我的父亲是逃兵。
父亲之所以当逃兵，是不愿意充当内战的炮灰。这是我想象的，可能真实原因还是贪生怕死。
后来这支部队向共产党投了城，成了革命的队伍。解放后，父亲的一个大字不识一斗的战友也是在同一天被国民党拦住当兵的老乡在县城水利局当了局长，父亲却在生产队当了个小小的会计。要是父亲不当逃兵，随着国民党的部队一起投靠共产党，有文化的父亲当的官一定比那位局长要大。父亲早年的私塾也没有白读，自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农村从事脑力劳动，基本上是个脱离田间劳动的脱产农民。农村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不多，父亲在生产队年年当会计或者当出纳或者当仓库保管员。直至农村改革，搞联产承包，实行生产责任制，年近六旬的父亲才解甲归田干农活。
父亲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只开了花没有结果。父亲结婚后不久就被日本人抓夫抓去当了兵，几经周折父亲逃回故乡，老婆却跟一个生意人私奔了。父亲回到家里，没有去岳家吵闹，因为岳家与父亲沾亲。岳家自觉理亏，找人出面调停，给了父亲一定的经济补偿，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干活麻利会算计过日子却不识字的女人。父亲年轻时是个公子哥们，和母亲结婚后，从不进厨房，不干家务活。母亲用四字总结了父亲的为人：家懒外勤。父亲一生克已奉公，有口皆碑。在吃集体食堂的时候，父亲掌管伙房的粮食。一开始集体食堂吃干饭，后来集体食堂越吃越稀，最后集体食堂解散，农民各自开小灶煮萝卜饭吃。父亲一直在生产队掌管粮库的钥匙，从来没有损公肥私，把集体的粮食化为已有。
生产队每户人家一年至少要向国家交售一头牲猪。1954年长江发大水，江堤随时都有溃口的危险。生产队的农民纷纷把家里的牲猪交售给国家。一时间，公社牲猪收购站的牲猪猪满为患，上级收购部门没有派汽车来将牲猪运走。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把农民交来的猪过秤以后，叫农民把猪牵回家继续饲养，待收购站的猪圈空了出来，再把猪收回，增长的部分，收购站按斤付酬。长江水势越来越猛，为防不测，不会水的父亲利用家里的树木捆扎了一个长长的木排。江汉平原的内涝渍水已经成灾，所有的农田被淹，家里也进了积水。父亲便把家里的粮食和牲猪都放到了木排上。后来荆江大堤上游某处溃了口，政府派来救灾的机动船只救人，不救物。父亲一人把家里的财产和公社收购站的那头猪放在木排上，撑着木排随波逐流向下游江堤靠拢。父亲和木排在洪水中漂泊了三天三夜才靠上了江堤。母亲拖儿带女被政府的机动船救到安全的江堤上后，一连两三天不见父亲的消息，以为父亲的木排被洪水冲散了，父亲也没了，便对着滔滔洪水号啕大哭了两三场。水退后，父亲把寄养在家里的牲猪交给了公社收购站，收购站给了父亲一元人民币的奖励。
母亲每每向我讲述这件往事的时候，就说父亲太老实了。那时候，个别农民把收购站寄养在家里的牲猪给偷偷宰了自己吃掉后，说是被洪水冲走了，收购站没有追究责任。
父亲是农村少有的文化人，虽然是农民，一生很少下地干农活，这些都是拜他读了几年私塾所赐。因此，父亲特别重视子女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父亲常常教导我们的话。
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做三年困难时期，江汉平原一个农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儿，使得全家喜气洋洋。因为在男孩儿之前，妈妈已经给他生了四个姐姐。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那年月，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农村。这个男孩儿就是我，具体出生时间是1960年3月3日寅时。两年后，妈妈又给我生了一个大妹妹。唯独只有我一个独种宝男孩儿，自小我便象《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被父母及姐妹们众星拱月般地宠爱着。所缺的就是没有一个林黛玉那样的小表妹。
我的当了逃兵的父亲逃回家乡后，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当出纳当记工员当队屋仓库保管员。另外，我父亲还掌管着生产队唯一的一只用小木盒锁着有只鸡不断点头啄米的小闹钟。整只闹钟都被木盒包围着，只有钟面露在外面，供人看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时农民的作息时间。人民公社时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生产队的农民出工收工，都得听从我父亲敲响的钟声的号令行事。为了照顾耳背的人听不到钟声，队屋右侧还树立一根旗杆，旗杆上顶部绑有滑轮，滑轮上挂着可供升降的绳索，绳索上绑着一面红旗。逃兵父亲在生产队的另一个角色还是护旗手，升旗手，降旗手。旗手父亲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比生产队其他劳动力，早出工，晚收工。父亲每天早上至少提前一刻钟赶到队屋，打开屋门。到了早上上工的时间，首先升起红旗，在红旗迎风招展的同时，敲响了旗杆旁的屋檐下挂着的一口大铜钟。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父亲又降下红旗的同时，敲响大铜钟。下午上工，依然升旗敲钟；傍晚收工，同样降旗敲钟。
小时候的夏天，我常常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被父亲带到队屋里玩耍，队屋就成了我的幼儿园。有时候走慢了，父亲就像赶猪赶羊等牲口一样，弯腰拍打我的光腚一把，随之我就一路飞快地向队屋跑去。父亲整天忙着队屋里的杂活，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管我。
比如分发农具给各位劳动力，翻晒队屋禾场暴晒的谷子，豆子，棉花。天黑收工前，父亲要组织在队屋里上工的老弱妇残劳动力将未干的谷物拢堆，盖上防露水防雨水的帆布，以便次日继续晾晒。干了的，就装袋归仓。孩提时代的我，在队屋里，就如同鸡呀，猫呀，狗呀，一天到晚乱窜。我有时候光腚挺着小鸡鸡，背着手，在禾场昂首阔步，常被乡亲们喊为“羊公子”。很多时候，我都是泡在队屋修理间里，看林成孝叔叔用烙铁粘锡焊农具。我跨下杵着的小鸡鸡，常常成为林成孝叔叔的玩物。
林成孝叔叔用一根一米多长的铁丝的一头弯成一个圆圈圈，如同电影《地雷战》里日本鬼子使用的探雷器。只要我置身修理间，林成孝叔叔就趁我不注意时，拿起铁丝圈像探雷那样套套我的小鸡鸡。我见有东西向我底下探过来，立即跳开，林成孝叔叔因此常开怀大笑。
从我家世来说，我应该也是高干子弟。应该说我身上遗传了爷爷吃软饭的基因，但骨子里也流淌着军人所固有的铮铮铁汉的血液。同时，我也具有奶奶坚韧不拨的性格。爷爷一生好赌，奶奶不离不弃，其忍辱负重的韧性可见一斑。
父亲取名叫羊良骥，寓意是一条良好的千里马，也算是名副其实。因为父亲在生产队当了一辈子受人尊敬的小干部，一生也算功德圆满。但是我至今不明白父亲为何要给我取这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叫八忌呢？
小时候，父亲给我们子女教育最多的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
唯一教给我们的忌讳就是不能偷盗：饿死不当盗，讨米无人笑。
为什么给我取名叫八忌，父亲至死没有透露。父亲去世那天，我把姓名倒着念了一遍，除了有点儿暧昧之外，仍然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