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二姐夫带着堂侄与我们会合，一起回老家过春节。在回家的长途客车上，莫师傅把我路踢坏宿舍门的事告诉了二姐夫，但莫师傅没有说他逼我叫他为姐夫的事。莫师傅想在口头上占我二姐的便宜，没门。
二姐夫听了他的二姐夫的告状，仰头长叹了一口气。
一道返回了家乡，我简直变了一个人，整日寡言少语。每每见到二姐夫的身影，我像老鼠见到猫般地浑身发抖。
过了春节，莫师傅和二姐夫他们一行又要出门做手艺。行前二姐夫向父亲禀报，说我心太野，他没有能力带我这个学徒。如果父亲执意要我学木匠，他可以帮我另找师傅。
在农村，父母并没有对我娇生惯养，虽然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但我出生的不是时候。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我1960年出生，家庭已经是家大口阔，全家人都在饿肚子、吃稀饭。我出生在土地肥沃的江汉平原，也称为鱼米之乡，很多省份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但父母说我们这里没有听说饿死人。病死人时有发生，是不是与饥饿有关，不得而知。生产队的粮食被统收统购进了国家粮库，田地里长得土豆、红苕、萝卜可作辅粮充饥。在饥饿的年代，父母是怎样想方设法把我养大，让一大家人不至于饿死，我无法想象。母亲提到过，主要是用杂粮煮红苕、萝卜饭吃。很多外省人逃荒来到我们这里，落地生根不走了，无论怎样，我们这里的人口，每餐能吃个半饱。
我的邻居有一位大哥天生有一只眼晴失明，被人称为独眼龙，他后来娶了一位俊俏老婆，就是从四州逃荒过来的女子。
尽管在最困难的时期，家里人每餐吃个半饱，我的到来，还是让一家人又喜又忧。母亲曾开玩笑对我说，如果你又是个女儿，我们就把你丢到外面喂狗了。看你是个带把的，才费力把你养大。
在家里，我和姐妹一样，父母一视同仁。我甚至觉得父母对大姐和六妹有些偏心。尽管如此，我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快乐的。家里从来不要我管事，天塌下来有父母有姐姐姐夫们撑着。在家里，除了扫扫地，能挑得起一担水的时候挑挑水，基本上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们。
我自小像一匹原始森中的野马，一直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学校除了听命于上课下课的铃声进进出出教室，没有什么压力。在课堂上，我常背着老师看小人书，偶尔也用橡皮筋当动力，把纸折的子弹弹向前排课桌女生的后脑勺。
学校还批判“师道尊严”，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班主任老师吩咐我们写批判文章，号召学生写各位任课老师的大字报。几位同学在教室一人多高处牵挂了四五根绳索在墙上，同学们写的大字报像万国旗那样一张张悬挂在绳索上。我写了一篇批判老师搞体罚的大字报：一次我上课迟到了，老师让我在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才允许进教室。我们读书像小孩子过家家，无法无天，自由自在。
参加77年应届高考，心里也没有丝毫紧张。我心里很清楚，金榜题名很眇茫。高中毕业走向社会学手艺，像把野马给套上笼头，被驯化成家畜，我一时难以适应这种人生的严峻生活。
在高考的前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有个道士给我算了一命。道士对我说，你是三世混世魔王。第一世是只有三板斧功夫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第二世是在脂粉堆里吃脂粉长大的混世魔王贾宝玉。你这个混世魔王半文半武、半贫半富、半贱半贵、半雅半俗、半人半兽……这一连串的半字句听得我云里雾里。
学艺期间，二姐夫开始和颜悦色，跟老师讲课差不多。但学艺和读书有天壤之别，读书是用脑子，学艺既要用脑记，还要动手做。我的动手能力二姐夫总是瞧不上。慢慢地，失去耐心的二姐夫开始对我动手动脚和辱骂，令我本能地产生了抗拒和反感。好歹我也是个王啊，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一方面，我有些畏惧身材高大的二姐夫，他一吼，我的大脑里被吓得一片空白；另一方面，我又有恃无恐：我是你小舅子，你能把我怎么着？
虽然我是个混世魔王，胸无大志，但会计父亲和医生大姐的形象已经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生在世，要活得有尊严，要受到周围人的尊重和钦佩。
大姐还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有时候夜晚出诊，她一人怕走夜路，常捎上我这个五弟作伴。于是我成为了大姐的贴身保镖。在农村行医看病，无非头痛脑热发烧，大姐从随身携带印字红十字的行医箱里取出针药，给患者打上一针，病人顿时觉得疼痛减轻。我想这并不是大姐的医术有多么高明，是个手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神医。而是病人见到了医生，像落水者遇到了有人施手相救一样，内心充满了希望，还未问诊，病好了三分。待一针管药液注入了体内，一种药到病除的心理作用，病又好了三分。于是，当家的对大姐感激不尽，吩咐家人煮红糖鸡蛋茶款待我们姐弟俩，以表示对大姐夜晚出诊的感谢。
在农村，家里来了贵客，未来的女婿携上贵重的礼物拜见未来的岳母岳父；未拜堂、第一次过门的准媳妇拜见未来的公公婆婆，家里会煮上四个或者八个鸡蛋，剥去皮，卧在一碗红糖水里，由小弟小妹端给未来的姐夫、未来的嫂嫂品尝。
大姐夜晚到农家出诊，乡亲把大姐当准姑爷、准媳妇那样的贵客款待。每次夜晚陪大姐出诊，我吃的煮鸡蛋比大姐多，这是我给大姐当保镖的报酬。
随父亲走亲访友，我也受到亲友的特别招待。狐假虎威，我之所以享受人家最高规格的礼遇，是会计父亲常常帮助亲友的缘故。
在农村，我也算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们。
没想到自从拜木匠二姐夫为师，我的优越感一下子荡然无存。二姐夫不但不尊重我，而且还经常打骂我，我一时又找不到其它出路，只好用消极的方式反抗二姐夫的训斥，二姐夫见我油盐不进，也消极罢教。
有一天，父亲问我到底还安不安心学手艺，我不做声，一个劲的直流眼泪。母亲见状，劝父亲不要逼我，以免把我逼成了精神病。
除了栗柴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父亲满以为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婿学手艺，应该很快学成出师。世上哪里还有比郎舅之亲还亲的人呢，除了一奶同胞兄弟姐妹之外。然而自己的儿子跟他姐夫学艺都学不好，另请师傅也是枉然。父亲审时度势，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再催我出门学手艺。况且，儿子也老大不少，已经是19岁的毛头小伙子。既然读书不成器、学艺也不成器，就老老实实当农民吧。
生产队与我一道高中毕业的皮永希已经在出了一年的工，工分由开始的6分工，被评为9分工的劳动力，已经自食其力，养家糊口。
凭心而论，性急的二姐夫确实恨不得三天把我带出师，然而欲速则不达。如果二姐夫脾气好一些，方式方法对头，相信就是榆木疙瘩脑袋，也会慢慢开窍。二姐夫是猛张飞性格，性子急燥，把我往他的二姐夫一交，注定了我这辈子做不成木匠。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我注定要走一年的弯路。
我的家乡属于产棉区，旱地多，水稻田少。生产队的人口吃粮食，一半靠自给，一半靠国家粮站的返销粮。农村未成年人，按人头分发基本粮食。到了18岁成了劳动者，停发基本口粮，不能再吃闲饭。必须参加集体劳动，自己挣饭吃。
生产队的稻谷、小麦、蚕豆、黄豆、绿豆、油菜籽等农作物，按一定比例交给国家统收统购站，按一定比例留作来年的种子，其余按工分和人口全部分给农民。家里劳动力多的，按工分多分粮食，多劳多得。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小孩，按人口分粮食，老少无欺，一视同仁。
每年到夏收秋收季节，是父亲最忙的时候。作为会计，父亲要和队里的其它干部算清楚有多少余粮供分配，每个工分分多少斤粮食，每个无劳动能力的人分多少粮食。
队里的粮食堆成小山丘那样，一丘一丘又一丘。每到分粮食的日子，是队里最热闹的时候，如同盛大节日来临。
队上开仓分粮，选在下午傍晚，晚霞满天，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全家老少齐出动，或肩挑一担空箩筐，或推着木质鸡公车，像赶集一样，从四面八方赶往队屋禾场分粮食回家。
大家拿着空口袋，空箩筐围在粮食堆前，等到叫到自己的名字，上前装粮食，过秤。把自家应分的粮食秤好，一个个喜笑颜开，肩挑背扛着一袋袋粮食回家。
手艺人外出，每人每天要给生产队交纳5角钱的提留，不记工分，仅参加集体分发的基本口粮。我18岁在外面学木匠混了一年，每天还向生产队交纳5角钱的提留，年底从父母的工分分红中扣除。队里分粮食，有我的一份。每个青壮年劳动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能挣7角钱，年成好，能挣1元钱，最高一年每个劳动日能挣2元钱。
附近棉花产量差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能挣2角钱。
1979年春，父亲没有再强迫我出门学木匠手艺，19岁的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名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