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父亲每天天亮起床，打开家门。生意人每天早早打开铺门，开张营业，抢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中的天时，招揽生意。农民父亲清早打开大门，宣示一个家庭的兴旺。
城里人上班，每周休息一天，国家法定了节假日。农民仅春节放几天年假。下雨下雪的日子，是老天给农民安排的休假日，不必出工，在家休息睡懒觉，一睡睡到日偏西。父亲最反对子女睡懒觉，天亮不起，关门闭户，成何体统。
我读书的时候，父亲最见不得我睡懒觉，他起了床，敞开家门，放鸡鸭出笼觅食。之后喊我起床读课文。父亲要求我把语文课的每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横流倒背。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父亲每天喊我起床时念叨的话。
父亲一生不会做饭，不会浆衣洗裳。他只会打算盘。每年年底，队里在分红之前的几天，父亲在家里挑灯夜战，把一把算盘珠子上上下下拨打得叭叭叭直响，像放鞭炮。农民一年出工忙到头，全家的人指望，都在父亲的这把算盘上。
工人月月发工资，领薪水，农民一年分一次红，在春节前等父亲算清楚账，才能领到过年的钱。平时手头紧张，农民向父亲开具借条，队长签字，先向队里支钱度日。
到了年底，生产队有少数人家，资不抵债，成了超支户。谁家分红最多，谁家超支多少，全靠父亲的一把算盘算得一清二楚。
父亲一生忙于公务，家务全被母亲包揽。母亲手脚麻利，干活利索，走起路来，生起一股小旋风，能把人扫倒。在生产队，母亲挣的工分，数一数二。
农民出工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出力不出力照样拿工分。农民到大队开大会，在生产队开小会，一样按人头记工分。患病不到会者，不记工分。只要开会，农民无一缺勤。大队干部在大会主席台上，高调发言，会台下面农民低头打瞌睡的打瞌睡，纳鞋底的纳鞋底，织毛衣的织毛衣。大会结束，工分到手。这样舒服便宜的工分谁不拿，谁是傻瓜。除非病得卧床不起。但有的工分，还得凭力气、凭技能去挣。
挑大粪到水稻田里作基肥挣工分，凭的是力气。每家每户待自家茅坑里的大粪满了，舀到粪桶里，挑到队屋西头的粪坑棚屋里，经父亲检验，按干稀质地给记工分。干稠大便，一担记10分工。尿多粪少，分别记8分工、6分工。有的人家参了猪粪，父亲用搅屎棍一搅，发现了参了假，给记5分工。这种吃人饭拉猪屎的事，只有个别人会干。父亲铁面无私，发现了，也不批评人家，一律用笔说话，记工5分。队屋西头一个跟牛棚大小的粪坑棚屋，长年累月收取存储农民的交上来的大粪，待来年春暖花开，播种水稻时节，一担一担挑到离粪棚五里地的水稻田里。男劳动力挑一趟大粪到地里，记2分工。多挑多挣工分，少挑少挣工分。
出工到棉田里捡棉花，谁也无法偷懒耍滑。太阳出来把棉花上的露水晒干，农民腰缠一个布口袋，下地干活。一个个成熟的棉桃被太阳晒裂，吐出雪白的棉花瓣子，再经风吹日晒，棉花瓣子成了松软的棉花絮子。必须赶紧采摘，遇到下雨，棉花絮子会被淋黑变质，这样的棉花交到棉花收购站，卖不出好价钱。农民出工捡棉花，与工人生产零件拿计件工资一样，多劳多计工分。农民出工捡棉花，天黑前回到队屋，一一过秤。捡得越多，记工越多。母亲每天捡的棉花，在队里总是名列前茅。队里有几个年轻女人，非常钦佩母亲，要拜母亲为干娘。母亲一一婉言谢绝。母亲说，我养了四五个女儿，吵死我了。再收干女儿，我还活不活啊？
父亲仗着有文化，在队里当了个小干部，一生家懒外勤，母亲任劳任怨。精于算计的父亲有时候很小心眼，使母亲忍无可忍，便与父亲争几句嘴。
父亲给了母亲一笔钱作为家庭生活开销，母亲很节省地花着家里的每一分血汗钱，从没有记账。母亲是文肓，不会读不会写。偶尔父亲追问某笔钱干什么用了，母亲一时记不起来，于是父亲追问更紧，母亲就发火了。母亲一发火，父亲马上让步，不再过问。
父亲一生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睡觉，他像一个永动机，不停地干这干那。在队屋里，父亲不住地收收捡捡。下雨的日子不出工，父亲在家里总得找点儿的事情做做。磨磨菜刀、锄头，修修猪圈，补补被野狗钻了个洞的自留地菜园篱笆。
实在无事可干，父亲搬一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前，看些手抄本的韵文书。这些书跟白居易的《长恨歌》那样，是七字句的叙事诗文。书中内容无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父亲对一本《杨门女将》手抄本，百读不厌。父亲看这些历史书是带着一种哼腔在唱书，一板一眼，哼声悠扬。
下雨的日子，隔壁三家的妇女小孩都喜欢来我家串门听父亲唱古书。她们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织着毛衣，听父亲哼唱书中人物的命运。间或也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谈论发表一下感慨。
母亲早起撒一把谷在门前禾场上唤鸡鸭吃食。舀一桶猪食拎着到猪圈倒到猪食盆里，回厨房生火做饭喂人。把一家人喂饱了，洗好一家人的衣裳晾在屋檐下的绳索上，上午的家务到此结束。
母亲很少串门，下雨天不出工，干完家务，也搬一把椅子坐在家门口。母亲有时也纳纳鞋底，大多时候，静静地坐在家门前，望着屋外的下雨天气发呆。父亲像蚊子嗡嗡嗡的读书声，很像催眠曲。母亲听得瞌睡来了，就去房里睡回笼觉。阴雨天气，淅淅沥沥的雨声也是一首美妙的催眠曲。
到了傍晚，母亲舀一碗谷子，撒在堂屋里，咕噜咕噜咕噜地唤鸡鸭回家吃食。母亲像一个守卫，守在大门口，不准邻居家的鸡鸭混水摸鱼。邻居家的鸡鸭一旦靠近大门，母亲立马扬手驱逐。
1981年，我21岁，生产队与我同龄的姑娘小伙子有的结了婚，有的生了孩子，当了爸爸妈妈。我整天不是以牛为伴，就是以书为伍。这一年，又有人给我张罗对象，姑娘姓何，18岁，初中读了一年，是邻组的，幼年丧母，和父兄一起生活。找个没有岳母的对象，一定是缺乏一种人情味。常言道，岳母娘最心疼女婿。这位何姑娘我认识，以前经常见面。她的哥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我在放牛途中，常与何老师相遇。作为农村少有的知识分子，彼此猩猩相惜，每次路遇都会相互点头致意。
有一次我见到何姑娘，场景格外难堪。有一天晚上，在野地里挖野菜给猪吃的何姑娘蹲在一条干涸的排水沟里方便，我骑牛拐进排水沟吃草。何姑娘慌忙提上了裤子，一溜烟跑了。我禁不住呵呵直笑。我对何姑娘有些好感。她害羞的样子，别样迷人。
谈一个没有一个岳母娘的对象，结婚后少了一个女人的疼爱，我不知该不该找这样一个姑娘做老婆。我还没有考虑好见不见面，介绍人却回了信，说何姑娘不想与我相亲了。最终，何姑娘嫁给了我队里的大毛。大毛与我同龄，初中未毕业辍学学了一门瓦匠手艺。我高中毕业学木匠半途而废，大毛已经成了大师傅。
高中毕业，一事无成，人家姑娘看不上我。介绍人先给我介绍不成，转而就把姑娘介绍给大毛，一拍即合。
这一年，六妹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在学，全家喜气洋洋。其实六妹去年应届高考达到了一本录取线，只能上普通大学，六妹不甘心，在县城一中复读了一年，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重点高校。
医生大姐通过关系，打听到了六妹的高考成绩，请假回家指导六妹填报高考志愿。那天下午，大姐回到家，一家人以为肯定是带好消息回来了。大姐先卖了个关子，告诉家人说，六妹今年又考砸了，说着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六妹。
六妹听说又考砸了，全身像木头一样发呆。大姐递给六妹纸条，她看到这次的高考成绩远远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线，狠狠地打了大姐的胳膊一巴掌。之后抱着大姐又是哭又是笑。
六妹成为家里第二个跳出农门的人。二姐三姐四姐先后请六妹到家里吃饭，对她考上大学表示祝贺。我作为五哥，一边为六妹高兴，一边暗自神伤。全家人众星拱月般地围着六妹团团转，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花儿红，有人捧。草儿绿，无人见，甚至人人踩上一脚。我也是高中生，没能考上大学，没有人重视。什么时候，我才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一家人会高看我一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