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强烈地反对！”阿旺桑吉在县委常委会议上这么大声嚷叫。由于情绪激动，他已经从自己的坐位上站立了起来，而且双手按住长方形会议桌子的边沿，浑身还禁不住有些颤抖，方正型的脸膛也“刷”地涨得紫红。
众人的目光刷地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县委书记张生元看了他一眼，冷静地说：“阿旺桑吉同志，你是县委的副书记，县人民政府的县长，你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来嘛。”
阿旺桑吉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于是端过了茶杯，大大地喝下了一口茶水，然后立即坐了下去，又想了想，才较为克制地说：“我的意见，总起来说，共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地区准备这么处理茶厂问题，我实在不能同意。二是你们安排王永新同志负责茶厂的整顿工作，我个人表示反对。”
“你慢慢地说嘛，不要着急。”张生元笑了笑说。
“对于处理茶厂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长痛不如短痛。”阿旺桑吉不慌不忙地说，“理由有两条。第一条，茶厂最初是由地区决策和投资建立起来的，现在他们却决定全部下放给我们，这是他们矛盾下交的作法。我的想法是，趁着尚未移交就进行破产处理，地区将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如果移交了以后再破产，所有的责任都只能由我们贡川县承担；第二条，茶厂从它建立那天起，就没有真正地盈利过一天。现在我们也没有把握让它起死回生，只有让它破产。我个人的意见是：地区和县里都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发了企业拖欠的职工工资，补交了企业拖欠的职工养老保险金，再给职工一笔自寻出路的安置费。这样，也许留下的问题还要小得多！总之，我们必须克服一种错误的观点，那就是以前我们始终认为，茶厂是全地区第一家国有企业，是藏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面旗帜，必须千方百计地保住。现在内地已经在进行国有企业的全面改制了，我们的思想是否也可以解放一点，及早地进行茶厂的破产？”
说到这里，他扫视了一遍会场。会场里特别地安静，没有人表示要支持或者反对他的意见。他又接着激昂地说：“我对茶厂整顿的意见就是这样。对安排王永新同志出任茶厂整顿领导小组的组长，我也有两条意见。一是王永新同志虽然年轻有为，但他不是学工业的出身，也从来没有从事过企业管理工作，我担心他没有这个能力。二是他作为四川援藏干部，按照双方组织上最初的工作安排意见，是过来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侧重抓好援藏干部管理的。你们让他担任茶厂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是对他这样的干部不负责任。他还年轻，应当大有作为，不能让他糊里糊涂地陷进去，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坐在张生荣旁边的王永新不由得脸上“刷”的红了。他是十月十八日到达贡川县任职的，今天才第一次参加县委常委会，没想到就遇上了这么尴尬的场面。常委们和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也都窃窃私语起来。
张生荣看了看众人，慢条斯理地说：“同志们，你们都有些什么意见，可以充分地发表。”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没有准备发言的样子。
张生元想了想，说：“我想同阿旺桑吉同志商榷一些意见。在茶厂整顿工作方面，我不能同意你关于地区将矛盾下交的说法。西藏人离不开饮茶，贡川县洛彬乡是西藏自治区唯一能够种植茶叶的地方。地区领导认真地分析过，贡川茶的品质优良，现象好比一颗璀璨的明珠，暂时还埋藏在贡川的土壤里。这一点，地区农科学所专家许剑苹同志也反复地论证过。因此，地区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个项目。”
阿旺桑吉立即说：“项目也许是个好项目，但是项目总得有人去干，才能有好的效果。可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呢？地区没有，县里更加没有，不但所需要的科技人才没有，就连管理工厂的人才也没有。诚然，科技人员我们可以高薪聘请，但企业管理人员却是不能聘请。管理人员是要替我们当家作主的，如果他们把企业搞亏了，最终还得我们自己兜着。”
张生荣看了他一眼，继续说：“地区最初将茶厂建在我们这里，是对贡川农业开发的支持。现在自治区决定，以县域经济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也只是自治区的派出机构，它当然要将茶厂移交给我们了，这不能说是他们扔包袱给我们。再就是怎么看待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我们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内地要落后一些，内地企业改制也不是企业全部破产，而是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资产重组。我们藏区呢，本来就没有什么工业企业，茶厂破产以后，谁来进行资产的重组呢？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全县的工业生产回到零点。还有，内地的社会繁荣，下岗工人可以选择社会就业。我们呢，城镇人口本来就少，你让他们怎么去就业？到时候，他们的年龄不到，不能领取社保退休工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一百多个茶厂下岗工人的生活依然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具体情况要进行具体分析，盲目地照搬内地企业改制的经验也不可取。所以，地区才希望我们下大决心，对茶厂加以整顿，恢复生产，发展壮大。而且郑斌同志告诉我，茶厂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完全是项目选择的问题。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阿旺桑吉哑口无言。有人点了点头，有人笑出了声音。
“至于对王永新同志的使用问题，”张生荣喝了一口茶水，又不慌不忙地说道，“我认为，阿旺桑吉同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的确，王永新同志没有学过工业管理，也没有从事过企业管理，但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是也没有从事过工业管理，科学基础也很薄弱嘛，而且西方国家一直对我国进行全面的封锁，以后我们又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但是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终于建立起自己国家的工业体系，科学方面也有了原子弹、氢弹的制造成功。同志呀，什么事情都是在干中学，而不是学好了再干。我们藏区落后，就是落后在发展的意识不够强烈！我们县至今还没有一个县级领导分管工业，这就是领导分工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地区考虑，让王永新同志出任茶厂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缺陷的，并非是对他不负责任。王永新同志虽然没有工业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历，但是他长期在内地生活和工作，对工业管理的见识比我们多，甚至可能还有工业方面的朋友圈。也许他可以设法从内地引进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从而打破我们县工业生产目前的困境。当然，工作中肯定有困难，有挫折。如果是地区和县里集体作出的决定，有了什么偏差，也是集体承担责任，绝不会让他个人去承担责任。如果非要一个人承担责任，我是县委书记，那就只能由我来承担！”
阿旺桑吉看了王永新一眼，没有吭气。
王永新笑了笑说：“阿旺桑吉县长，我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既然西藏人有喝茶的习惯，这就是产品有销路，有市场；贡川的土地能够生产茶叶，这就是工厂生产有原料；我们不是新建茶厂，而是如何整顿和管理好茶厂，这就是说，项目是可以出产品的。一个有市场有原料又能够出产品的项目，应当说有它的发展前途。但是茶厂从建厂开始就没有真正地赢利过，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不可克服的项目选择错误还是管理不善可以改变的问题。我在想，县委、县政府对茶厂的问题不要设想得过于复杂。从茶叶生产的种植技术来讲，有许剑苹同志在，有种植基地在；从加工技术来讲，原有的生产工艺技术也是现成的；只有引进新工艺、新设备带来的新技术才是问题，但是引进新工艺新设备时，制造商也必须培训我们的技术人员，我们也可以组织人员到国内外同行业中去参观学习。所以，我认为，对茶厂整顿，我们应当抱有信心……”
阿旺桑吉忽然生气地说：“行啊，王永新同志，算你有本事，有能耐，是个人才！我还有个政府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开会了，你们讨论决定吧。”说罢，他立即提着公文包，带着秘书出去了。
王永新愕然。他还没有来得及对地区要自己出任茶厂整顿领导小组组长的事情表明自己的态度呢。
常委会开到这种程度，的确非常的困窘。不过，张生荣好像一点也不在乎。他说，由于内部意见严重分岐，对这个问题暂时不作决定。希望大家下来以后继续思考，下次会议再作出表决。接着，会议讨论其他的问题。
但是王永新已经心不在焉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四川省委干部处处长陈光建。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同志，王永新刚刚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时，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永新啊，你真是好运气！参加工作就来到了省委组织部这样的大机关。像你们这样的研究生人才，在大机关就是个宝。可是如果放在基层，你可能什么也不是。基层的班子往往喜欢拉山头，搞窝里斗，而且他们主要讲究的是实践经验，并不怎么看重文凭。因此他们往往瞧不起知识分子。在那里，你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陷入他们无端的猜忌和无穷无尽的内耗争论之中，甚至于受到无缘无故的排斥和打击。不过，现在你是不太可能下到基层工作的，因此你也不必担心。”
但自己毕竟已经来到了贡川县。难道贡川县委里有山头？张生荣和阿旺桑吉之间不团结？实际上，他还是个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干部，而且也只在四川省委组织部这样的大机关呆过，如果贡川县领导班子真是陈光建描绘的那样，肯定不要说整顿茶厂的工作，就是组织部的工作开展起来。肯定都会十分困难。以后自己很有可能要处在他们的夹缝之中，不但费力不讨好，而且很可能会弄得灰头土脸的。这时候，他不禁后悔了起来，当初自己为什么不找个理由，推托了援藏工作任务呢？而且，今天又是自己来到贡川县以后第一次参加县委常委会议，完全可以不必立即发言的，但自己的确不够明智，无端地插入了书记和县长的争论之中，明显地引起了阿旺桑吉的反感！没办法，王永新只好按照自己多年以来的习惯，写下了二00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随后，他的脑子里不断地翻腾着自己参加援藏工作的每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