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寒窑一冬
侯家庄十几户人家散住在两个山坳里，弯弯曲曲沿山势延伸，摆成长蛇阵。东西两半村，中间还隔着一条沟。我住的窑洞在最东边，接连荒山野岭；一爿两眼窑的野院就住我一个人。
二百多斤粮不敢放开肚子吃，每天吃糠窝头喝萝卜茵菜汤，吃菜太多脾胃不和经常拉肚子。所幸土窑比六婆的东房暖和，不至半夜被冻醒。我白天给队里放牛顺便砍柴备冬，夜晚回到窑洞孤零零一个人害怕得很。窑里放着赵家一具棺材和一只破旧立柜，院子没有围墙。历经日寇烧杀和二十多年塌毁，村里没有一家有院墙，有的人家厕所也没围墙，只用几捆柴草胡乱垛起遮羞。人们穷的饭都没得吃，谁还顾得上起房造屋。
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灯火飘忽不定，照着那具刺眼的棺材，窑洞里鬼影幢幢，阴森得令人发怵；死一般的寂静中突然传来几声凄厉的猫头鹰叫，令人毛骨悚然。我自幼胆小，也只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夜。
这晚我正烧火做饭，没柴了，需到院子里抱点回来。我战战兢兢走到门口，拉开门，灯影下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我面前，离我近在咫尺，我被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傻了。这村里没人家喂狗，那分明是只狼！深更半夜喊也没人听得见，只有听天由命了。这时我反倒镇静下来，心想造化来啦，上天要收我归位，我的苦难到头了。我不再恐惧，紧闭了双眼，平静地等待那幸福的一刻——只需那怪物张开血口，或舞动利爪，只一下就会结束我虫蚁般的生命，我就能上西天享清福了。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我闭眼的一刹那，那怪物因我突然出现受到惊吓竟掉头跑了，原来是一头悄悄离开母亲的调皮的小牛犊！
房主人赵献江和他老母亲还有养女媚婵，祖孙三代是一户善良人家。赵媚婵正值十八九岁芳龄，虽长得稍显粗笨，性情却朴实温顺。大叔曾向她祖母提亲，让我招赘到她家，我当然无可挑剔。那时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有饭吃有活干。是啊，人要活着就得吃饭，要吃饭就得干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文革”中“造反派”们曾发明一个相当“左”的革命口号，叫做“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革命”。究竟谁革谁的命，其实每个人都不甚了然，只不过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混战而已。
赵媚婵的祖母倒有意招我为婿，她看我诚实勤劳，尽管劳累一天晚上还要烧火做饭，但从未间断给大叔挑水。老太太看在眼里，常常夸赞：“自打这孩子来他大叔可清闲多了。”她觉得招这么个孙女婿也是福气。可赵献江不同意，因为拉扯起亲戚关系，我叫他娘表姑，和他同辈，不能做他女婿。俗话说“榆社亲圪塔亲（纠缠不清之意）”，谁知道我和他们是那门子亲戚，这乡俗的“卖辈”一说真害人不浅。
有一次我在赵献江的院里磨面，中午无暇做饭，表姑叫孙女端来一碗饭给我吃，还说晚上做饭让媚婵去给我擀面，我都拒绝了。有一天我吃过晚饭正脱了裤缀扣子，媚婵突然推门进来，惊得我赶忙拉被子把下身盖住。一介穷儒，始终还爱面子。
村里的人都住在半山腰，吃水需到山脚下挑，往返二三里路，遇到雨天道路泥泞难走，挑水是件极苦的差事。我早晨要做饭，常是傍晚放牛回来借着月光挑水。有一晚月亮被乌云遮住，道路模糊难辩，又下着砂粒样的雪。这种雪落到地面很滑，我不慎滑倒，水洒了，棉裤湿了，腿磕破了，桶滚到沟底摔漏了。一阵悲楚从心底涌起，鼻子一酸，眼泪簌簌落下。水桶是借任二家的，是那种老古时的铁箍木桶，我拿什么赔人家！
“大叔，桶碰漏了，只担回两半桶水，可怎么交代人家？”我声音颤抖地说。
“不要紧，明天我重箍一下就好啦。”
我长舒一口气，回到寒窑做饭，一把把下意识地往灶膛添着柴，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头。
门“吱”一声推开，支书任二走进来：“二小，有你封信——我在城里开会捎回来的。”
谁来的信？我几乎已与世隔绝，父亲很少来信，陈英已经断绝书信半年多。还有谁会给我写信？
真是：
沉冤樊笼若许年，愿将此躯付黄泉；
突然一声惊雷起，震开乌云现晴天。
十二、平反梦醒
任二递过信转身走了。我接过一看，是从阳泉化工厂寄来的，心里不禁紧张起来。我离开那鬼地方已经四年多，如今又出了什么事，福兮祸兮？
我抖抖索索抽出信纸，急切地展开读着：“田生玉同志，”啊，我又被称为同志了？不禁悲喜交集，“根据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经五人小组审查，报市委批准，你在‘反坏运动’中的问题已全部平反，按照党的政策按退职处理。退职工龄从入厂日算到平反之日，共五年零三个月，月工资三十五元，政策规定一年工龄发一个月退职金，以五个半月结算，你的退职金总计一百八十五元。现将平反结论和退职金领单寄去，希于两个月内前来领取。希你安心在农村安家落户，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如无暇来领，或对平反结论有何意见，可来信说明，并把领单寄回，写清详细地址，我们负责将款汇去。”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我命中之债已经还完，苦难生涯即将结束；是不是说我也有权娶妻生子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不，事情远没有那么乐观，信里分明仍要我继续留在农村安心农业生产。如果平反而不复职，岂不等于一纸空文！
接着一字一句读平反结论，字字触目惊心，句句肝胆欲碎：原判田生玉，男，山西省榆社县人，汉族，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该一贯思想反动，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入厂以来一贯消极怠工，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社会主义工厂是店房，攻击我党搞运动没头没脑，社会主义制度暗无天日，大鸣大放言者有罪。该还煽动工人罢工，挑拨党政、团群关系。经厂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其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厂籍送劳动教养。
现按中央甄别指示精神，经五人小组审查，该同志入厂后一度不安心工作，要求报考大学，在“反坏”运动中和工人窦斌以大字报互相攻击，有关言论大多出自针对窦斌的大字报，还有的是本人检查和上交的日记中的言论，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我们认为在当时对其进行严肃的教育是必要的，但给其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和开除厂籍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是不适宜的，现予全部平反。
原来如此，我如梦方醒！
好一个“不适宜”，四年的非人境遇，断送了青春和一生的前程，就用这轻轻三个字一笔带过。那些执行者，舞文弄墨、断章取义、随意加人以莫须有罪名；那些决策者，专吃政治饭的当权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中央指示工人中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有为青年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多么利令智昏、残酷无情！孔圣人说“始作俑者，断子绝孙”，他们那些人才罪该万死，该断子绝孙！
我举着信发疯般冲出窑洞，对着夜空，对着繁星狂呼：“天哪，这究竟为什么！”
意想不到的沉冤，意想不到的平反，感谢党中央英明，有错必纠；感谢党又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给了我二次生命。
我绝没想到，虽然宣称全部平反，但只有轻描淡写的三个字“不适宜”，还把原来整的黑材料全部照录下来，这就给后来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以可乘之机，借口“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继续对我加以迫害。
我决定春节后去厂里交涉，坚决要求复职，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
写到此不禁想起离开劳教队时，我曾和马铎互留地址，约定回乡后保持联系。他后来没回河南老家，她有个妹妹在新疆农一师，引荐他去了农一师海拉尔航运队，工作是砍伐树木并用木筏运出去。工作虽然艰苦，但有饭吃，还挣工资。他曾写信叫我去，但我被三百多元路费所困没能成行。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那时若筹措路费去新疆，不但可免返乡颠沛流离之苦，文化大革命也许能躲过一劫。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央下发文件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销毁一切黑材料，彻底消除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当年被劳教的青年都回到化工厂等待彻底平反，我们才在厂招待所再次相见。马铎、李庆、陈静等几个曾高唱国际歌的年轻人难友相聚，都已过不惑之年。二十年坎坷，各自有苦难言。
真是：
沉冤四载突昭雪，梦醒心犹怀悸怯；
前路漫漫村不见，不知何处可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