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冒名上访
父亲的平反阻力重重。当他第二次去五中时红卫兵组织已分成两派，以王平为首的一派同意给他平反但不掌权；另一派“红字号”坚决反对，还把他的铺盖抢走，把他赶出学校。他的被褥毛毯后来全部丢失。
父亲被赶出学校，哥哥虽近在咫尺却不敢收留，否则也会遭到批斗。父亲流落街头，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铺一块破绒毯席地而卧。看着六十多岁的老父亲遭此罹难我心如刀绞，却无力解救，只能每月寄二十元钱（我那时是四级工每月工资四十九元六角）再买二十斤黑市粮票供他生活。
我在忠义胡同二十一号继母的大门前徘徊。这里曾是父子们向往的安身之所，也是我和莉花热恋之处。如今房子已被无偿没收换了主人，我连大门都不敢靠近，想到这一切就如万箭穿心。社会竟会倒退到如此野蛮的地步，人身、财产没有任何保障，自由和尊严随意被践踏，这样的局面何时到头？
父亲在石家庄露宿街头两个多月仍无平反希望，眼见国庆节来临天气渐凉，我劝他回村等待。父亲走前在阳泉住了十多天，父子俩去平定城游览。三十多年前他正官运亨通，穿大氅戴礼帽，出门坐黄包车躺“架窝”，也曾威风一时。现在竟落得如此境地，时光流转，山水依旧，物是人非，怎不令人触景生悲！
我认为父亲的问题理应平反，因为“逃亡地主”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说他是“历史反革命”也站不住脚，他的问题早有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他之所以在文革中出事与他的高工资不无关系，那些年轻教师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工资，他第一次工资改革就定为中教二级每月八十五元，又人老体衰工作能力减弱，怎不令人嫉妒？尽管他待人宽厚，不论谁来求借都有求必应。但在那人人争当“红专”手，不择手段实行政治倾轧的年代，谁还会手下留情。文革初期政治教员、支部成员秦峰首先向红卫兵公布了他的档案材料，并带领“红小兵”向他发起猛烈攻击。
支持父亲平反的红卫兵组织名叫“五中红旗”，负责人王平的父母文革初期也受过冲击。我去他家拜访，受到全家热情接待，谈到父亲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认为田老师的历史问题不在公安六条（文革期间公安部发布的划定历史反革命的六条标准）划定的十种人之内，应该给予平反，但另一派组织是清一色的‘红字号’，他们极力抵制，暂时难以解决，只能等待。”
一九六八年三月得知“五中红旗”夺了权，我决定让他们出具证明去北京文革接待站上访。但两派武斗正激烈，王不在家，他妈说他住在石家庄师范大学。去了师大，只见宿舍楼所有的门窗玻璃早被砸碎，窗户都用砖头堵死，楼门口两个卫兵持大棒站岗。我自报是五中田老师的儿子，找王平，卫兵才放行。见面后王说学校公章在家里，但他不能回去，叫我自己写好介绍信让他妈给盖章。我返回他家时他妈上街了，只有他七八岁的弟弟在家，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妈回来，就拿桌上的钥匙打开抽屉找到公章在介绍信上盖好，然后动身赴京上访。
我和一个朋友柴宗同行。柴原是化工厂厂部一名“小鬼”，五八年因“挪用公款”（据说是修马蹄表的钱，也就是十几块吧）被送劳教，释放后在阳泉建筑公司当工人。有一次我俩在太原街头邂逅相遇，谈起往事同“病”相怜，遂开始交往，这次我邀他一同赴京他欣然答应。
中央文革接待站设在天安门东侧，全名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在接待站华北组，我假冒石家庄五中的“教师”王平，柴宗则充当“五中红旗”的学生代表。我们向接待员——一位解放军军官——介绍了学校两派组织对待父亲平反的态度，谈到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们遣送的依据，并出示了有关证明（成分证明和历史证明，都是我通过板坡村文革主任药邻开出），要求中央支持“红旗”组织给田老师平反。接待员听罢我们的陈述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田老师肯定应予平反，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做好对方组织的思想工作，争取协商一致办理。”我说：“可是他已被赶出学校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回村又没有住房，因此大队才出具证明支持他平反。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正因为对方坚持己见无法取得一致我们才上访。请你们写个意见，他们相信中央，这样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我坚持要带中央信件，接待员终于答应给石家庄市公安局遣返办公室去信。他写道：兹有你市“五中红旗”王平柴宗二同志前来反映田复生老师的遣返事宜，据他们所谈情况和所带证明材料，他既不是逃亡地主也不是历史反革命，中央认为应予平反，建议你们给予办理户口。
这次上访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我心里十分高兴。回到石市立即去找王平，连夜写好给公安局的平反材料和给原籍的平反信件，盖了学校公章，第二天一同去遣返办交涉。工作人员说要等几天，经领导研究后才能签发准迁证。我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好消息了，遂把所有事项委托给王平办理，返回阳泉上班。
不料风云突变，另一派组织知道后登报声明“五中红旗一小撮坏头头抢章夺权，原五中校章宣布作废”，公安局拒签准迁证，一番辛苦奔波，反给我带来一宗“替父翻案”的弥天大罪。
正是：
亲人遭难心不忍，枉费心机事不成；
一旦狂风卷土来，又是无端罪一宗。
当我再去王平家取平反材料时，“五中红旗”已随着“狂人公社”的瓦解被迫解散，王平躲避追捕逃往外地。前不久石家庄的两大派组织在中央打官司，陈伯达一句“狂人公社是反革命组织”判了它死刑，立即土崩瓦解，头头们东逃西散躲避抓捕。后来一直没有王平的消息，吉凶难料。
五中军管后我从王家拿到那些证明信件去和“支左”部队交涉，王连长说：“要相信党的政策，以后形势稳定一切问题都会妥善解决。”他要我把材料留下，一旦上边有指示就研究解决。我替父平反心切，不顾冒名上访会授人把柄之虞，把全部材料留在学校。
后来我又两次赴京上访，因没有介绍信未被接待，两次都绕道天津找过陈英。第一次正逢她被另一派追捕（大约她是某派组织的头头）逃回北京，没能见着；第二次坐夜车，天明来到日纬路44号大杂院，在21号门前立定敲门，陈英睡眼惺忪开门探出头问道：“你找谁？”我说：“就找你。”
她没认出我，警觉地问：“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专程来看你。”
她终于认出来了，惊呼道：“哟，是田生玉，快进屋吧。”又回头对屋里喊道：“爸，你看谁来啦。”
陈老师夫妇在这场动乱中也受到冲击，后来刘芳惨遭迫害致死。那时受迫害的人见面都羞于启齿，唯恐别人耻笑。陈老师没有提他和刘老师的境况，只说闲暇无事来看望女儿，并告诉我安华在四川綦江县一个煤矿。我回阳泉后立刻就给他写信，他来信说也正被对方组织抓捕，逃亡在外。陈老师问起我父亲，我也只说退休回家了，不愿直陈实情。其实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竭力避免触及那个问题，免得大家都不愉快。
寒暄过后陈英要去上班，让她爸陪我上街吃早点，我推说已吃过饭，要去找一位亲戚而离去。陈老师一定要我中午回来吃饭，我上街给陈英六岁的儿子买了些糖果食品，回去草草吃过午饭就告辞。我来的目的是要偿还欠她的人情债——那年回乡资助的钱和粮票。我知道给钱她一定不收，给孩子买成礼物以了心愿。虽然她早宣布和我断交，我却又作一次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不知她作何感想。只见她小腹隆起又将有第二个婴儿出世，看她言谈举动与前判若两人，已是一位老练的少妇，说话不冷不热，以往的温情似已抛却九霄云外外。分别时再没有热烈的语言，更没有热情的握手。热情也好，温情也罢，已专注到一个人身上，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这就是女人的归宿！
正是：
亲情难断孝须存，舍命奔波事不成；
妖妇兴风爹反目，好汉难禁枕边风。
七、前世姻缘
父亲来信说，村里给批了宅基地，要我回去商议盖房之事；再有关于我的婚事，有个姓吴的闺女有意嫁我，年方二十岁，相貌也不错，可回去与她见面。我想既然父亲不能平反，在村里盖几间房也算安了家，娶个农村媳妇再不用发愁没房住。我已到而立之年，除此别无选择，因此心中不胜欢喜，遂带了二百多元钱回去。
到家后方知那个吴姓闺女正是游氏姨母之女，连家庄有名财主游金鏊的外甥女，泥河掌人名叫艳香。她的身世也很奇特，土改时他家定为富农，家产全被“清算，除一眼破窑和简单的灶具，真的是家徒四壁。她出生后本家邻里齐集窑洞祝贺，却见一领破席上只有一小堆烂套花并无婴儿，在众人惊奇的眼光和一再追诘下，他娘掀开套花她才露出真容；她三岁时出一次麻疹，高烧不退，已昏迷不醒，多方求治毫无转机，眼见没气了，他娘一把把她推到窗脚不管，单等他爹地里回来抛尸。她姥姥狠狠心，反正是死，索性拿人们常用的偏方试试。于是熬了一锅米糠水，待凉后把她放进盆内全身上下擦洗一遍，然后放炕上盖两层破被。奇迹出现了，一个时辰后听得被子里有微弱的呻吟声，被子也微微在动。揭开一角看，疹子出来了，随后慢慢睁开眼，孩子活了！
艳香十七岁那年又得一场大病，因饥饿吃了本家嫂子一碗水煮干菜——小菜根，不久肚疼难忍，家人送到县医院，一时查不出病因。正要透视，又突然停电，她疼得在病床上直打滚，喊叫声惊动全院医生护士和病友，都围拢来看。医生判断是肠梗阻，决定开刀探查，刚进手术室来了电，经透视确定不是肠梗阻。后经中医调理，二十多天方才治愈，这些故事我当然是结婚后才知道，后来她又几次与鬼门关擦肩而过，也可谓九死一生。
这门亲事由游家大妗做媒，我心中甚是欢喜。此前吴艳香先要跟一个大同民工结婚，在民政局恰遇大妗。大妗问她：“你跟了人家将来他调回大同你能不能跟人家回去？如若回去大同那么远你就舍得离开你娘？”说的她没了主意，先是不吭声，最后说了句“不回去”，婚就没结成。随后大妗就给我提，她娘也愿意，她家成分也高，不嫌我家成分不好，且对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也算是“门当户对”吧。这“门当户对”的话只能现在说，若在当时说同样会受到批判。我的同学王忠出身地主家庭，找个媳妇也是地主出身，因闲谈中说了句“我俩是门当户对”而受到大字报围攻，说他夫妻是“臭味相投，狼狈为奸”。
“文革”前有农村姑娘愿嫁我而我不敢娶，“文革”初被遣送回村一次后农村闺女都不敢跟我了。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初见面都很愿意，过后一打听知道我曾被遣送回来立即就改口了，都怕本想嫁个工人享福结果再送回来当农民，丢人败兴，还不如彻根嫁个农民。
我和艳香第一次在大妗家见面。她身材高挑，将近一米七的样子，圆脸形黑眼睛，不是十分漂亮但绝不丑陋；上身穿一件打补丁花格衬衫，下穿一条普通布裤，相当朴素，可见其家境贫寒。我俩就像早已认识，无拘无束地说着男婚女嫁的话。她说她只有一个哥哥，也快结婚了。谈了一阵她突然冒出一句：“这次回来就要娶吗？”这句“赤裸裸”的问话令我十分吃惊，接着是大喜过望，这不就表明她愿意嫁给我嘛。农村姑娘找对像原来如此痛快，全不似城市姑娘还要什么考验啦、培养感情啦，费许多周折。可这有什么不好，这种干脆利落的求偶方式实在无可厚非。
不难看出，她是个泼辣大方的姑娘，我于是反问道：“你说呢？”
“怎么能由我呢？”她说，“女孩子大了总要出嫁的，老呆在娘家也不是个常法儿。我哥快结婚了，我个性强，嫂子进门后日子长了恐闹矛盾，我还是早点离开好。不过一切还由你决定。”
我想到几次回乡的尴尬境遇，今后的命运仍难预测，我不应该欺骗这个坦率、爽直而单纯幼稚的姑娘。
我问她：“你了解我吗，你不怕跟我受苦受难？”
她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就是可怜你，受苦受难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替你分担。我要永远陪着你，和你同甘共苦，白头到老！”
她好像并不单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什么条件都不提。那时农村姑娘出嫁要求彩礼是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她不要任何彩礼就提出跟我结婚，这样坚贞，这样一见锺情、心心相印，难道是前世姻缘？
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只把莉花退回的那身衣料送她作为定情礼，三天后就到公社登记结了婚，然后把二百元钱留给父亲盖房，又返回阳泉。
正是：
落魄不敢谈姻缘，不意痴女到身边；
前世姻缘牵一线，儿孙绕膝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