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我父亲生前写的一部回忆录，父亲周翔1934年六月初三生，2014年因肺癌离世，享年80岁。1996年至1997年间，历时近两年，回顾自己一生的风霜雨雪，写了八本笔记本，30多万字的回忆录，记录了他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如今，父亲去世整整两年了，我整理了父亲的回忆录，以作怀念！
以下是回忆录正文
我于公元一九三四年(民国廾三年)农历六月初三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城。
父周绍成，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出生时他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江都县党部委员。当时江都县城即为扬州，故我家时居扬州。
母杨庆莲(周杨氏)是一名传统的中国妇女，没有读过书，但精于针黹、烹调，将家庭、丈夫、子女看得高于一切。她为家庭和子女付出了一切，但却命运多舛，晚景凄凉。在这个世界上，母亲是我唯一对之感到内疚的人。
早我而生的兄、姐除婴幼时已夭折的以外，有:兄周南，后改名周公南，长我14岁，大姐周民，长我11岁，二姐周敏，长我两岁。
其后，父亲转至镇江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当时镇江为江苏省会所在地)，故家迁镇江，小我两岁的妹妹周庆即在镇江出生。她生于公历1936年12月25日，她出生时镇江一片鞭炮声，以庆祝西安事变被扣的蒋介石回到南京，故父亲即为妹妹取名曰"庆"----庆祝老蒋脱险之意也。"解放"后这一名字似乎太"反动"了，好在这一天也是圣诞节，"旧社会"的人庆祝圣诞也不为过，所以以后就以庆祝圣诞来解释这个"庆"字了。
我们家在镇江一直住到公元一九三七年(民国廾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其时我年尚幼，一切全无记忆。后来听母亲说起这期间我们家曾发生一件事，也可以说是我大姐周民出了一次风头。一九三六年老蒋五十大寿，各省发起“献礼祝寿”。江苏省"献礼"仪式由周民小姐剪彩。当时她是初中学生，当然，因是“周委员”之女公子才可能选上她剪彩。----中国的事情向来如此。
镇江人叫婴儿为“毛牙”。我妹妹出生前，我哥哥和大姐均已上中学读书，比较大了，小孩子就二姐和我两人，随镇江人的叫法我们两人都是“毛牙”，但为了有个区别，二姐就是“大毛牙”，我便成了“小毛牙”。此外，我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毛大头”。“毛大头”这个名字是这样得来的:父亲在扬州办过一所私立中学，叫做“平民中学”，该校有一名国文教师江树峯先生----后来听扬州一位朋友谈起，江树峯先生即为当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生父。在此，我要声明一下:本人提起这点绝无攀龙附凤之心，纯为叙明事实，何况我也并未认真考证江先生是否确为江泽民之生父。-----且说江树峯先生某日(1935至1937年间不知何日)在我家将我抱起，我抱着江先生的头说:“你头上有毛。”江先生笑着说:“你头上才是毛哩!你是毛大头……”因我小时头比较大，于是，“毛大头”这一名字就叫开了。
我们家籍贯为江都县大桥焦家荡村。祖父和祖父以上历代祖先均乡居务农。恕我用“务农”这一说法来"混淆"我们祖先的“阶级成份”，因我实在没有依据也没有兴趣去探讨各代祖先分成什么“阶级”。
我曾祖父名周寅，曾祖母宗氏，祖父周耀先，祖母杨氏，我从未见过他们。祖父母活到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以上曾祖父母、祖父母名姓还是前几年去台湾探父病，看到父亲所写的一张履历表才知道的。
母杨庆莲是离焦家荡七、八里路的王家庄人。母亲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我的祖母杨氏是母亲的婆婆，但又是她的姑母，我姑母的婆婆也是姑母的姑母。-----当时我们乡下盛行近亲结婚，即所谓“亲上加亲”。老人喜欢“亲上加亲”的理由大概是为了使家庭成员主要是婆媳之间较为亲近和顺。但按现代遗传学的观点，似不利于后代。但世间事情也很难说，我和我姑父家，都是所谓“亲上加亲”，但也未见生出了先天缺陷的孩子。
焦家荡是一座约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庄，全村绝大部分人家都姓周。但顾名思义，焦家荡村内应都姓焦才是。我们村内有一句话，说是:“只见焦家坟，不见焦家人。”不知焦家人到哪里去了。而据老年人说:周家原籍苏州，因避祸迁居焦家荡，究竟是什么时候迁来，为什么迁来，说法不一，有说是因避“黄巢之乱”迁来的，但我想不会那么早吧，一千多年了呢！抗战期间，我虽在焦家荡居住，也见过周家祠堂，但因一者我当时年幼，二者当时乡间已是“新四军”游击区，一切宗社活动已不时兴，或已被禁止。所以我从未见过周氏家谱，关于祖先的一切均是听老人口述的，也就只能认做“口说无凭”了。
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抗战爆发，父亲随当时政府内迁至皖、浙、赣边区后方，兄周南高中毕业，入武汉大学，后又迁重庆读书。母亲带着大姐周民、二姐周敏，我和妹妹周庆回原籍江都县居住。
Ⅱ乡居的童年
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底南京，镇江，扬州相继沦陷，我与姐、妹随母亲回原籍避难。当时我才三岁(虚年四岁)，怎样离开镇江的已毫无记忆了。只隐约记得起先住在江都县叫“下河”的什么地方，住在一家很矮的草房内。同住的除我们家五个人(母亲、大姐、二姐、我和妹妹)，还有表兄刘适存和我们在一起。在这里补叙一下:我父亲兄弟姐妹三人，父亲是老大，一个妹妹小父亲五岁，“亲上做亲”嫁到“刘家草子”村，姑父名刘仁涛，姑母一一我们叫孃孃，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刘适存，老二是女儿刘競存，老三也是女儿名刘自存。我们家的老姑太太(刘适存之祖母，又是我祖父的妹妹)曾打算将刘競存嫁给我，以继续“亲上加亲”，后来因世事变迁，她的这一打算也就无从实现了。
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周绍武小父亲十岁，我的婶母巫秀芬，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周宇，小我一岁。
在下河逃难几个月的生活，只在脑中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如土坯墙、草屋顶，因房子很矮，表兄将我举起来就可以取下晒在屋簷上的鞋子。家家墙上贴着三十公分左右直径的“牛屎粑粑”一一当地将牛粪做成饼状贴在外面墙上晒干以作烧柴。似乎每天早饭都是煮芋头和小米稀饭。
在“下河”住了多久，什么时候离开，又是怎样去焦家荡的，现在已全不记得了。
老家焦家荡的祖宅是座北朝南一联三“进”的砖木瓦房，每“进”之间有天井与厢房，南大门口有两座方形“石鼓”。有的人家门前为圆形石鼓。据说前清体制，举人家门前立圆形石鼓，秀才家门前立方形石鼓，这样说来，我们家祖上出过秀才，但我不知哪一代祖先是秀才。好在出个秀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值得为此认真查考了。
我们和叔父家当时还没有分家，我们在前一进房子住，叔父家住后一进，第三进房子是堂叔家住。出第三进房子是后门，后门外有一棵大槐树，树龄定有几百年了，树干中间都已空了，但树仍活着。传说这棵树有灵，据说曾有人想锯掉它，但没有锯成，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
小时，母亲常带我们走亲戚，我们家亲戚不多，属父亲的亲戚就是刘家草子孃孃(姑母)家。开始时姑父也在乡下住，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姑父养了很多鸽子，到他们家就可以吃鸽子蛋。姑父姑母都很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又特别喜欢我。记得幼时因吐字不清将鸡蛋说成“之蛋”，一直受到姑父的取笑。有一次，姑父问我要吃什么菜，我答说“随便”，姑父笑着说:“随便就是“尿便”(江都方言将‘尿’读成‘sui’)，那就给你尿和大便吃好了。”以后一直用‘尿便’来取笑我。
我们喜欢到‘刘家草子’姑父家，他们也很好客，非常欢迎我们去，加上他们家当时有两个孩孑，即表哥刘适存和表妹刘競存，他们都是我们儿时的游伴。
母亲也常带我们回娘家王家庄。本来到外公外婆家应是小孩子最高兴的事。可是我们小时候对去王家庄却没有多大兴趣，原因是外公外婆早已去世，我们从未见过他们的面，那里也没有我们的亲舅舅和亲姨娘，记得去了都是住在我母亲的堂弟杨益之家，他家孩子比我们大很多，玩不到一起去。
杨益之的哥哥是继承我外公的。依乡下的旧例，我母亲虽是独生女，却不能继承外公的财产，必须从杨家堂侄找一人过继。按理说我们应该住在原来外公家即杨益之哥哥家才是，可是因他们家又养猪，又养牛、驴，进了他家臭气扑鼻，我坚决不肯住在他家，所以每次去了都是住在杨益之家。
那时乡下没有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独轮手推车。这种手推车车轮也是木制的，一推起来就吱吱嘎嘎直响，车上在车轮两边要各坐一人才能保持平衡。母亲因是小脚，又带我们几个孩子，无法步行出门，所以每次走亲戚均是坐这种独轮车，七八里路也要吱吱嘎嘎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我们在焦家荡住的是祖宅，另有祖上传下的田地，亩数不详。我们谁也不种田，靠收租‘剥削’为生，后来我们和叔父分家了，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变化。
在焦家荡来说，我家的生活可说是上流的，但即便如此，我们早晨也经常吃‘彩子粥’(元麦面糊)和‘淮面’(元麦面)烧饼。但每天中、晚似乎都是吃白米饭和白米粥，且常有肉吃，在当时的乡下，这样的生活就是上等人家了。记得有一次，我早晨想吃点白米稀饭，而那天我家早晨却做的‘彩子粥’，母亲走了好几家人家(都是本家)想为我要一碗白米粥，结果竟然没有要到，家家都是‘彩子粥’，要知道所去的人家都是“地主”家哩!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这也不无道理。我们家除吃、穿较之村中其他人家可说上等以外，家里有时还雇一个女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