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们住的是一家普通旅社，上海市区住宿挺贵，因此，除了招待外地过来的老板，他们没住过宾馆。春福觉得即使是现在有钱了，有日要想无日，把钱花在那方面也没多大意义。通常，他们都是开一个房间另加一个统铺位。多数情况是采莲睡单间，春福睡统铺；也有时正好旅社里的女客房里有空铺，就由采莲去睡统铺，不过那种情况很难得。因为那样的话，采莲常常要赖在单间里睡午觉，弄得春福很尴尬。
白天，他们在二楼定了个单间，因为统铺客满，那个负责登记的上海小姑娘说，要住的话只能在过道里加张小床。春福开始有些犹豫，哪晓得那个小姑娘像过来人似的，很不耐烦地用地道的上海话跟他们说：“还犹豫个啥闷意呢，快登记好来，反正那张床你们是做做样子咯，又不睡人。”当着采莲的面，弄得春福有点哭笑不得。其实那小姑娘说的是大实话，那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还没有后来“开放”得那么彻底，青年男女开房还是要出示结婚证的，遇到这种情况都要必须另外再开个床位“做做样子”。如果碰到当地派出所查房，旅社里的人就会通知他们各就各位。
那晚，采莲从出租车上下来就已经醉得走起了模特步，春福是连扶带抱地将她拖上二楼的。春福暗自庆幸，他自己还很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采莲的包里有十多万元的支票，那玩意跟现金差不多，拿到银行里就是钱。后来，采莲将晚上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又喝了一大杯水才安安静静地睡过去，此时春福才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等到他将房间里收拾干净后，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他又听到采莲在床上断断续续说胡话：“哥……你不能走......我的……包……支票……”春福忙答她：“我不走，你睡吧，包我拿着呢。”春福真的没敢离开房间，到下面去睡加铺。他知道她人不会出什么事了，吐过了又喝过水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他是担心那个小包的安全。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他只好坐在一张木椅上迷迷糊糊地打了半夜的瞌睡。
他想起了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那晚他被灌得酩酊大醉，采莲勉强将他扶回旅社后，他就将房间里吐得一塌糊涂，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早上醒来时发现采莲竟然和他睡在一张床上，而且两个人身上还盖着一床薄被。他惊坐起来后，看到采莲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他自己身上也还穿着西装才松了口气。他将她叫醒后，采莲说：“你别怪我，我是没办法，你醉成了那样，我总不能跑到人家男人房间里去睡统铺，原来我是坐在椅子上的，后来我头疼得厉害才上铺的。”
“算了，不过这事你可别告诉你妈。”
“告诉她怎么啦，她又不是不晓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天一亮，春福就早早地洗漱一番下了楼，经过服务台时，昨天那个小姑娘不经意地瞟了他一眼，他好像有点心虚似的匆忙地走了过去。他在街上随便吃了些早点，就带了几根油条和一份热豆浆回来了。此时采莲还在熟睡，因为要赶一班车去江苏的一家轧钢厂送钱，他不得不将她叫醒。采莲醒来后，脸色苍白，说头还疼。春福叫她先洗脸、吃点东西，他们要赶车去江苏如东；后来，采莲把豆浆喝了，只吃了半根油条，说头疼得好些了。春福就说：“要不我们趁早走吧，到车站再喝碗热粥。”采莲说：“好。”
在车上，一开始他们的座位并不挨着，虽然买的是联号，但却在两排，一个在前排靠过道，一个在后排靠边窗。坐在后排的采莲，就用上海话试探着跟坐在春福旁边的那个上海阿姨商量：“阿姨，跟侬调个座位好伐？”（“伐”是方言语助词，还应有个口旁，相当于“吗”）那个阿姨扫了他们两人一眼，连忙起身说：“好咯，好咯，让侬两家头坐一块。”（上海话将“你”称“侬”，“两家头”泛指“两个人”但在这里是包含着“两口子”意思的）。春福的上海话说得没采莲地道，不过他听得懂其中的含义，出于礼貌，也随口对那位阿姨也说了声“谢谢侬”。班车出了站，一夜没睡的春福就迷糊着了。醒来后采莲问他：“你昨夜坐在椅子上一夜没睡？”他说也打了会儿瞌睡，后来采莲也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睡了一觉。坐在后面的那个上海阿姨心想：这两家头怕是昨夜整夜未睡？
四
第二年春天，春福和红丫头一起回了趟老家。场子上的事情就丢给了采莲，还请了老花夫妻上岸帮几天忙。其时，老花的儿子和媳妇在他船上学开船，计划过些日子再买一条船让他的儿子和媳妇上船。临行时，老花跟他们说：“你这些年没回去过，不管你们在家蹲几天，这边的事你们放心。我那小子把行船的要领都基本掌握了，跟他婆娘开短途没问题。”
其时，老花还有个妻侄，就是红女娘家哥哥的儿子，在这里开吊机。那小伙姓孙，叫文涛，比采莲小一岁，是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的；那小伙生得不丑，又文气又机灵，红丫头就有心将他介绍给采莲。他们给他安排了单身宿舍，与采莲睡的这一间只隔了间食堂。临走时，红丫头跟红女说：“姐，我们走后你和花大哥临时还住那间大房间里，食堂里的事情只能再麻烦你几天了。还有，那事情你要跟文涛说说，叫他主动点儿找机会与采莲谈谈，只要他们两人谈成了，我们大人这头没话说。”红女说，这个她晓得。
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的双胞胎儿子马上就快要上初中了，至今还没报上户口。还听说红丫头家的老房子要倒了，是修还是不修，也要回去看一下。想当年，他们是偷偷摸摸地逃出来的。那时，私自外出搞副业是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形势不同了，政府鼓励“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他们已经成了村里的“能人”。因此，他们这一次算得上是风风光光的凯旋，以前很难办的事这回可能就不那么难办了。还有一件让他们觉得挺兴奋的事，老支书的大儿子沈冬才已经于上一年当上了大王庄的支书，此前庄上已经换过两任支书，一个因为经济问题，另一个因为作风问题都没能干得长。村里的党员都说冬才跟他爸一样死脑筋，让他做一定能当好家。虽然冬才原来是红丫头的侄儿，但他是春福的哥哥，红丫头降了辈分，现在反而成了冬才的弟媳妇，不过，冬才婆娘仍然是叫她细婶妈。
红丫头家的老房子，还是当年沈万有亲手砌的，砌得还算牢固实在，但毕竟年代太长了，现在已经摇摇欲坠，根本没法住人。他们一进庄就奔了冬才家，老支书老两口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只是跟小儿子分了家后，祖屋让给了小儿子，弟兄俩又替他们搭了两间简易的养老屋，住在冬才家旁边。
在还没有分田到户的那几年，春福对这个家庭照顾得很好，就连冬才弟弟结婚也是当年的这个二侉子帮的大忙。红丫头虽说是老支书的弟媳，但她的岁数还比冬才姐姐小好几岁。她跟春福成了夫妻后，就自然降级成了老支书的儿媳妇。因为二侉子算是当年老支书收养的义子。他们给老人带来了好些营养品，春福仍像小时候一样叫二位老人表叔表婶，庄子上的人遇到春福也都仍然叫他二侉子，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庄上走，虽然在远处看不出有多大的年龄差距，但到了跟前就会觉得红丫头比二侉子显得老。常言道，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一块疤，更何况二侉子才三十五岁，红丫头已经四十七了。尽管这样，当年与红丫头一起在生产队里上工的姐妹们，还是异口同声地夸她长得嫩气。话倒也是说得一点不假，因为与她们相比，红丫头确实显得嫩气，她们中有一个只比红丫头大了三四岁的胖婆娘，以前红丫头老是叫她胖姐，如今背也有点驼了，牙齿也不全了，脸上皱纹满面，活脱脱的一副农村老太婆的样子。
他们在大王庄住了一宿后，冬才对就说：“要不你们先去看一下红丫头的爸妈和两个儿子，上户口的事由我先到派出所打听一下，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们这情况是属于重新组合家庭，按照政策也是可以生一胎的。虽然你们至今没领证，但在新婚姻法颁布前事实婚是被政策认可的。”于是他们就去了红丫头的娘家。
那个庄子离这里有十多里路，过去，交通不方便，撑船要走两三个小时，现在虽然公路还没通，但有“旱道”直达，路上只要过两处渡口。那个庄子春福从来没去过，他虽然每年也差不多跟丈人、丈母娘能见上一两回面，但大都是在孩子放假期间老两口带孩子去上海。红丫头的老爸去得不多，因为身体不是太好，有挺严重的气管炎；她妈妈个子不高，身板还算结实，这几年又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还真苦了她。幸好，他们的生活开支是由这边包下来的，好些年不要下田干活了，分的几亩田也给了人家代种。红丫头的哥嫂一家也是58年去的江西，难得回来一趟。
双胞胎弟兄长得并不相似，大双像妈妈，个头稍矮且单薄些，反而小双长得还粗壮些，像二侉子小时候的模样。
他们因为带的东西太多，步行不好拿，是冬生用村里小挂桨船送他们过去的。那时，几乎每个庄子都有那样一条“官船”，主要是用于村干部出门开会，同时也方便群众办一些急事。红丫头娘家姓孔，那个庄子就叫孔家舍，庄上有一大半人家是孔姓，红丫头家族门头大，叔子大爷多，难得回来一次，都必须带些礼品“意思意思”。红丫头的本家长辈们都替她高兴，当年她痛失长子又没了丈夫，就像是老天没长眼，想不到后来这个有情有义的徒弟还喜欢上了她。如今这个又年青又威武的男人又跟她生了一对可爱的儿子，还听说是个挺大的大老板。因此，长辈们都说，还是菩萨有眼睛，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