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河是蚂蚁河的一个支流，在景阳镇汇入蚂蚁河。青河的河水尚不浑浊，河道也不宽，水面上起着涟漪，转弯处也不会涌起波浪，宛如舒舒款款地躺在荒草甸上的轻柔少女。进入秋季，河边繁茂的绿草枯萎了，河水显得更加清洌。河两岸的山坡上，翠绿的色泽逐渐褪去，苍黄的颜色正从地表，从生命短暂的野草和干枯了的庄稼叶子浸染上来。远近一片片松树林，稀稀落落的，是营林队栽植的人工林，没长到碗口粗就开始砍伐了。没有栽树和栽了树又被伐光了的空地，是老百姓和林场职工们开荒种地的地方。从六十年代起，为了补充口粮，吃商品粮的职工们也上山开荒种地了。这种小块地满山遍野，附近没有一块空地不被开垦利用起来。一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单位公休了，山上的人就多起来。所有能动弹的男女老少都到山上去，到自家的小块地里去干活。
赵占一也常上山。他不是去种地。他们家不缺吃的，用不着种地。他是去玩，去看热闹，看风景，看人的。
赵占一慢悠悠地从空地间走上来，不时把身边结了籽的水稗穗子撸下一把扬出去。对面山坡上一个农民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那个农民正扬着刨锹刨地。寂静的荒山上声音听得清晰，但是传得慢，刨锹下去的时候没声音，刨锹扬起来的时候“嚓嚓”的声音才传过来。赵占一觉得挺有趣，站着看了一阵。
他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一首歌：“我们都是英雄汉，不怕北风寒，扛着镐头上高山，开荒流血汗。”他们一帮男孩子唱这首歌时给改了词：“我们都是穷光蛋，没有裤子穿，光着屁股上高山，开荒流血汗。”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北风寒，流血汗”的含意。稍大一些以后，父亲不断告诫他，要念书，只有念书才可以不种地，不撸锄杠，才有出息，才可能不用流血汗。可惜他不是念书的材料，勉强念完了初中再也不想念了，也念不下去了。不过他沾了父亲的光。父亲当了书记，他不但不用种地，不用流血汗，还找到了好工作，比他那些伙伴们强多了。
赵占一正在胡思乱想，东张西望，忽见一个小学生从山道上走下来。小学生背着小背筐，筐里装了几个青苞米棒子，手里拿着一根苞米秸子，边走边啃，吮吸秸杆里的汁水。
跟在小学生后面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姑娘也背了个背筐，筐里也是苞米棒子，分量显然重得多。两条背筐带紧紧地勒在膀子上，胸前的纽扣快被挣开了，两个圆挺挺的乳房在衣服下面鼓得高高的。因为背筐太重，姑娘的身子向前弯着，两条辫子从胸前垂下来，步履也有些沉重。看见赵占一的时候，姑娘抬起头向他瞟了一眼，又带羞的低下眼帘从他面前走过去。
忽然后面有人喊道：“别光吃苞米秸子，小心绊倒了！”
赵占一把目光从姑娘的背影那里收回来。说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走在姑娘的后面。胳膊上蒯着一个圆筐，脸盘和姑娘相似，只是苍老一些，显然是姑娘的母亲。赵占一没心思再往上走了，尾随着她们娘儿三个下了山，直到看着她们进了自家的院子才回来。
赵占一很快就打听清楚了，那姑娘是于寡妇的女儿于凤琴。
他回家和爹妈说对象找到了，叫于凤琴，要他们马上去提亲。爹妈不知道于凤琴，只知道于寡妇，她男人是在前几年武斗中被打死的。
他妈问：“于寡妇的女儿不是还小吗？”
赵占一说：“小什么呀，都快和我一样高了。”
他妈一算年龄，也有二十出头了。老两口为儿子的事操心不少，物色了几个对象他都看不上，难得今天有了一个他自己看得上的。他妈不再说话，看着他爹，让他爹拿主意。
他爹赵德山没说话。提起于寡妇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遗留问题，于寡妇的事至今让他耿耿于怀，简直就是他的一块心病。虽然那件事的发生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时至今日，他对文化大革命那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仍然记忆犹新。然而，事情怎么一下子就弄到了那一步，不用说现在，就是当时也搞不清楚。他搞不清楚，谁也搞不清楚。连刘少奇都说过，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中央也不清楚。不派工作组不行，派了工作组又不对。说是要依靠和加强党的领导，可是各级党委都被冲散了。说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说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是谁也说不清究竟谁在反毛泽东思想。群众组织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革命行动一个比一个激烈。说是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不知怎么就受了蒙蔽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又有人说是以生产压革命。说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可是又说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明明是到处大乱群众斗群众，却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说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武斗起来谁也制止不了。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人最先动的手，是哪个人先拿起了长矛大刀，又是谁先动用了现代化武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后来小报上报道江青讲话，她说小青年们爱玩枪，要文攻武卫。原来她把这一切都当成儿戏。于凤琴她妈就是在这场儿戏中成了寡妇的。
全国到处都是两大派。景阳镇、林业局也是两大派。林业局的两大派，一派是打局长保书记的革命派，称革派，另一派是打书记保局长的造反派，称造派。局长书记都被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十大罪状。罪状是书记局长的，斗争的却是两边的群众。局长书记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见踪影了。文化大革命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动了真格的，才真正看到了英雄本色，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才谈得上“誓死捍卫”，才体现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精神实质。
于是，造派在林业局学校安营扎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誓与反动派血战到底。革派则发誓要踏平这一小撮反动势力，创造出“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革命新局面。战斗是在五月十六日上午打响的。这一天是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的两周年。为了表达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赤胆忠心，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这一天有所行动。而最直接、最革命的行动莫过于向阶级敌人发起冲击了。所以这一天几乎全国都发生了武斗事件。
早饭后不久，造派在学校操场举行大会，庆祝“五、一六”通知两周年，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革派也要在这一天开大会，也要庆祝“五、一六”通知两周年，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是他们没有会场。通常开大会的学校操场被造派占据了。他们有意要夺回操场，拔掉造派那个反革命据点土围子。他们还听说，造派今天要冲击林业俱乐部，砸革派的总部。因此，他们决定主动出击，以攻为守，与造派一小撮坏头头决一死战。
革派迅速集合起队伍，举着大刀长矛浩浩荡荡向学校开过来。造派的大会正在进行之中，一见革派的人来了，还带着武器，立即群情激昂，讲话呼口号的声音格外响亮。负责保卫的人员很快拿起了武器在大门口布防。革派的人在门口站住，并对学校作出包围态势。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挥舞着手中的武器，高呼口号。
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代表着群众组织的观点。“打倒刘邓陶”、“打倒帝修反”、“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是全国一致的，在哪里喊都行，喊破嗓子也没关系。但到了各省各市各地各县就不同了。那里的群众组织观点不同，各有各的打倒对象，因此也就各有各的口号，从省市地县直到本村本镇，两派壁垒分明，绝不调和。
林业局革派和造派的群众在学校大门内外高呼口号。最初，两派都呼全国一致的口号。后来大门外的革派呼出了代表他们观点的口号，紧接着大门里的造派也呼出了自己的口号。对立的口号一呼，对立情绪就急剧上升，都把长矛端起来指向对方。革派试图冲进去，开始拆除堆在门口的沙袋。造派一边加紧防护，一边把拖拉机调了过来。那是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两侧的门和前后玻璃都焊上钢板，做成坦克的模样。沙袋眼看着被拆除了，两边的人于是短兵相接，大刀长矛互相击打，铿锵有声。这时拖拉机开过来了。有点像坦克一样轰响着的拖拉机给造派鼓舞了士气，同时也使革派更加同仇敌忾，战斗变得更为激烈起来。门内的造派闪开一条人缝，让拖拉机向大门口驶去。
后来造派的人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战斗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当时是想用改装得和坦克一样的拖拉机给对方一点威慑迫使他们后退，还是想把拖拉机停在门口代替沙袋阻隔敌人。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无论如何也不该把拖拉机开到对方的阵营中去。事实是，当时拖拉机轰鸣着摇晃着开到了校门口，履带碾过了沙袋，碾过了被推倒在地的门框。它没有停下来，直到开出了校门，冲进了对方的人群中。
悲剧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拖拉机冲进密集的人群不得不停下来。它毕竟不是坦克。被它激怒的人们轻易地撬开了两侧的门。几根长矛同时向里刺去。拖拉机手的大腿、胳膊、腹部、胸部同时被刺中，随后被拖下来扔在地上。另一个人上去把拖拉机作为战利品开走了。
血肉模糊的拖拉机手躺在地上。造派一看自己的拖拉机被开走，拖拉机手被刺死，各个怒火中烧，大喊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杀出校门。革派见死了人不免心生恐惧，在造派大举进攻面前无心再战，忽啦一声散去了。
这个拖拉机手就是于凤琴的父亲于志明。
于志明的死讯是和他的尸体一同被送到家里来的。他的妻子顿时被吓得昏了过去。造派为于志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花圈做了一大堆。他被追认为英武、烈士。他的死重于泰山，永垂不朽。与此同时，革派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宣布于志明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卖命死有余辜。他的死轻于鸿毛。
于志明原是个老实巴脚的拖拉机手。他和所有林业工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他参加了造反派。他是应群众组织头头的命令进驻学校并把拖拉机开到学校去的。那一天，也是头头让他把拖拉机开到学校门口去。不知为什么他开过了头，冲到对方的人群中去了。就因为这一点，在他死了几年之后，仍然有人否认他是被害者，说他是故意要用拖拉机轧人，是杀人凶手。向他行刺致死的几个人则始终认为自己的行动是自卫，是革命行动，没有人向他们问罪。
赵德山当上林场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向于志明行刺的几个人中也有林场的人。他在观望，看局里怎么处理。当有人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要等到运动后期。
现在儿子要和这个人的女儿搞对象了。赵德山对这个人没有好感，虽然这个人已经死了。赵德山的观点是属于另一派的，虽然他没参加群众组织。但他的观点明确，死保书记马洪伟。他认为，造马书记反的死了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