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七十大寿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是刘来根的七十岁生日。那年春天，小凤就说过：“现在儿伢们都成了家，日子也好过了，到秋天一定要替你办一回七十大寿。”
刘来根没做过寿，二十岁的那年家里还算富裕，就是那时农村还没有贺二十岁的习惯；三十岁时是他的人生最低谷，他一个光棍汉，头上还有一顶富农的帽子；四十岁时虽然当上了一个小干部，但又正碰上了一个饿死人的一九五八年；到了五十岁、六十岁时夫妻俩正拖着一大帮儿女，心力交瘁地为一家人的饱暖操着心思，哪有心情去为自己做寿？这一次他自己也想风光一回。
大儿子陈春明和媳妇玉香是在他爸过生日的前两天回来的。只过了短短的五年时间，他们现在已经是一条载重一百多吨的铁驳船的小老板了。儿子小涛已经六岁。当初刘来根替孙子起这个名字时，取的是“涛”“逃”同音，意谓他是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的。这几年，他们换了三回船，先是二十吨的小水泥船，三年后换了条六十吨的水泥船，今年又上了这条一百吨的大铁船。虽然，买这条船还借了不少债，但按照现在的运输行情，用不了二年就能全部还清。这几年，一家三口只是到了过春节时才回来一次，回来后仍然住在船上，他家的房子已经在五年前被乡政府拆掉了。因为还欠着计生办八千多元的罚款，因而，春节一过，趁乡里干部还没上班时便又逃之夭夭。倒也不是他们缴不起这笔钱，是心里还憋着一口气。这回他准备替爸爸做过寿后去将这笔钱缴掉，因为再也不能拖了，眼看着小涛就快要到上学的年龄了，不把这钱缴上去是上不了户口的。上不了户口也就上不了学。
二年前，在乡政府上班的张春和已经结了婚，媳妇就是存女家的那个在化工厂当化验员的女儿秦兰香。是两个小的自己谈的。一开始，小凤心里还不大同意这门亲事，主要是那丫头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而且还是个农村户口，后来秦树勇特地花了六千元钱为女儿买了个城镇居民户口。结婚后，两家人出钱为他们在乡政府驻地买了一处旧房子。现在，张春和跟张桂英是邻居，大门对着大门。
让来根夫妇有点愁心事的是刘春平。快三十岁的人了，至今还没落实下一门亲事，去年年初跟粮管所主任家的女儿谈了一年多恋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原因今年夏天又分了手。前些日子，听风言风语说他跟张桂英的女儿陈秀芹有了那种不清不白的关系，为这事，张桂英家的女婿女儿正在闹离婚。老俩口觉得，假如这些传说是真的，这小伙就真是鬼迷心窍了，那婆娘比他大五六岁，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沾上了她，他这一辈子就毁了。
这些天，正好王传礼和老伴阿芳也赶回家做亲戚，来根也带他们老夫妻过了一天。前两天，香丫头家儿子结婚，王传礼是本家大伯，是香丫头特地请来根帮她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的。虽然传礼跟弟媳妇的那种关系在庄上是公开的秘密，但结婚的这儿子不是他的种，那时，王传礼还是个“正人君子”不会打野食，他是从邻居小凤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以后才搭上这个弟媳妇的。不过，这回侄儿结婚，王传礼是帮了大忙的。因为王传法家砌不起新房子，亲家不肯让他家带人，为这事，传法特地去了一趟江南。传礼跟他说：“这事好办，就结到我那房子里，跟你亲家说，那房子我将来也用不着，早晚也要给你家。”王传法要的就是他这句话，回来后，就将房子收拾了一下，布置了新房，留了个房间让王传礼回来时落落脚。
正日的那天中午，来根还请了乡里的张桂英和陈科长。是三天前叫亲家秦树勇去约他们两个的。那天只来了个陈科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的张桂英托秦树勇打招呼说，这两天感冒，不能来，其实她是觉得有点尴尬。一来是因为前些年“抓捕”玉香的事，再加上不争气的女儿惹出来的桃色传闻让她心神不宁。
下午，春明就跟秦树勇先去乡政府缴清了欠款，然后又去派出所为儿子陈涛上了户口。时间就是金钱，他舍不得在家里干耗着，他们是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将来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他计划明天拔桩动身。
晚上，小凤将春明喊到他姐姐晓莲家里，她说：“趁这回春明回来，有件事要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的亲爸已经走了快三十年了，至今尸骨仍然丢在江西的荒山上，我想趁我还走得动，去把他的骨头拾回来。俗话说，人过七十古来稀，我也快要到这岁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你们想想，你们的亲爸是个有子有孙的人，我死后是应该跟他合墓的，到时候，你们总不可能再把我的骨灰也送到江西去。而且，你来根爸爸是有前妻的，翠珍子还在那边等着他，我是不可能跟他葬在一起的。所以，你们看，这件事是不是要早点作好准备？”
春明说：“妈说的这事，我也想到过，这事是我的责任。可我实在抽不出空来，姐姐你能不能跟姐夫商量下，等放了寒假跟妈妈上江西去一趟，把骨头拾回来重新安葬。用的钱全由我出？”
“这事情好办，等这学期一结束，叫张兵跟我一起跟妈妈过去。”晓莲一点也没犹豫，就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了。
“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倒也不一定要耽误你们工夫同我一起去。我还要跟老头子再商量一下，如果他肯同我一起去的话，就不麻烦你们了，只要晓莲帮助照顾几天两个细丫头。”小凤这么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知道，只要她们娘仨主意定下来，来根是肯定不会阻拦的。
还有一点需要补叙一下，中午的寿宴上，来根还请来了陈家舍的另一位“大人物”。那人就是乡化工厂的厂长陈宝忠！是他与陈科长一起坐的首席。至于这人在劳改出来后的这些年干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咸鱼翻身的？说来就话长了。
七十六，咸鱼翻身
那年陈宝忠被判刑时，村里人都觉得他是罪有应得，就才当了几天村里的代理一把手，哪派到这么麻狂？他自己也觉得这一辈子是完了，就是几年后出来了，头上也会永远戴着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哪晓得，这小子后来还因祸得福，在一个专门关押犯人的水泥厂里他遇到了一个“贵人”。那人原来是一家国营大工厂的供销科长，因为收了客户的几百元钱贿赂，也被判了三年。那时的刑罚不像后来那么宽松，此前，还听说中央里有两个大官只为贪污了万把元钱就都吃了枪子儿。
那人姓范，比陈宝忠大几岁。因为出生在城市从来不曾干过重活，在那里经常受到管教的责罚。陈宝忠是苦出身，干那点活并不比干农活苦。因此常常帮助他完成任务。老范也挺识相，知道陈宝忠饭量大吃不饱，时不时地会从自己的份子里省下半个窝头给他。老范是比他早两个月出来的，临走时，给了他地址和电话号码，说：“我回去虽然当不到科长了，但厂里还肯定会把我安排到供销科上班，因为他们离不开我，我全国各地关系多。我在这里就遇到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将来出去碰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来找我。”
宝忠说：“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的困难你是解决不了的，农村里哪能跟城里比，吃不饱肚子还要天天上工呢。跟你大哥说句老实话，我觉得这里挺不错，虽然同样不能放开肚皮吃饱饭，但供应的计划是农村双倍多，如果不是舍不得家里的婆娘和儿伢们，我真想再故意犯点儿错，让他们把我再留几年。”
“千万别这样瞎想，先出去再说，天无绝人之路。再说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我觉得是挺对不起你家老婆孩子的，回去好好地补偿补偿她们。”
“这些天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那时不是人。大哥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干。”
陈宝忠回来时，王成支书已经调上了公社人武部。头几年，他好像是是变了个人，专挑生产队里的苦活脏活干，因为干那些活可以多挣到点工分。他家的那个十四岁的大女儿已经是队里的女劳力了，十二岁的二女儿也没上过一天学，平时在家里烧饭洗衣，有时还上工干些轻活。九岁的三丫头也是陈宝忠回来后才开始上一年级的。他的婆娘叫忙珍，当年刚嫁过来时，高高的个子，瓜子脸，毛狸眼，庄上人都说她是陈家舍最“彤”的一个细婆娘。可能是这些年操劳过度，才三十几岁的人，却显出了老态，脸上布满皱纹，当年的一头青丝也变得像是一堆枯穰草，仔细看，好像背还有点驼。当她看到陈宝忠现在这样子时，心里想，还是政府有办法，这么个人也能教育得回头。要不是他犯了事，还当着干部，外面的女人还应付不过来呢，怎么可能这样既体贴她又关心孩子？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年，他又有点不安分起来了。
张桂英当上支书的那两年，他晚上总要在庄上游荡到小半夜，访到干部们在那里碰头，他就厚着脸皮凑过去混吃混喝。张桂英跟他又拉不下脸，他们之间曾有过那一档子事，他又算不上是个阶级敌人，而且他还是个在里面吃过几年萝卜干子饭的人，干部们都不敢惹他。碰头时被他寻到了，也只好说声：“正好，正好，也一起来弄碗饭。”
后来，他又得寸进尺向张支书“请示”说：“我在里头认识的一个朋友要我到他那里去做临时工，你们放不放我走？”这要求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过分的，那时严格控制劳力外流，如果家里有人私自外出就要停发全家口粮。可那次，没想到张桂英居然答应了他这个无理要求，原来是几个大队干部都劝张支书放他走，那时还当着队长的秦树勇跟她说：“他要走，赶快开笼放鸟飞，省得在家里搅得我们不安逸，答应他不扣他家口粮。对上面就说是村里让他出去找头绪办工厂。”张桂英觉得秦树勇说的站得住脚，那时上面正动员各村办厂壮大集体经济。
过了些日子，陈宝忠就堂而皇之地拿着乡政府开出的证明找到了老范。那时，老范虽然还不曾官复原职，但在供销科里还是他说了算，现在的科长是他的徒弟。老范挺讲意气，叫他先在仓库里打打杂。后来又安排他跟在一个供销员后面当助手。
几年后，公社办起了化工厂，生产一种叫脂肪酸的化工中间体，急缺一批烧碱作催化剂，厂里派人找到了陈宝忠，陈宝忠将这情况告诉老范后，老范说：“这事情不难办，我们厂里每年要用大量的烧碱，都是计划调拨的，可以给他们一点。不过，我倒觉得这是你的一次机会，你可以借这个机会要求回去当采购员，如果他们答应了，缺什么原料我这里支持你。你在这里做临时工，总不是个长久之计。”
后来，陈宝忠如愿以偿地成了公社化工厂的正式职工，负责采购原材料。那时的社办厂全靠搞关系获得原材料，一旦断了来源就要停产关门。因为陈宝忠掌握着厂里的要害，厂长和公社分管工业的副社长都把他当做不可多得的能人，凡事都要让他三分，他在外面请客送礼的开销可以凭他开出的白条子报销。几年后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化工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