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历传事迹，即历史中的他人文本传述事迹。在我确定这种传述事迹的，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标准，那就是曹雪芹必须同《红楼梦》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如果所涉及的内容没有任何同时出现相关“曹雪芹”和“《红楼梦》”明确记载的情况，那么，必须完全抛弃。因为无关，没有任何理由。
如果我们只看到“曹雪芹”而没有“《红楼梦》”的记载，那只能说，这个“曹雪芹”根本没有接触过“《红楼梦》”。如果我们只看到“《红楼梦》”，而没有?“曹雪芹”的记载，那只能说，这个“《红楼梦》”仅仅传述书本，同“曹雪芹”无关。所以，关于传统红学以前考证的什么敦诚敦敏，《四松堂集》，曹包衣的“曹雪芹”所有资料，根本不存在任何同《红楼梦》有直接关系的发生内容，也就抛弃不用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所记录的“曹雪芹”以及诗歌同“《红楼梦》”有任何关系。
所以，要证明曹雪芹同《红楼梦》有发生关系的历史记录，必须是依据“曹雪芹-红楼梦”一体出现的明确记录，才是有效的说服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记录。离开这个标准，任何人都会成为《红楼梦》的作者。任何《红楼梦》传书也都可以说是曹雪芹写的。那么，就拆散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后什么都说明不了。
根据我目前搜集的资料，第一条历史记录事迹是：
1，富察明义的《绿烟琐窗集》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其序说：“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周汝昌认为明义的诗集《绿烟琐窗集》大致作于乾隆三十五1770年至四十年间，见《红楼梦新证》1072页，而吴恩裕则认为作于乾隆二十三、四1758年《有关曹雪芹十种》。有的人认为《题红楼梦》绝句其写作年代不晚于乾隆二十七1762年。这条记录所透露的信息，是富察明义曾看过《红楼梦》钞本。那么“曹子雪芹”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的唯一来源就是《红楼梦》的第一回楔子中所记。而所谓“出所撰”正是来自于“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这个批语。
“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这是富察明义当时理解比较正确的的一种说法，从这个说法里可以得知，富察明义的记录是属于早期的。“江宁织府”说的是曹玺和曹寅这在历史上是可以确定的。但说“其书未传,?世鲜知者”这个情况可证《红楼梦》据程伟元的说法盛行在1760年之后且在北京的流行情况应该也有一致性。相当于说，《红楼梦》这本书在北京盛行只能在1760年前后开始，富察明义所看到的钞本是比较早的一个流向北方的钞本。
第七十五回庚辰本回前有一个批语是：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这个庚辰本的钞本是在丙子公元1756年。按照程伟元的三十年前开始盛行的说法，进入北京传本市场应该首先是这个手抄本。富察明义看到的是这个手抄本。而戚蓼生在北京的时间是在1769左右看到钞本。那么富察明义题写这首诗应该是在乾隆二十三年是戊寅公元1758年为准确。
那么，传到北京到底是谁传到北京去呢？根据“先人为江宁织府”应该是熟悉知晓曹寅（1658年9月7日—1712年7月23日）的人最早接触这本书。这个流出途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曹寅把此书上报给了康熙皇帝，于是《红楼梦》开始皇宫传抄。这个情况可以在尤侗的一文《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此句来自于西厢记）传抄宫中可以获得证实。1690年2月，《艮斋倦稿文集卷十四》康熙同僧超揆谈到尤侗，南方才子还有尤侗这样的人吗？僧超揆说：“余人虽有，恐未能与之齐名。”康熙说，“你说的是。”1693年七月，康熙同僧超揆谈到尤侗，又提及《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和《西厢记》的事情。僧超揆以禅理解释。康熙这才放心下来。
对于类似才子佳人的说教文本在皇宫皇室中的需求量在当时比较大。一个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江南文化，野史一种文娱活动，一个可以通过学习语言来提高皇室成员的文化素质。富察明义的记载首先确定的一点是写出《红楼梦》同曹寅有关系，然后通过曹寅获得曹雪芹同《红楼梦》的关系线索。富察明义的题诗同样在爱新觉罗·永忠（1735年—1793年）乾隆帝三十三年的咏《红楼梦》诗题中得到说明。乾隆三十三年是戊子公元1768年。这同戚蓼生所接触的《红楼梦》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
爱新觉罗·永忠（1735年—1793年），满洲人爱新觉罗氏。字良辅，号渠仙，又署臞仙、栟榈道人、延芬居士，恂勤郡王允禵孙，多罗恭勤贝勒爱新觉罗·弘明子，袭封辅国将军。清宗室、诗人，能诗、工书、善画。著有《延芬室诗稿》传世。
题为《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共三首：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诗句简单，纯粹流白诗。这里我说一点，由于清朝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五爵制度的说法。作为满清人不一定知道“曹侯”是什么意思。但此处的“曹侯”当就是指《红楼梦》书中的“曹雪芹”。
2，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中的第二十三则的记录几乎就是抄袭富察明义的记录。把富察明义的“曹子雪芹”直接抄袭为“其子雪芹”。在卷十六的第十七则记载：?“丁未（1787年）八月...雪芹者，曹练（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曹楝亭”则写为“曹練亭”，从富察明义的“先人”里翻译出“嗣君”。唯一从曹寅里面猜出有用的因素，就是“相隔已百年矣”。相隔百年也就是1787年-100年-1687年左右。这个时间应该说同曹雪芹刚刚开始进入整理《红楼梦》的时间还是很符合的。但说是“曹练（楝）亭织造之嗣君”，则纯粹是胡说八道。曹寅（1658年-1712年），1687年的时候，曹寅才30岁，那时候，他的儿子能有多大。
3，程伟元（1745？-1818）序言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程伟元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但有一点指出，曹雪芹并非是作者，仅仅是删改者。这都是《红楼梦》书中自己说的。
4，爱新觉罗·裕瑞（1771－1838）《枣窗闲笔》中由于时间远了，就更越传越歪，但曹姓，江宁织造，袁枚的随园这些基本元素没变，可见是从袁枚的说法中继续添油加醋。不过裕瑞对程高本的后四十回做出了严厉批评。
5，清俞樾（1821年-1907年）《小浮梅闲话》：“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世传为明珠之子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之子，名成德，字容若。”赵烈文（1832年～1894年）的《能静居笔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指乾隆）末年，和（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到了1866年同治年间，丙寅季冬月，左绵痴道人即孙桐生（1824~1904）记录了传闻，说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则宝玉之为容若无疑。这是另一个说法了。
这些说法在徐珂（1869-1928）《清稗类钞》中全部概括了起来。关于“納蘭太傅明珠家之瑣事。妙玉，姜宸英也。寶釵為某太史。”则说到这些影射上去了。其他五花八门，也不亚于今人的猜测。《清稗类钞》虽然没有提及曹雪芹，因为当时的“曹雪芹说”按照袁枚的路线已经被斩断，没人相信这个说法，但确定的内容有：1，是書所指，皆雍、乾以前事。2，作是書者，乃江南一士子。这个情况疑似来自于龚自珍和顾太清的传闻翻版。而说“士子落拓京師，窮無聊賴，乃成是書以志感。”则又加添了一些传奇色彩。3，或曰，是書實國初文人抱民族之痛。4，或曰，《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基本上这些内容比较接近曹雪芹同《红楼梦》的关系，都是逃不脱的几个主要概念要素。
6，进入民国时期，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有‘原本红楼’和‘曹氏红楼’两种。原本红楼的前八十回乃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乃朱彝尊所续。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盖原本之《红楼》，明清兴亡史也；删增五次者，曹氏之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也。鄙人曾见《红楼梦》残本数篇，事迹相类，而略如随手笔记，或者尚未成书。曹氏据为蓝本，乃有此十六字之标题焉。盖《红楼梦》之作当在康熙时代疑吴梅村作，或非一人作。其言或多不谨，一则遗老文字多放恣，二则隐语甚难，三则事实太近，故清宫亦多有知之者。”但邓狂言对于具体的影射说也把握不准，对林黛玉胡说一通，一会认为林黛玉是影射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一回说是乾隆之元配嫡后谥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一会儿说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混之以方苞。
接着就是胡适的曹雪芹说又沉渣泛起。后来的历史中所有红学观点就再也不存在任何历史信佂的功能性记录。曹雪芹的历史传述一开始就是一种传闻，胡适到今天的人们关于曹雪芹说，事实上不过就是一种老调重弹而已。
关于曹雪芹的历史传述事迹，该谈的也谈了，今天人们会想到的问题，古代人的头脑也比我们现在的人差，任何人提出一个问题和看法，总能在历史中找到你的身影。话题没有了。终止了。因为各种各样的作者说，都是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五花八门都是源于哈哈镜。最后，就是打回原形，回到《红楼梦》中的那个“后因曹雪芹...”中去。因为我们实际上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历史全部都来自于这个源头，而所谓历史传述事迹，只不过是一场真实的梦幻，全部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