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在一家日报上撰文说，“感谢我的领导不让我继续再当比他们更小的领导了”，这才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更好的心境从事文学创作。坐到电脑前，我毫不犹豫选择以回乡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创作我此生第一部长篇小说，算是完成一个夙愿。
“知青文学”的热闹早已过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叶辛梁晓声陆星儿张抗抗等哥们姐们大写特写他们曾经的蹉跎岁月，我也曾跟上瞎激动，毕竟我和我的同龄人也以知青自居，回乡知青也是知青，我固执地认为。到现在，我终回过神来了，此“知青”非彼“知青”，回乡知识青年与城市下放的插队知识青年有很大差别。
当年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知识青年披红戴花在锣鼓鞭炮声中热热闹闹风光无限地下乡插队，而我等回乡知识青年高中毕业悄没声地卷铺盖回乡扛起锄头就干活；插队知识青年有照顾政策有保护措施最为典型的是农村男性只要敢和女知青发生性关系就成了“破坏插队下放”要处以重刑，回乡知识青年是天生的农民后裔其肤色其衣着其言谈其秉性融入广阔天地很快失却了特殊性同时也失却了原有的群体标识；插队知识青年经过三五年甚至更短时间的下乡锻炼或招工或入伍或上学最终一股脑回城真正留在乡村的属凤毛麟角，回乡知识青年除少数幸运者外大多数仍然继承父辈衣钵终生从事种庄稼栽果树的原始劳动终生享用被插队知青视为炼狱的生存环境；插队知识青年作为被全社会关注的群体可以大声疾呼冤屈冤枉可以争取种种权益时至今日还能理直气壮要求国家社会给他们老年阶段的生活予以关心和照顾，回乡知识青年缺少群体标识更没有人为之代言所以只好被遗忘只能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一直到作为历史概念在不久的将来消逝得不留任何痕迹……
呜呼，我在河西走廊某工业城市一间六边形的斗室为当年的回乡知识青年、为我的同龄人掬一捧·泪水！窗外八级大风卷起漫天沙尘，一时间天昏地暗，更让我无端地沉重。
我无意否定插队知识青年当年所经历的苦难。城里孩子到了农村，比乡下孩子的适应性肯定差一大截。但我不想把这部书看作“知青文学”的延续，这部小说与其说写回乡知青，不如说是写农民，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的农民——只不过这个农民群体包含回乡知青。回乡知青也是农民，地道的农民。所谓“知青文学”中有的作品将农村鬼域化，将农村人（尤其农村基层干部）妖魔化，其实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是我不能同意的。客观地观照历史，即使在那个年代，乡间的贫穷落后也不能掩盖所有的真善美，与之并存的假丑恶无论如何不是主流。我只想再现历史，真实，再真实，力图惟妙惟肖。正因为如此，写作过程中我往往混淆了是写小说还是写纪实——把这部书称作“长篇纪实小说”肯定恰切。
真实意味着不贴标签，不图解什么，也不强加给读者什么。读我书的人都是我的上帝，假如看书时哭了笑了，您无疑是我的知音。我先虔诚地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