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偷偷溜进去看他们弹，如果我答应不告密的话。一天，妈妈终于抓住了他们，我们几个心里都忐忑不安。她训斥了我们一顿，但又说，假如我们一直小心谨慎的话她就不告诉爸爸。她知道，没有吉他，我们就可能去学坏，也可能挨打，所以她从不会拿走能让孩子们呆在她身边的任何一样东西。
当然，出事只是个迟早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都吓得要死。在爸爸回来之前已经来不及把琴修好了，况且，我们谁也不知道该怎样修。哥哥们想不出好主意，便把吉他放回柜子里，希望爸爸会以为弦是自己断的。不用说，爸爸没买他们的账，他大发雷霆。姐姐示意我别吱声，也别露面。但我听到蒂托大哭起来，自然就跑去看个究竟。蒂托在他的床上哭个不停，爸爸走过去示意他起来。蒂托给吓坏了，可父亲就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他那把宝贝吉他。他严厉的看了蒂托一眼，好像要把他的五脏六腑看穿似的，然后说道：“让我看看你会弹些什么。”
哥哥恢复了镇静，开始弹他自学的几段快速音乐。当父亲看到蒂托弹得是那么出色之后，他明白了，他的儿子显然练习了好一阵子了，而且，蒂托和其他的孩子并没把他的宝贝吉他当玩具玩儿，已经发生的只不过是个小事故。就在这时，妈妈走了进来，对我们的音乐才能表示了热烈的赞赏。她告诉爸爸，我们是有天赋的，他应该听听我们的演奏。她一个劲儿的劝他，由于有这一天，他开始听我们的弹奏了，并且还挺喜欢。这样，蒂托、杰基和杰梅恩三个人就热切地练习起来。几年过去，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妈妈告诉爸爸，说我歌儿唱得还不错，又会打鼓，于是，我就成了小组的一名成员。
大概就在那时，爸爸决定要认真严肃的对待家里发生的这件事了。渐渐的，他和“猎鹰”小组在一起的时间少了，而更多的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块儿练习弹奏的时候他指点我们，教给我们弹吉他的技巧。我和马龙年纪尚小，还不能弹，但我们观察爸爸如何训练哥哥们，边看边学。爸爸不在时不许动吉他的禁令依然有效，但一有机会，哥哥们就抱着那琴弹，爱不释手。杰克逊大街上我们那座房子里终日洋溢着音乐声。瑞比和杰基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花钱让他们去上音乐课，因此他俩的基础很好；剩下的孩子们就在加里的学校里上音乐课，并参加学校的乐队，但再多的练习也消耗不完我们那旺盛的精力。
“猎鹰”小组仍在演出挣钱，尽管他们的演出越来越少了，但那笔额外的收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笔钱能使这个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不至于断顿儿，但要想买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还是不够。妈妈在希尔斯百货公司干些零活儿，爸爸仍在钢铁厂工作，虽然没人挨饿，但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总觉得那种日子真是没有指望。
一天爸爸很晚才回家妈妈开始着慌了。他刚一到家她就准备朝他唠叨几句。这种事我们时不时能看到一回这次我们想看看他是否能像责怪别人那样听别人的责怪。可当他把脑袋伸进门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脸上挂着一种调皮的神情还往背后藏着什么东西。等他从背后拿出一把闪闪发光的红吉他时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把吉他只比柜子里那把稍微小一点儿；我们都希望，爸爸这样做是为了把那把旧吉他给我们，可他说这把新的是给蒂托的。我们羡慕极了，一起围过去，这时爸爸对蒂托说，如果其他人想练习的话，你就得把吉他给他练。我们不准备把它拿到学校去炫耀。这是件分量很重的礼物，而那一天对我们杰克逊一家来说，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妈妈为我们感到高兴，但是她也了解她的丈夫；她比我们更了解他的远大抱负和他为我们安排的计划。夜晚，我们都进入了梦乡后，他向她诉说他的梦想，这梦想并不仅仅停留在一把吉他上。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和器材，而不仅仅是礼物打交道了。杰梅恩得到了一只低音贝司和一个音频放大器；给杰基的是一副沙锤。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开始变得像一家音乐商店。有时候我听到爸爸和妈妈就增加的花销争论不休，因为买这些乐器和附件，我们已经没钱买每个星期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了。可不管怎么说，爸爸总是有说服力的，看来他抓住了谈话的窍门。
我们甚至在房间里装上了麦克风，在那个时候，他们可真算得上奢侈品了；尤其对一个总是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在家里装上那些话筒，目的绝不在于赶上琼斯一家或是任何一位在晚间业余歌手比赛中露面的歌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作好准备。我曾在“能手大赛”上看到过一些人，他们在家多半儿唱得挺不赖，可一站在麦克风前就连嘴都张不开了。还有一些人，一开始唱就大喊大叫，好像想要证明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话筒那玩意儿。他们不如我们有优势——那种只有从实践中才能获得的优势。我想这大概让许多人嫉妒，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对使用麦克风的擅长让我们占了便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只消看看我们为此作出的牺牲——业余时间里的排练，学业的荒疏和朋友之间交往的减少，他们还有什么权利嫉妒呢？我们唱得越来越出色，但我们工作的强度决不亚于一个年纪比我们大一倍的人。
一次，我正看哥哥们——包括敲邦戈鼓的马龙在内——练习，爸爸带着两个小家伙，一个叫约翰尼·杰克逊，另一个叫兰迪·兰西弗，他们负责打击乐器和管风琴的演奏。摩城公司后来称他们是我们的表兄弟，其实这不过是那些负责公共关系的人的宣传手法，他们想让人们觉得我们是一大家子。这下我们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乐队！我观察每个人的演奏，试着把能学会的都学会，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哥哥们排练时，或是在慈善募捐集会和商业中心演唱时，我就将一切统统吸收进去。我观看杰梅恩的时候最为入迷，因为那时他是歌手；再说他又比我大得多——而马龙的年龄和我则太接近了。是杰梅恩送我去幼儿园，他穿不了的衣服也总是给我接着穿，他做了什么后，我便试着去模仿他。要是我学得挺像，爸爸和哥哥们就会笑起来，但我一张口唱歌，他们就开始静静的倾听，那时我用童声模仿着别人的声音唱；我是那么小，好多歌词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唱得越多，知道的也便越多。在跳舞方面，我则总是无师自通懂得该怎样跳，因为杰梅恩要举着他那支大低音贝司，所以我注意的是马龙的脚步，再说因为马龙只比我大一岁，我也只能跟得上他的步子。不久我就在家里包揽了大部分唱歌的活儿，并准备随哥哥们在公开场合演出了，通过练习，我们逐渐对每个小组成员的特长和短处都了如指掌，分工也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我们家在加里的那所房子可真小，只有三个房间，可那时它在我们眼里似乎却大得很。当你那么年轻的时候，世界是那么广阔，一所小房子也像是有它自己的四倍那么大。许多年之后我们重返加里时，都惊讶的发现房子竟是那样小。我的印象中它是那么宽敞，可你从门前起迈出五步，人已经站在后门外了。那房子真是比车库大不了多少，可我们住在那儿时，它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还挺不错。年轻人看待事物的视角就是这般不同。
我只模模糊糊的记得在加里上学的那些日子。上学的第一天我大概在校门口睡着了；当时我肯定讨厌上学。我不想让妈妈离开我，这很自然，我不想到那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