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无顶平板货车的车板上，旁边是大炮，上边是帆布，人又湿又冷又饿。我终于翻转身，头枕着我的臂膀，趴在车板上。我的膝盖虽然僵硬，倒也满好。瓦伦蒂尼的手术的确不错。撤退时我有一半时间是步行的，后来还在塔利亚门托河上游了一段，多亏他这膝盖。这膝盖确实是他的。另一只膝盖才是我自己的。你的身体经过医生的手术后，就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了。头是我的，肚皮里的东西也是我的。肚皮里现在饿坏了。我感觉到饥肠辘辘，正在乱绞乱转。头是我自己的，但是不是供使用的，不是用它来思想的；只用它来记忆，但是也不能记忆得太多。
我可以回忆凯瑟琳，但是我也知道，我这样想她会想得发疯的，因为我还没有再见到她的把握，所以我不敢想她，只是略为想想，只是当列车慢慢地咔答咔答地行驶时，稍为想想她。帆布上漏进一点光来，我仿佛是和凯瑟琳一同躺在火车的车板上。躺在硬板上，不去思想，只是感觉，那太难了，因为离别时间太长久了，现在我衣服既湿，车板又是每次只稍为往前移动一下，内心寂寞，孑然一身湿衣服，权将硬板当夫人。
你说不上喜爱一节平板车的车板，或是罩上帆布套的大炮，或是涂抹过凡士林的大炮的气味，或是漏雨的帆布，不过人在帆布底下，还是满好的，和大炮在一起，还是愉快的；但是你所爱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人你明知道没有在车里，甚至要假想在车里也不行；你现在很清楚，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吧。你趴在车板上，亲身经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另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空虚。你失掉了几辆救护车和人员，好比一个百货店的铺面巡视员，在火灾中损失了他那一部门的货色。不过没有保火险。你现在离开它了。你再也没有什么义务责任了。倘若百货店在火灾后枪毙巡视员，因为他讲话口音向来不纯正，那么百货店再开店复业时，就不能指望巡视员会回来，这是一定的。他们也许会另找职业；只要还有其他职业可找，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
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义务责任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停止了。我是不拘外表形式的，但我倒很想把这军装脱掉。我已把袖管上的星章割掉，那只是为了便利起见。那与荣誉无关。我并不反对他们。我只是洗手不干了。我祝他们万事如意。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和明智的人，他们是应该得到荣誉的。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我只盼望这该死的车早点开到美斯特列，可以吃吃东西，停止思想。我非停止不可。
皮安尼会告诉他们我被枪毙了。枪毙的人他们要搜查口袋，取去证件。人家可没拿到我的证件。他们也许会说我淹死了。美国方面不晓得将接到什么消息。大概是因伤及其他原因而死亡吧。善良的基督啊，我真饿啊。从前在饭堂里一同吃饭的那个教士，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还有雷那蒂。他大概在波达诺涅。如果他们没有退得更远的话。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们这些人我都看不到了。这一方面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不相信他得了梅毒。人家说，倘若趁早医治，这病是并不太严重的。但是他还是担心害上了这个病。要是我害上了这病的话，我也会发愁的。谁都会发愁的。
我生来不会多思想。我只会吃。我的上帝啊，我只会吃。吃，喝，同凯瑟琳睡觉。也许今天夜里吧。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明天夜里，一顿好饭，
有床有床单，永不分离，要走就一块儿走。大概还得特别赶快走哩。她是肯走的。我知道她肯走。我们什么时候走？这倒是值得思考的。天在黑下来了。我躺着思考要去的地方。地方倒是多着哩。
大清早天还没亮时，火车放慢下来，准备开进米兰车站，我赶快跳下了车子。我跨过车轨，穿过一些建筑物之间，走上一条街。有家酒店开着，我便进去喝杯咖啡。酒店里有大清早刚打扫过的气味，咖啡杯里还搁着调羹，台子上还印有酒杯底所留下的圆圈。主人在酒吧后边。两名士兵坐在一张桌子边。我站在酒吧边喝杯咖啡，吃了一片面包。咖啡给牛乳冲淡成灰色，我拿片面包撇掉牛乳的浮皮。主人看着我。
“来杯格拉巴酒吧。”
“不，谢谢。”
“就算我请客，”他说，倒了一小杯，推过来。“前线怎么样？”
“我哪会知道。”
“他们喝醉了，”他说，用手指着那两名士兵。这我相信。他们的确带着醉酒的模样。
“告诉我，”他说，“前线怎么样？”
“前线的事我哪会知道。”
“我看见你翻墙过来的。你刚下火车。”
“前线在大撤退。”
“报纸我是看的。究竟怎么啦？是不是结束了？”
“那不见得吧。”
他从一只矮瓶子里再倒了一杯格拉巴酒。“要是你有什么困难，”他说，“我可以收留你。”
“我没什么困难。”
“倘若你有困难的话，就住在我这里吧。”
“住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屋子里。许多人住在这里。凡是有困难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
“有困难的人很多吗？”
“那要看是哪一种困难。你是南美洲人吧？”
“不是。”
“会讲西班牙话吗？”
“一点点。”他抹抹酒柜。
“出国现在很困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倒没有出国的意思。”
“你想在这里呆多久都行。你呆久了就知道我是哪一种人。”
“今天早上我有事，我把这地址记下，以后再回来。”
他摇摇头。“看你这样讲法，你是不会回来的。我倒以为你着实有难处。”
“我没什么难处。但是我也珍重朋友的地址。”
我放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在柜台上，当做喝咖啡的帐。
“陪我喝一杯格拉巴酒吧，”我说。
“这倒不必。”
“来一杯。”
他斟了两杯酒。
“记住了，”他说。“上这儿来。别让别人收留你。这里是安全的。”
“这我相信。”
“真的吗？”
“真的。”
他脸色严肃。“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别穿这件军装到处走。”“为什么？”
“袖管上割掉星章的地方，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况且布的颜色也有了深浅。”
我一声不响。
“你要证件的话，我可以给你弄来。”
“什么证件？”
“休假证。”
“我不需要证件。我自己有。”
“好吧，”他说。“不过要是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代办。”“要多少钱？”
“这要看是哪一种证件。价钱很公道。”
“我现在不需要。”
他耸耸肩。
“我没事，”我说。
我出去时，他说：“别忘记我是你的朋友。”
“不会忘的。”
“再见吧，”他说。
“好，”我说。
上了街，我故意避开车站，因为那儿驻有宪兵。我在那小公园边找到一部马车。我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了车夫。到了医院，我先到门房住的地方去。
门房的妻子拥抱我。门房握握我的手。
“你回来啦。你平安无事。”
“是的。”
“用了早点没有？”
“吃过了。”
“你好吧，中尉？你好吧？”他妻子问。
“我好。”
“和我们一同吃早饭好吗？”
“不，谢谢你。告诉我，巴克莱小姐现在可在医院里？”“巴克莱小姐？”
“那个英国护士。”
“他的女朋友啊，”他妻子说。她拍拍我的胳膊，笑笑。“不在，”门房说。“她走啦。”
我的心往下一沉。“真的吗？我是说那个高高的、金黄头发的英国小姐。”
“我知道。她上施特雷沙去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两天前，同另外那个英国小姐一块儿去的。”
“好，”我说。“我现在要你们做一件事。别告诉任何人说见到过我。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告诉任何人，”门房说。我给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他推开了。“我答应你不告诉人好了，”他说。“钱我不要。”
“有什么事要我们替你做吗，中尉先生？”他妻子问。
“只希望你们不告诉别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