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1948)
塞缪尔·施奈尔曼是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布雷斯特-利特弗斯克(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的犹太人社团里,他首先是世界犹太复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莫德哈依的儿子。这位领导人最为荣耀的经历,就是曾经参加了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西奥多·泽夫·赫茨尔预言了以色列国的创立,并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设立最初的路标。莫德哈依·施奈尔曼是泽夫·贝京最亲近的同志之一。
1913年,其妻米里亚姆为贝京的儿子,即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的诞生担任过助产士。
1904年,塞缪尔·施奈尔曼和泽夫·贝京得知赫茨尔去世的消息后,不顾当地一个犹太拉比的坚决反对,强迫一个犹太会堂为他颂《卡迪什》——给亡者的祈祷,向赫茨尔致以最后的敬意,以纪念这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奠基人。1910年,莫德哈依·施奈尔曼移居巴勒斯坦,在雷霍沃特的一所学校教了两年书,后来回到俄罗斯,并有意把家人也一同带过去。但是,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迫使他暂时放弃了该计划。塞缪尔·施奈尔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种狂热的犹太复国思想,以及一种为在他看来是正义的事业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决心。考虑到以后在以色列的前途,他在第比利斯大学里选择了农学专业,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也是施奈尔曼一家避难的地方。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大学里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他知道他的事业只能从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地开始,只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拓荒者中找到方向。但是,对施奈尔曼家族来说,犹太复国思想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应该并行不悖,因为后者对于塑造正确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塞缪尔·施奈尔曼醉心于外语学习的原因,他已经学会了用法语、拉丁语,当然还有希伯来语去描绘他的以色列国之梦。在研究农学期间,塞缪尔结识了德波拉(维拉)·史尼罗夫。维拉来自莫吉莱乌一个已经同化的犹太家庭,此地现属白俄罗斯。她是一位学识修养很高的姑娘。她认识塞缪尔并同意嫁给他时,还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
1921年,在苏联红军征服高加索山脉逼近第比利斯前不久他们结了婚。当得知他教授希伯来语的一个犹太复国团体被布尔什维克分子包围之后,塞缪尔意识到寻找真理的时刻来到了。他郑重地告诉维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火焰一直在他身上燃烧,现在应该给它添加点燃料了——该是重返以色列的时候了。但是,维拉完全没有丈夫那种对以色列国土的狂热,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也很难有认同感。尤其是,还有两年的学业她才能领到毕业证书,没打算放弃即将展现在她面前的美好的职业生涯。于是,她试图反对这一移民想法,但是白费力气。塞缪尔最基本的论据令人无法反驳:作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分子,他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从事颠覆活动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只有移民才可以让他躲过。最终维拉妥协了,同意随丈夫一起去位于里海海边的巴库,从那里乘船去巴勒斯坦。1922年2月,塞缪尔和维拉·施奈尔曼抵达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当时人口为757000人,其中犹太人83000人,阿拉伯人673000人。就在这一年,有8663名犹太人移居到“应许之地”。这些犹太人被称做犹太世界第三次移民大潮而载入20世纪的史册。在施奈尔曼夫妇到来前不久,邑楚乌,即巴勒斯坦托管区的犹太人,在港口城市雅法遭到血腥屠杀。四十多个垦荒者被杀害,另有一百多人受伤。犹太人为了回应这次屠杀,1921年9月,在杰泽里尔山谷建立了5个新的农业村落,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纳哈拉尔的莫沙夫①村,也是摩西·达扬将军的出生地。虽然塞缪尔拿的是农艺学文凭,但他还是毅然决定不去这些新的犹太村落。因为这些村落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犹太社会党的领导阶层修建的,而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好。自从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塞缪尔·施奈尔曼就意识到自己还需要进修一些课程,才能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农艺学知识。于是他决定暂时在以色列米科维的农业大学安顿下来,那里也是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进行历史性会晤的地方。出于对丈夫的爱,维拉·施奈尔曼已准备做出更多的牺牲,但是,她反对把家安在基布兹。根据打听来的情报,有一个由二十多个家庭组织起来的名叫噶尔汉的组织,正准备联合起来重建“卡法尔·玛拉尔”的莫沙夫村,有人建议他们与这个组织会合。该村建于1914年,1921年在一次大屠杀中被阿拉伯人摧毁。“玛拉尔”是用著名犹太作家摩西·莱布·利林布卢姆的名字的首字母拼出来的,这位作家还是个早于赫茨尔的“热爱圣山”运动的积极分子。
塞缪尔同意和这个组织会合,尽管它也是由一群社会党的垦荒者组成的。考虑到卡法尔·玛拉尔适合实现自己的计划,他预感到自己将要接受农业技术方面的巨大挑战。维拉仍在心底里希望丈夫抛开犹太复国的梦想,自从他们决定在卡法尔·玛拉尔安家,她就彻底放弃了学业。莫沙夫的土地是邑楚乌的规划公司以每公顷四英镑的价格从一个贝督因部落那里购买的,最近的村落卡法尔·萨巴当时只有十多户人家(现在将近十万居民)。
卡法尔·玛拉尔的创建者之一,西蒙·本·兹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没有自来水,必须去卡法尔·萨巴的井里打水,也没有电。这些困难似乎最终证明了垦荒者的决心是正确的。”维拉和塞缪尔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勉强支撑。塞缪尔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但是对于耕种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土地来说,实在没有用处。在农作物耕种方面,塞缪尔的确是把好手,但是在建筑方面却非常平庸。和维拉在一个可怜的帐篷里生活了一年半之后,他开始着手修建自己的房子。
最后的成品差强人意:一栋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木头结构,屋顶铺着干粪和稻草,歪歪斜斜,到处是缝。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施奈尔曼夫妇与卡法尔·玛拉尔其他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塞缪尔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莫沙夫的土地最适合种植什么。于是,他着手进行了几项史无前例的试验。他种了一种叫鳄梨的水果,这在巴勒斯坦地区还闻所未闻。邻居们对这些试验不以为然,轻则耸耸肩,重则报以冷嘲热讽。对于卡法尔·玛拉尔大多数的垦荒者来说,施奈尔曼夫妇不仅文化水平太高,而且傲慢、冷淡、不合群。在莫沙夫村这个圈子里,他们夫妇的到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另外,从塞缪尔·施奈尔曼这方面来说,同在一个村落垦荒,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却要求邻居称呼他时加上头衔,即“农学家施奈尔曼”,而不是直接叫他的名字,这种固执的要求也招来莫沙夫许多人的嘲笑。他们与邻居失和的另一个原因是:塞缪尔·施奈尔曼本该加入卡法尔·玛拉尔的噶尔汉组织,和马帕伊工人党(巴勒斯坦工人党,即工党的前身)建立良好关系,但他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公开表示反对一切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固执经常和其他村民发生冲突。维拉始终追随丈夫,他们夫妇俩不止一次拒绝服从莫沙夫秘书处大多数人的决定,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时充斥整个莫沙夫和基布兹甚至巴勒斯坦其他地区的,是社会主义互助气氛和狂热的犹太复国情绪,他们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尤其显得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