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前,阿里尔·沙龙就回到了军事训练学院的领导位子上。他对西奈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立刻就和司令部交涉,反对建立巴尔-勒夫防线。沙龙认为,让以军驻守在运河沿岸面对埃及人的自动步枪,是无用甚至是危险的,他提议在运河沿线只保留象征意义的以军,而在西奈半岛内距岸边十几公里处部署一条严密的防御线,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其一,不需要把士兵置于过度危险的运河边,就能继续“完全地”占领“整个”西奈;其二,以色列拥有这样的防御系统,一旦埃军意外渡河,以军就能组织大规模有序的反击。司令部并未预计到一场新的战争,只是从容地采取防守行动。而阿里尔·沙龙则很清楚,1967年损失惨重、颜面尽失的埃及人,只要时机成熟就会毫不犹豫地报仇雪恨,以色列必须有所防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尽可能不在运河沿岸派兵,而在西奈半岛内驻扎。”这个想法很快就见诸以色列报端。
总参谋长巴尔-勒夫和他的得力助手、北部军区总指挥戴维·埃拉扎尔暴跳如雷。1969年,消耗战拉开帷幕,而沙龙和总参谋部之间的矛盾也激化到了顶点。巴尔-勒夫召开大会,讨论运河地区的危急局势以及巴尔-勒夫防线的作用,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也参加了会议。然而,大会并没有直指当下最紧迫的安全问题,而是很快变成了军事法庭——沙龙是唯一的被告,受到大多数将军的指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中的几位,比如戴维·埃拉扎尔,痛斥沙龙讽刺军阶制度,蔑视领导,在司令部里散布不良言论。巴尔-勒夫听着他们的控诉,并没有让他们住口的意思。沙龙对这些人厌恶至极。他摔门而去,只有空军司令莫迪·霍德紧随其后。
会后,巴尔-勒夫把沙龙视做总参谋部的包袱,想彻底摆脱他,越快越好。而沙龙不愿再把时间花在军事训练学院,他想在三个军区中挑选出一个以谋求更大的发展。他比较倾向于南部军区指挥官一职,好负责他熟悉的西奈半岛。但沙龙清楚,只要巴尔-勒夫和他的同党,埃拉扎尔、亚当甚至加维什还在司令部中掌权,他随时有可能被再一次打入“冷宫”。他的猜测不久被证实了。工作人员告诉沙龙,他忽略了递交一些申请在国防军中“继续服役”的必备材料。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只需要一个步骤就可以了,但有一只无形的手想把沙龙推到绝境。他想的没错,在递交了申请材料后,他得到通知,总参谋长拒绝了他延长服役年限的请求。阿里尔·沙龙,国防军中最声名显赫、最难以战胜的斗士,一夜之间几乎要被逐出军队了。沙龙强烈反对巴尔-勒夫的这个决定,他同摩西·达扬以及列维·艾希科(1969年2月去世)的继任者果尔达·梅厄夫人会面,但两位疲惫的领导人都拒绝从中调解,以免沙龙又陷入这场难以置信的纷争中。走投无路的沙龙决定好好反省一下。他在国防军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从创建101特种部队到领导独立伞兵旅,他使以色列国防军焕发了生命力,燃起了斗志,因此他们才可能取得了六日战争的胜利。虽然受到了同事的非议,但沙龙仍被无数以色列人奉为英雄。他代表着勇气、顽强和冷静。
但军中的工党分子却挡住了他通往要职的道路,比如担任军区指挥官的愿望就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任何机会到达军旅生涯的顶峰了,尽管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不久,阿里尔·沙龙脑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想继续影响以色列历史的发展,那么现在他面前唯一的道路就是从政。1969年恰好是选举年,真是天助沙龙。他必须去熟悉这个“新世界”,并选择一个他看中的组织。这可不是件小事。20世纪60年代末,工党人多势众,军界和该党关系密切。尽管阿里尔·沙龙多次想抵制这种风气,但他后来也成为了工党的一分子。因此,他也像那些脱下军装、投身政坛的前辈一样,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了另一条大道。当沙龙在工党审查机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总是突出自己生长在一个由工党领导的莫沙夫的经历。同时他也仰仗着工党魁首,时任财政部长的平哈斯·萨皮尔这个儿时朋友的威名。萨皮尔准确地评价了沙龙,他肯定了沙龙的领袖气质,但又对他的火爆脾气很不放心。不管怎样,萨皮尔觉得,最好在党内把这只雄狮驯服,以免他的政治航行一起步就滑向右翼的跑道。但沙龙从不自认为是工党人。他永远忘不了父母因为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卡法尔·玛拉尔村所遭受的屈辱。他对司令部中占据要位、挡住了他前进道路的多数“工党”将军也没有一丝好感。于是,沙龙觉得,不打上民族主义的烙印,待在右派更自在些;并且作为一位退役将军,加入这个阵营会向上爬得更快;加之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被占领土地的未来问题。而沙龙认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山脉是真正的战略王牌,对巩固国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认为这单纯是从国家安全上考虑,而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尽管沙龙很清楚犹太人出现在希伯伦的历史重要性,但在他看来,对“领土”的掌握,首先是关乎国防的大事。加入右翼只是基于利益考虑,而不是理想主义的选择。
沙龙放弃了加入铁腕人物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赫鲁特的想法,而是计划投身于约瑟夫·萨皮尔的自由党,后者在六日战争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任职,是一个与平哈斯·萨皮尔截然不同的人物。沙龙主动与约瑟夫·萨皮尔见了面。像沙龙这样的人物要加入他的政党,对萨皮尔来说真是天大的惊喜。沙龙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以色列将领之一,毫无疑问,将他招至麾下,必将大大增强该党的威望,同时又给赫鲁特-自由党联盟和贝京领导的加哈尔的大选名单增添了光彩。两人诚恳地交换意见以后,萨皮尔建议沙龙尽快同贝京面谈。但贝京和本·古里安之间存在相当深的隔阂。两位领导人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的现实问题争执了数年,最激烈的一次是关于战后德国对以色列赔款的问题。贝京强烈反对将德国资金用于建设发展,而本·古里安却坚持新的德国能扶持由浩劫幸存者建立的犹太国,这对于经济衰退的以色列来说,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本·古里安和贝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国防军的无限热爱。他俩年轻时没见过手持武器的犹太战士,而金发的阿里尔·沙龙就代表着生长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现代犹太人。然而,贝京也像本·古里安一样,和沙龙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贝京欣赏他的才华,但却始终无法对他抱有充分的信任。在大卫王饭店由约瑟夫·萨皮尔安排的一次会面中,贝京向沙龙许诺,沙龙将被列入“加哈尔”选举名单的头三或头四席,如果随着选票的增多,右派赢得大选,沙龙将进入他的政府;如果失利,沙龙将被推举为特拉维夫市市长的右派候选人。正如沙龙所期望的,这样的承诺将使他有可能继续影响以色列历史,这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然而私下里,沙龙并没有改掉他在军旅生涯中养成的习惯。政界既吸引着他,同时又让他担忧。他已经适应了在军队这个迟钝但纪律严明的系统中生活,但政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沙龙没有把握是否能习惯这样的新生活。况且他才41岁,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在国防军中大显身手,为什么不呢·他还想实现崇高的理想,当上总参谋长呢!他要做的只是耐心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