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你好狠心啊，不说一声就把我撇下。奶奶，您一走，咱们这个家不就散了吗？奶奶的，这个家不是已经散了吗？！
天亮了，大强到镇上去了一趟，用口袋里仅剩不多的人民币买回冥币、香纸和鞭炮，跪在奶奶坟头点燃。大强用头拱着奶奶的新坟，恳求奶奶原谅孙子不孝，然后拨开雪花，把玉镯埋进奶奶坟头的湿土中。
临过年了，大强已经身无分文。无奈之中，大强想起了政府。
大强去了政府，说明情况，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工作人员建议大强去找武装部，因为政府每年都会向武装部下发一笔数额可观的优抚费，优抚费最终是要落实到现役军人家庭的。大强去了武装部，报了姓名和服役地区，武装部工作人员查了好大一会儿，说，钱已经有人领走了。
大强问，怪了，谁领的？
工作人员说，这笔钱是由别人代领的。
工作人员报出代领者的签名，原来是大强的一位邻居。
大强知道，这笔钱他是绝对不可能再拿到手了，因为他这邻居非常贫穷。大强难过极了，当场就在武装部哭了起来。工作人员问起原由，大强把自己的遭遇和眼下的困窘如实道出。好几个女的听了以后，也跟着大强抽泣起来。有人将此事反映给了部长，部长大人亲自接见了大强。会见结束，部长对大强说，这样吧，刚好春节期间武装部门卫要回家过年，你在这里替他工作几天怎么样？
当天下午，部长又动员工作人员为大强募捐，募到了200多块钱。大年三十，大强在镇上买了祭品和一幅印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春联，回家贴在门框上，然后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将祭品供在桌上，希望奶奶能回来过个像样的年。天黑了，大强按照乡村习俗，到村头“土地爷庙”里拜了一番。“土地爷庙”门口也贴了幅对联，上联是 “行些善事天知地签鬼神钦”；下联是“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
大年初一，武装部长带着老婆孩子到值班室看望了大强。部长离去，陆续有工作人员带领妻儿给大强送来香烟、水果和衣服，孩子们还给大强带来了鞭炮和玩具。大年初二晚上，大强拎着自己一个都没舍得吃的水果到部长家登门致谢，看见部长的两个儿子正在客厅看电视，于是他就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给部长儿子每人50元，作压岁之意，说，别嫌少，叔叔家里穷。
部长老婆的眼睛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四老头”，说，军人，阿姨也给你压压岁。
初三，大强准备回军队给国家看门了。临别前，武装部长一再地叮嘱：
——同志啊，到部队要好好干，千万别退伍。无依无靠的，退伍回来你这辈子就完蛋了。
翌日，大强回了一趟“家”，看到门框上的春联已被淘气孩子撕破了。悲愤至极的大强连屋都没进，径直去了奶奶的坟头，跪在地上“砰砰砰”给奶奶磕了几个响头，然后用部长老婆给他的“压岁钱”去县城买了火车票。本来大强是打算到福建去看独乳姑娘的，两人已经约好某月某日不见不散。独乳姑娘开玩笑说她会在火车站为大强铺一条红地毯，还会准备一匹高头大马。
考虑到心情不好和车费问题，大强只好打消了心底深处的骑马之念。
第五部分到处是流氓和王八蛋
在军区，我陪大强散了不少心，还带他看了场电影。大强要回边境了，说这几天玩得很开心，誓言要化悲痛为力量，争取在军队里建功立业，用实际行动告慰奶奶的在天之灵。临别时，我把大强送我的红枣里塞了几十块钱，然后把红枣装进了他的背包。我告诉大强，回到营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红枣送给端木少校。
听我说出端木少校，大强的脸色立即就变了，说，给他？我情愿喂狗！喂狗狗还会朝我摇摇尾巴！
我说，大强，别傻了，现在只有他能帮你了。回到营部你立即把红枣送给他，再把探家期间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向他讲一遍。大强，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我不是史迪，绝不会捉弄你。
元宵节过后，史迪归来。
我去车站迎接，看到史迪身上穿着最时髦的衣服，满面春光地走出站台。
我说，怎么这副打扮，军装扔家里了？
史迪说，包里装着呢。
我说，干吗不穿身上，让人看到就有安全感。
史迪边走边说，穿军装出行弊大于利。首先让座就是个问题，火车上有那么多人站着，让谁不让谁？让给这个我得罪那个，让给那个这个说我装好人。干脆我谁都不让，自己坐。如果穿军装，不给人让座就是不向雷锋同志学习了。他妈的一到春运火车票就提价50％，可座位还是每节车厢118个。再说了，现在世道比较乱，到处是流氓和王八蛋，万一遇到打劫怎么办？我单枪匹马斗得过犯罪团伙吗？佩枪的公安干警还被歹徒用刀捅死呢，何况我赤手空拳？与其送死倒不如躲在一边记下犯罪分子的相貌特征。穿军装就不行了，斗不过也得上啊。别人不上很正常，当兵的不上就要被人指脊梁骨。其实咱们解放军的任务并不是镇压国内犯罪分子，那是武警战士的事情，咱们解放军的职责主要是抵抗外来侵略。再再说了，这年头，除了一流老人、二流青年和三流女人，谁还觉得军装有安全感……
几辆摩托车围了上来，问我们去哪儿，说坐“摩的”既快又便宜。
我和史迪都有兜风的打算。史迪要“摩的”稍等片刻，去一趟厕所。我站在火车站广场等待史迪从厕所出来。看到广场上行人匆匆，卖甘蔗的小商贩和擦皮鞋的乡下妇女一边打点生意，一边警惕地注视着城管人员。车站附近游荡的西藏汉子倒是安详，从容不迫地向来往行人兜售牦牛头骨和刀具。
史迪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换下时髦衣服把军装穿在了身上。
我说，换掉干吗，一酷到底呀？
史迪说，呵呵，还是入乡随俗吧，免得进了军区给你添麻烦。
“摩的”催我们上车了，说，万一被警察逮住了，我这一天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呢。
路上，风很大，我把头贴在“摩的”司机的肩膀上，宽厚肩膀为我遮挡了厉风。瞬间，我竟然莫名地感动起来，眼睛都湿润了。我看着摩托车后视镜中司机那张被头盔覆盖的脸，大声问道：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的，挺辛苦吧？
“摩的”司机没敢扭头，边开车边大声回答说：
——没办法，下岗了，总得想个办法养活老婆孩子啊。晚上，史迪说他在火车上睡了一天，没困意，建议去看场电影。我带史迪去影厅，到那儿发现好几部影片我们都看过了。几家通宵营业的录像厅门前倒是预告有新片，考虑到录像厅会在夜半时分应观众要求加演A片，我觉得还是不去受那种刺激为好。和我一样，史迪也对自己的克制能力没有信心，过了80岁这种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我们去了影院附近的“亚历山大啤酒城”，玩着毂子喝酒。不大一会儿，有乐队登台演出。乐队成员三人，年龄都不大，看上去还像学生。尤其是打鼓的那位，个头儿特别的高。
史迪说，这些孩子太像咱们的从前了。
话音刚落，孩子们就唱了一首《成长》。当然，与我们的《成长》在歌词、旋律与编曲上都不相同，但大概意思却差不多。无非就是在吉他、贝司和架子鼓的混响中谈谈青春期的冲动和心理活动。《成长》唱完了，史迪懒懒地拍着巴掌，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也真他妈的怪了，怎么全国各地都有青少年玩儿摇滚？
我说，这是领导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史迪说，领导们才懒得管这闲事呢，领导考虑的是权力、金钱、情人和仕途。我老爷子又升官了，调电信局当头儿去了。听妈妈说他养了个“小蜜”。就为这事，年都没过好。大过年的，两人在家里大吵大闹，差点儿打起来。
我说，如果他们俩打起来了，你偏袒谁？
史迪说，遇上这种鸟事，孩子们除了装聋作哑还能怎么样？
我说，你老爷子真是有罪！
史迪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爹，制度不好。
我说，首先是你爹不好，然后才是制度问题。过年你到我家去了吗？
史迪说，能不去吗？唉，别提了。刘健，你赶快给家里写封信吧。就现在，我去吧台给你拿纸和笔。
我说，得了吧你，怎么啦？
史迪说，怎么啦？你还算不算人？知道吗，那天我刚进你家，你妈当场就抱着我哭了起来，老爷子也在旁边抹起了眼泪。如果不是遇上了特别揪心的事情(+Www.Qisuu.Com)，大老爷们儿他会流泪吗？你老爷子问我你为什么不回来，是没路费还是犯错误被军队关起来了？你妈问我你个儿长高没有、胖了还是瘦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咬不咬牙齿等等等等。该说的我都对他们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我说刘健除了暂时没什么出息之外，在军队一切都好。
我无语，把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
第五部分老兵退伍不退志
史迪说，心里面不舒服啦？给你说点儿高兴的吧。春节那天我又到你家去了一趟，陪二老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二老的情绪看上去都不错。老爷子还要我转告你，什么事情都得顺其自然，不要太较劲儿了。刘健，听我的，尽快给家里写封信，向父母道个歉，亲自解释一下情况。即使他们不是你父母，是你的朋友，逢年过节总也得问候一声吧？
我又要了一扎啤酒，端起来浇在头上，听见台上乐队愤怒地唱了一句“我的脑袋不属于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