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嫣说完，心里竟有一点空落。一个人，一个与你只见过两面，还谈不上任何关系的人，他远去也好，消失也好，与你有何相干？茹嫣自嘲一笑。
梁晋生说，我可能会顺道去看看大女儿。如果对她提起有你这么一个人，你介意吗？
茹嫣说，那看你怎么提起。不过，远在万里之外，你们要说什么，我也没办法。
梁晋生说，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茹嫣说，我没有手机。
梁晋生说，如今还有这样的人？我叫人给你送一部来。是我的另一部，不常用。
茹嫣赶忙说，别别——这事我自己解决，到时候我告诉你号码。
22
七十年代初，与达摩一起读书思考的年轻异端分子，除了毛子，还有三四个——何其业，刘苏，以及其中唯一的女性小咏。说他们是异端分子，是对当时的政情而言，要是今天的右翼小网友们读了他们的通信，听了他们的密谈，看了他们的读书笔记，肯定会笑出声来，说，这不是比咱们那些学生会干部新党员还左吗？他们不可能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一个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最正宗的马列主义政权，对其老祖宗马克思常常是左右为难。他们并不希望人们真正了解这个大胡子，更不希望别人拿了这个大胡子来质疑自己，他们只让别人信奉那个被包装过了的马克思。所以，马克思本人，也会常常给当作异端。当达摩他们最初读到那些没有被官方推出的马恩著作，马恩的通信，还有马克思年轻时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大吃一惊。里面许多话，读起来是那样入眼入心。
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QM——“青年马克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亲切。
七十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中，发生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
那时，达摩因为出身好，年纪小，文革中没有什么把柄给人抓住，所以早早招工进厂，当了一个电工。毛子和小咏也先后回城，毛子分到服务行业，在一个澡堂子当搓背的。小咏也在服务行业，在一家面食馆端盘子收碗筷。达摩一伙去她那儿吃过三鲜面，在窗口取面的时候，小咏就进去了，拿过大师傅的勺子便给他们加潲子，待达摩他们一吃，天!大半碗潲子小半碗面，一碗就把人吃撑了。
几个人，就达摩一个堂堂正正的工人阶级，还是生产无线电产品——半导体收音机，高科技。达摩曾经给“青马”几个一人买了一台内部价的两波段收音机，可以收敌台，很便宜，十几块钱一台。达摩说，你们要被逮住了，打死不能出卖我啊。还送了卫老师一台。
达摩回城之后，去看卫老师的时候就多了。
有一段时间，卫老师身体很差，由于长期清贫又无规律的单身生活，五脏六腑都有了毛病，特别是胃，几乎全坏了。那一次大出血，被邻居用自行车拖到医院抢救，割掉了三分之二，差一点丢了性命。动手术的头天夜里，卫老师让邻居找到了达摩，这是卫老师第一次主动联系达摩。达摩来到医院，见到卫老师已是一张纸了，又单薄又苍白，躺在病床上，被子平平的，没有身子一样。
卫老师见了达摩，苦笑一下说，没想到我身上还有这么多血，大半脸盆呢。达摩握住卫老师像石头一样坚硬又冰凉的手说，血这个东西，还生得出来。
临到达摩要走了，卫老师突然说，有几件事，想拜托给你。
卫老师说，第一件事，他家的南墙角，木箱背后，有一块砖，是活的，打开后，墙洞里有一个塑料包，是自己近些年来写下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次出不了医院，让达摩拿去。第二件事，那只皮箱的边袋里，有两张和孩子们一起的照片。二十多年了，两个孩子音信全无，现在早已成人。当初他们被前妻带走的时候，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对他这样一个父亲，怕是一点印象也不会有了。如果以后能够找到他们，把照片给他们。这两件事说完，卫老师又说，火化的时候，把那一听茶叶和他一起烧了。
达摩认真地说，那一包东西，您以后有机会将它们整理出来，公之于世的。那两张照片，以后也会由您亲自交给自己的孩子。不信，咱们打个赌？
卫老师笑笑说，我宁愿输啊。
卫老师果然就输了。
手术后，卫老师歪歪倒倒好长一段时间，竟又慢慢好起来，只是不再上班了。六六年夏天那次游街之后，卫老师不再教书，先是住牛棚，扫操场，洗厕所，后来管教具管体育用品。洗厕所的时候，那些男生们常常三五个围着他，径直朝他身上尿尿。管体育用品的时候，孩子们从他手里拿过篮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嘭地一下将他击倒在地，然后嘻嘻哈哈向球场跑去。他曾对达摩说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党徒还要冷酷的人？这些孩子，将要带着这种冷酷慢慢长大，甚至走完他们的一生。这才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恐怖。
卫老师不再上班了，达摩他们就去得多一些。帮他做一些家务，有时也带去一些吃食，然后就从从容容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