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父亲百年诞辰的年份。他1988年去世，活了67岁，照现在的说法，不算太年老啊。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虽说已经33年，然而父爱如一泓清泉，让你的情感即使蒙上岁月的风尘，依然纯洁明净。我一直都想为父亲作一篇好好的文字，但却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才能表达出我对父亲的全部感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才能呈现出父亲毕生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作无比敬业的平凡而高尚的形象。我时常想念他，他也常常在我梦中出现。黑白分明的阴阳界，父亲与我常相见，这使我时常觉得梦境便是我们同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渠道。否则，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怎么就会搀和进来。
我一直认为，父亲和儿子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父亲爱的是儿子的本人，儿子爱的则是对父亲的回忆。我对父亲的了解，是陆陆续续地听母亲、姑妈、大伯说的和随着年纪渐长，自己所耳闻目睹的。关于父亲生前的种种往事，常常像放电影似地一幕幕在眼前映过。
父亲青少年时期是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度过，出生在肥西农村，兄妹6个，父母早亡，弟兄5个另立门户时，排行老五的他和老大随叔叔由肥西县迁到六安叫罗官庙的地方定居谋生。1947年12月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1948年1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月入党，1954年5月转业。按“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记载：在巢县自动入伍，这表明父亲既不是投诚，也不是被俘虏。在部队期间，剿过匪，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1968年我在姑妈家的相框里，曾看过他当年身穿军装、端着枪和战友合影的几张照片，脸紧绷着，眼睛炯炯有神，显得严峻而威武。父亲转业回到家乡农村时，正处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他很快地就被委任为办社指导员。也许是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父亲干事情有热情有干劲，工作得到上级肯定，也许是当时干部队伍需要补充力量，1956年，父亲便由农村调至城市，进入商贸系统工作，直至付出毕生年华。
希腊诗人米南德说：没有哪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是的，每一代人都戴着一直随着他生长的整个时代社会赋予的有色眼镜看待人和事，自然便很难全面客观地了解理解父亲。我曾把不可理解的做事，归纳为“胡乱干”和“糊涂干”两种。所以，我对父亲身为国家干部，始终担任基层单位“一把手”、屡次评为先进、没犯任何错误、没受任何处分，临近退休时没有接收单位，还费尽周折像冤假错案平反一样写申请，要求组织人事部门落实政策的事，很长时间认为是父亲“糊涂干”的结果，当他的面，说过许多晚辈不该说的风凉话、刺激话。当我逐步成长，具备了一定的阅历和视野后，对“在批评父亲狭隘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他们的深沉。”（福尔克斯语）的名言，有了深刻的领悟；对父亲做人做事的原则准则和品德品行，有了认识理解和发自内心的崇敬。
父亲最可敬的地方，是他的真信仰。父亲文化程度低，入伍前是文盲，在部队扫的盲，是部队这所大学校教育了他，培养了他，锻炼了他。因而，他对党的感情朴素而纯洁，赤诚而执着，听党话，跟党走，便成了一生的信仰和坐标。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相信党在、组织在，自己便在。无条件地相信党，相信组织，叫干啥，就干啥，无论放在哪个位置，都不讲价钱，即便再苦再累再难，也能挺着忍着，任劳任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级从地直县直单位抽调40余名干部支援城关镇商业建设，其他人行政关系都没转，唯独父亲党组织和行政关系都转了，在新成立的商业党的总支委员会先后担任组织委员、副书记、书记，并兼任烟酒杂货业党支部书记，1969年重组的党总支却没安排他。别人后来都回到原国营单位，与他共事的前两任总支书记，卸任后也分别到县商业局和供销社担任副职领导，而他却由系统和行业领导岗位变成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领导，成了“大老集”；六十代闹饥荒时期，为解决副食品短缺，城关镇组建蔬菜大队，任命父亲为党支部书记，带领各单位抽调的二三百人像延安南泥湾一样垦荒种地；七十年代为发展镇级经济，父亲又从组建不久的驻胜利街道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调出，领衔带人劈山炸石，创办石料厂。我想也许是组织上看中父亲的服从意识强，工作作风实，勇于担当，处事果断的表现，而一次又一次地把硬骨头的任务交给他的。所以，我对父亲二十五年间工作单位为何变动了13次有了理解。
父亲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的真无私。他一己之外，只问公事，不管私利。许多事，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却认为天经地义。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地区畜产站公私合营的皮毛商店担任公方代表时，家住独门独院的两间平房和一间厨房，条件很好。工作调动不久，便立马搬家去住只有一间房子的大杂院。人走家搬成了父亲的规矩。我记忆里的十几次搬迁，当时城区的东西南北门都住过，有公家的旧仓库，也有自家租的民居。在郊区的蔬菜大队，父亲甚至把家安置在大队部旁边自己垒墙盖的简易房屋，因后沿墙垒在山包上，阴雨天屋里渗水，挖沟疏排而形成的潺潺流淌景象，我想许多人是没见过的。物资匮乏年代，电表难买，父亲不顾母亲反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家的电表拆下，安装到所在单位的新建网点，宁愿自己家用煤油灯照明。父亲的大公无私，我觉得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评价，是很贴切恰当的。
父亲最可爱的地方，是他的真性情。父亲识的字少，提笔写什么，手都是颤巍巍的，很吃力，字写得蚕豆般大，一页纸仅能写二十来个字。也许是没文化“大老粗”的缘故，他向来少言寡语，秉性笃实，腹中没有一点点春秋三国，一根肚肠通到底，说话直来直去，典型的军人口语，简短而有力，开口总给人一种下命令的印象，他的字典里，没有“但是”、“然而”这样可将语言表达得七回八折的用语。与人交往，包括他的上级，都是坦荡直率的表达，既不给人转弯，也不给自己留下转弯的余地。他看人用人，极讲原则，爱憎鲜明，褒贬分明，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直言己见，从不顾及对方面子，所以他极少做违心的事，惹来许多亲朋怨言。他履职尽责，极为认真，甚至到了以单位为家的程度，很少在家，也很少在办公室呆着，一有时间便到所属门店网点转悠，发现缺岗出错的人和事，不留情面，当场批评，尤其发现当班干私活的情况，更可能是发火熊人。父亲平时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模样，让一些职工还是很怵他的，甚至有的职工还常拿父亲的名号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父亲生活简单，最大的乐趣是喝点酒，看看报。酒是晚饭时现买的一二两散装“八毛冲子”（山芋酒），那时我没尝过酒，却被父亲独酌时的津津有味深深地感染着。报纸常看的是《参考消息》，往往能在煤油灯下从头看到尾，不漏一条消息，有时喝了酒后会说说头一天报上的新闻，也会说说做人不必斤斤计较，做事不要怕吃亏的话。可以说，父亲的真性情，有形无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人生的生活生涯和做人做事。
父亲最可亲的地方，是他的真豁达。父亲的坦荡率真，在与人打交道，尤其是与肚子有弯弯绕的人交往共事中，必然会被误解，会得罪一些人。当处于“文革”年代的1966年4月，城关镇撤销，设置县级六安镇；1969年又撤镇归县，恢复城关镇的这一区划变更、人事变动的时期，父亲受到或领导、或同事、或不明真相的人别有用心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当面对一些人抓住他组织人事档案丢失时机，胡说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兵，入的是国民党等等；面对挂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牌子游街、站板凳陪斗、家门前大街上写着斗大的打倒名字的境况；面对造反派要他写交待材料的时候，父亲没皱一下眉头，铿锵回答：我的“转业证”，记的清楚。没文化，写不好，要查，你们去查。后来是时任武汉市武昌区军代表、父亲入党介绍人的一纸详细证明信帮他解除困境。父亲对涉及自己职务待遇事，从没提及过。对原来有的同事行政级别都由23级提到19级20级了，自己一直没动，也毫无怨言。我只是一次在他酒后听过一句：有一份事干，有口饭吃，不错了。没文化，干不了，受罪，让有文化的人干，好。父亲的态度表明，他一直不喜欢滥竽充数的人，他自己也不做胜任不了的事情。1981年，父亲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人事部门确认了他的国家干部身份，将他由集体所有制的百货商店，接收到全民所有制的市百货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来按政策改为离休，不知何因，离休证上的职务是：办事员。父亲翻看时注视了很久很久，一声没吭。
父亲离休后，患病虽然不能说话了，但他依然不忘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每天推着坐了孙子的小车去转，遍布城区东西南北门和郊区的数十家门店网点都到过。当他把孙子由小车、由幼儿园接送到小学时，他自己静静地、安详地把生命交给了死亡。我为父亲撰写的挽联：“战争年代，干革命，无私无畏上战场；和平岁月，为建设，任劳任怨在基层。”亦是对父亲一生的概括；市商业系统所属的14家公司及烟酒杂货业、饮食服务业等许多门店网点送的花圈，亦可以说表达了对商业战线老兵的哀思；市商业局和市老干部局“一把手”局长亲临殡仪馆的送别，亦可表明了党和组织没有忘记为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战士。父亲生而无愧，死而无憾。我亦引以为荣。
从远距离看当年的父亲，他终生所践行的，就是如今提倡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父亲为鏡，我这个县处级干部与“办事员”职务离休的父亲对照，觉得很渺小，很惭愧。我没有做到他的信念执着，仅学到了他的工作认真；我没有做到他的公而忘私，仅学到了他的公私分明；我没有做到他的豁达，仅学到了他的乐观；我没有做到他的高尚，仅学到了他的平凡。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父亲对我品格性格的影响依然是最深最大的。是他和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树立了乐观、善良、正直、进取的人生观，来应付人生前行的变故，来创造自己的前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法国作家法郎士说：“父亲的德行就是孩子的财产。”诚哉斯言。我始终怀抱感恩的心，
父亲走了33年，时间抚慰了一切；父亲没走，他的模样仍在眼前，他的精神依然鼓舞激励着我。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写些文字，作为纪念，忘却的纪念或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