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18岁，从湖南的小城市郴州进入省会长沙读大学。从未接触过同城之外的同学，也从没有认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流，连起码的问候也只是在佯装的自然中探索前行。因为害怕与人交流，居然就喜欢上了军训。站得笔直，任太阳拼命地晒，彼此不需要找搭讪的理由。教官在一旁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谁说话就严惩谁，这样的制度正合我意。
湖南师范大学的传统是军训期间编一本供所有新生阅读的《军训特刊》。我还记得那是一本每周一期的特刊，上面是各个院系同学发表的军训感悟，不仅写了名字，还写了班级。特刊并不成规模，但对于中文系的我们来说却是趋之若鹜。而它产生驱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期的卷首语写得很好，落款是：李旭林，99级中文系。
99级中文系，和我们同一年级、同一系别。在大多数人什么还没弄明白的情况下，居然就有同学在为全校新生写卷首语了。同学们争抢着看特刊编委会的名单，“李旭林”三个字赫然印在副主编的位置上。
这个名字迅速在新生中蔓延开来。再次军训时，有人悄悄地议论，那边那个男孩就是李旭林。顺着同学的手势看过去，一位身着干净的白衬衣、戴金丝眼镜、面容消瘦的男同学正拿着相机给其他院系的军训队列拍照片。
后来，听说他是师范中专的保送生，家里条件不好，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读大学的名额。他写文章很有一手，所以一进学校就被任命为文学院的宣传部副部长。还听说，他在读中专时就发表了很多诗歌、文章。女生们聊起“李旭林”三个字时，眼睛里全是光芒——“他的字是多么隽永，家境是多么贫寒，性格是那么孤傲”，印象里的才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与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即使后来知道他与自己是同乡，感觉上的遥远仍然存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不在于外表、出身或是其他，而是别人一直努力而使自己产生的某种羞愧感。我觉得我与李旭林之间便是这样的差距。
大学生活顺利地过了三个月，院学生会招学生干部，我也就参照要求报了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中午去文学院学生会办公室时，李旭林正在办公室写毛笔字，看见我进来便问：“同学，你毛笔字怎么样？”
除了会写字，我的字实在算不上规整，更不用提有形了。
看我没什么反应，他一边继续写，一边问我的情况。
我没有发表过文章，也从来不写文章，字也写得不好，只是中小学时常常给班级出黑板报。没有其他的特长，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有理想了。
“哦，对了，我也是郴州的。”最后，我补充了一句，同时咧开嘴笑了起来，因为实在无法在各种对话中找到与对方的一丝共鸣。
“哦，是吗？那还挺巧的。”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并没有看到我灿烂的笑，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毛笔字上。
我略带失望地继续说：“我想报名学生会的干事，具体哪个部门我也没有要求，总之我会干事情。”
“那你下午再来吧，我大概知道了。”他依然没有看这边。
“那先谢谢你了。”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走了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
“刘同。”
“我叫李旭林。”
“我知道。”
“哦，对，你说你也是郴州人……”这时，他才转过头来看着我，身形与脸庞一样消瘦，但不缺朝气。看他微微地笑了笑，我补充了一句：“早在《军训特刊》上就知道了。”
“哦，这样啊。那你住哪个宿舍？”
“518。”
“我在520，就隔一个宿舍，有时间找我。”李旭林的语气中有了一些热情。那一点点热情，让我觉得似乎他平时很少与人沟通。更准确地说，他似乎没什么朋友。
“真的？”
“当然，都是老乡嘛，互相帮助，一起成长。”话语中带着惯有的保送生的气势，但并不会掩盖他的真诚。
我妈常托人送很多吃的过来，她害怕我第一次在外生活不会照顾自己，牛奶一次送两箱外加奶粉十袋。同宿舍的同学结伴出去玩电脑游戏了，我就拿了两袋奶粉走进520宿舍。李旭林正在自己的书桌前写着什么，我进门时把屋外的光影遮成了暗色。他扭头看见我，立刻把笔搁在了桌上，等着我开口。
“我妈托人送了很多东西来，我吃不完，也没几个朋友，所以给你拿了过来。喏。”李旭林的脸涨得通红，忘记他当时说了句什么。然后，他将桌上的稿纸拿过来给我看，掩饰他的不安。
依稀记得，稿纸上是有关年轻放飞理想的壮志豪言，排比和比喻相当老练，不是我当时的能力可以达到的。也记得李旭林当时的眼神，坚定，充满希望。
有时，宿舍熄灯了，我们会在走廊上聊天。我从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崇拜。刚开始，他特别尴尬，后来他就顺势笑一笑，然后说：“其实一点儿都不难，我看过你写的东西，挺好的。如果你能坚持下去，我保证你能发表。”
一听说能发表，我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如果文章能发表，就能被很多人看到，一想到能被很多人看到，我突然就增添了很多自信和想象中的成就感。
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小的文章。他便帮我从几十篇文章里挑出一两篇拿到校报去发表。拿着油印出来的报纸，他比我还兴奋。他常常对我说：“你肯定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我一直都有印象，以至于今天，如果遇见了特别有才华，但没有足够自信和机会的人，我都会模仿李旭林的语气说：“加油，你肯定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深知，一个对未来没有任何把握的人，听到这句话时心里的坚定和暖意。
再后来，他成了文学院院报的主编，也就顺理成章找了每天愿意写东西的我当责编，帮忙挑错别字，帮忙排版，帮忙向师哥、师姐们约稿。
我问：“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挑我做责编？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他说：“那么多人，只有你会坚持每天都写一篇文章。好不好另说，但我知道你一定是希望越写越好。”
这句话至今仍埋在我的心里，无论是写作还是工作，很多事情，我会因为做得不够好而自责，却从来不会放弃。好不好另说，能一直坚持下去，并希望越做越好，是我永远的信条。
多年后，我来到北京，再也没有听到过李旭林的消息，但他的作品还在我书架上摆着。希望下一次遇见时，我能够亲手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并告诉他：大学毕业后，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直到现在也没放弃。
如果每天没有进步，那十年后的你，只是老了十岁
“如果一辈子永远在重复某一天，你愿意吗？”那时，我还在读高一，来实习的男老师也不过二十出头。第一堂课上，他问了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这一天可以让我自己选择，我愿意。”他看着我，微笑着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会选择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然后永远过下去，这样这一辈子该有多好啊。”
全班同学都笑了，老师也笑了。他示意我坐下，接着对我说：“某一天，你再问自己一次这个问题。如果答案有所改变，就证明你开始不再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自己而生活了。”
这个场景连带这个问题，一起埋在16岁的日子里。后来，我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在进传媒圈之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有趣的节目、有观点的新闻、胸有成竹的主持人，我就会在心里默默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啊？好希望以后能从事那样的行业。”可当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娱乐记者后，突然发现，好看的新闻似乎永远不是自己能做出来的。没有知名的采访对象，也没有劲爆的独家新闻，每天主编会告诉我，第二天有怎样的娱乐新闻发布会，有哪些人参加，我要做几分钟新闻。
于是，提前一天约司机和摄像师傅。第二天一早借磁带，上午赶到发布会现场，签到，领200元钱的车马费。接着，在观众席坐上两个小时，等待媒体群访时间，每家记者问一两个问题，然后结束。回来拿着主办方给的新闻通稿，花一个小时，编辑一条新闻，播出。一天娱乐记者的工作结束。
刚开始还会积极争取第一个提问，后来一想，反正其他家媒体记者都会提问，被访者也会回答，我就直接用他们的采访算了。
刚开始还会交代摄像师傅一定要拍摄什么镜头，后来约不到摄像师傅也没关系，反正其他媒体记者都在，大不了直接去问他们拷一份现场的素材。
再后来，连坐都懒得坐了，签了到，领了车马费就走人。反正一条主办方希望的娱乐新闻，无非就是根据他们的通稿，配上雷同的画面，播出就行。就像很多公关公司同仁说的那样：“任何节目、任何记者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大区别，都是宣传工具罢了，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各个媒体的强势、弱势不同而已。”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愣了好一会儿，想起高中那几年做的白日梦，想起大学那几年为进入娱乐传媒圈所做的努力，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自己能有个“不一样”的工作。没想到，多年的努力最后却被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发布会刻上了“宣传工具罢了”六个字。我把这些疑惑告诉当时的节目制片人小曦哥，他问我：“你昨天与今天有区别吗？你觉得你的今天和明天会有区别吗？”
我仔细想了想，摇摇头。
他继续问我：“如果你未来能在这个行业中出头的话，你觉得应该会是什么原因？”
“待的时间比别人长？资历比其他人老？”当我说出这样的答案时，有些不寒而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把人生翻盘的决定权完完全全交给了时间，或者他人。
小曦哥看着我，笑了笑：“如果你每天没有进步，只是在等待命运的垂青，那十年后的你与今天的你的唯一区别，就是老了十岁。”
我突然想起高中实习老师问我的那个问题。那时，我愿意永远重复某天的幸福，而现在我却迷惑了，因为不管快乐还是难过，如若沉溺于某一刻，无论是重复每一天的枯燥，还是重复每一天的幸福，对人生而言，一辈子也仅仅是活了一天啊！
后来，我几乎再也不去这样的发布会了，而是自己报选题给制片人，做全省各个节目的幕后花絮。采访不到省级选秀冠军，我就去还原他的生活环境；无法破解世界级魔术师的实景魔术，我就通过慢镜头的方式破解他发布会上表演的小魔术。我开始通过各种关系邀请来湖南做宣传的艺人，哪怕是所有媒体都到场的娱乐事件，我也希望能做出不一样的新闻来。因为这种“不一样”，我受到过表扬，也受到过批评，甚至节目都差点儿误播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相比，我真的“不一样”了。
有人对我说：“刘同，你太不安于现状、太好动了，不然你在职场会更加风生水起的。”我不置可否，但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重复同样的一天，那该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