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生来就安享富贵，有人生来却家贫如洗，这公平吗？如果不公平的话，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呢？
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充满了不平等。一些人生在锦衣玉食之家，生活优裕且教育良好。另一些人却生在贫困的家庭，温饱难济，更没钱去受教育或者看病。当然，这要靠运气：在什么社会、阶级或国家出生，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并不是那些穷人的错，但是他们却要因此而受苦，这在何种程度上是件坏事呢？政府是否应当运用其权力去减少这种不平等呢？
某些不平等是刻意造成的。例如，种族歧视政策有意地剥夺某些种族的人的工作、居住和教育权，只让另一个种族的人享有。又比如对女性的歧视，把一切工作都留给男人，让女人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去工作。这就不仅仅是运气不运气的问题了。种族和性别的歧视明显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平等是由于一些本不应当影响人民的基本权益的因素造成的。公平的做法是机会人人均等，只要你有能力就能得到，如果政府努力促进这种机会的平等，无疑是件好事。
但是即使没有刻意的种族或性别歧视，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不平等的现象，对此我们就很难指责了。因为即使机会平等，每个有能力的人不论种族、宗教、性别和文化背景，都能上大学、得到工作、买房子或者参加竞选，仍然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平等。一般来说，出生于富有家庭的人会受到较好的教育，拥有较多的资源，这对他们得到好的工作非常有利。即使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对于自然天赋相同的人而言，如果某人生来就比别人占优势，那么最终也会比别人得到更多的收益。
不仅如此，而且自然天赋上的差异在自由竞争社会中所造成的好坏结果也会相当不同。那些具有社会非常需要的技能的人远比没有任何特殊技能或天赋的人更为吃香。这些不同部分来说也是运气造成的。尽管人们都想发展和运用自己的才能，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拥有卓别林那样的演技，毕加索那样的艺术造诣，或者亨利·福特那样造汽车的本事。即使不说这么高的成就，在一般情况下也有天赋高低的问题。要决定一个人在竞争性社会中的收入和地位，自然天赋和家庭背景两方面的运气是重要的因素。平等的机会造成了不平等的结果。
这些不平等和种族、性别歧视所造成的不平等不同，它们是被本身看起来并没有错的选择和行为造成的。父母总是为孩子设想，想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而一些父母比另一些父母更有钱，更容易让孩子过得好。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商品、服务和表演而付钱，而某些人所能提供的比起其他人来更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他们就赚到了更多的钱。各种公司或企业都想雇佣能把工作做好的员工，并且为了得到具有超常技能的人才而不惜血本。如果一家餐馆有一个好厨师，而旁边的餐馆却没有，前者就会宾客如云，后者却会门可罗雀。假如顾客都去第一家餐馆吃饭而不去第二家，这也没什么错，虽然对于第二家餐馆的老板和雇员——及其家庭——来说，这可不是件好事。
如果说这些差别使得某些人的境况非常悲惨的话，也的确非常令人不安。在某些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世世代代生活在贫困中。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得不面对经济和教育上的劣势。即使有人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但比起那些一开始就占尽优势的人，也一定会备尝艰辛。
然而最令人不安的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在财富、人民健康、教育和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经济境况甚至还远远不如美国、欧洲及日本最穷的人。在幸运与不幸之间的这些巨大差距看起来的确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得思考两点：一，这些不平等本身；二，减小及消除这些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关于这些不平等本身主要的问题是：哪些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错误的？关于补救方法主要的问题是：用何种方法去干预这些不平等才是正确的？
在刻意的种族、性别歧视的情况下，很容易做出回答。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错误的，因为人们进行歧视本身就是错误的。并且补救措施也只是制止这种歧视而已。要是一个房东不肯租房子给黑人，就应当起诉他。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问题则要复杂得多。棘手之处在于，人们并没有做任何错事，却产生了看起来是错误的不平等。生下来就贫穷的人们并非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要承受许多痛苦，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不平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会赚钱，因而发家致富，并且他们想尽可能地让子女过上好日子；并且因为人们倾向于门当户对的婚姻，财富和地位就积聚了起来，乃至世代相传。共同组成这些原因的各种行为，如就业、购买、婚姻、继承，以及抚养和教育子女，看起来本身并没有错。在此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结果错了，使得某些人从一出生就面对种种不利。
如果我们反对这种不公平的不幸，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反对仅仅由于社会经济体系照常运行的缘故，而让无辜的人一生下来就承受种种困窘不利。我们中有些人或许还相信，一切无辜者身上的不幸，例如天生的残疾，都要尽可能地加以补偿。但是在此让我们先略过这类问题，而把讨论集中在由于社会和经济的运行，特别是自由竞争经济而造成的不平等上。
我已经说过，这类不平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二是出于社会所需要的自然天赋或才能上的差异。你或许认为这类不平等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没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你认为这里有什么东西错了，并且认为一个社会应当试着去改变它，那么你所能提出的补救措施，必定要么是干预这些原因本身，要么是直接干预这些不平等的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原因本身是由人们不同的选择造成的，无论是把时间和金钱花在哪里，或是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选择相对而言都没有什么错。如果有人要抢银行，或者歧视黑人及女性，去干涉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别人要选择买什么东西，怎么培养自己的孩子，或者给自己的雇员多少钱，去干涉他们就不合理了。更可取的似乎是通过税收间接干涉人们的经济生活，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一些消费税，这些税经过设计，从富人身上比从穷人身上征收得更多。如果政府要削弱世代积累的、财富上不平等的发展趋势，这是一条可行之计，其要点就是：不让人民保有其全部的钱。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把税款征收上来之后，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兴建公共教育设施，以供那些穷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弥补其未能直接得到的权益。这正是社会公共福利计划所做的，利用国家税收提供健康、食品、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基本福利。这就直接减少了不平等。
但是，如果是由能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那么除非废除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否则人们就很难做些什么去改变这类不平等的原因。只要在吸引人才上有竞争，在就业上有竞争，在企业间有竞争，就会有人赚的钱比别人多。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案是一种中央支配的经济，由中央权力分配给人们工作，并且付给人们大致一样的工资。曾经有一些国家实施过这种经济体制，但是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既牺牲了自由，又缺乏效率。虽然有人喜欢这种方式，但我认为这种经济体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有人想要减少这一来自能力差异的不平等，同时又仍然保留自由竞争经济，那么就只有去改变这一不平等的结果。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并且对所有公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提供免费的公共福利。这些福利包括通过所谓“最低收入津贴”的形式，对收入微薄的人提供补贴。但是这些方式都不能完全摆脱不应有的不平等，并且任何一种税收体系都会对经济有别的影响，也会影响到就业率和穷人，这一影响很难事先预测；因此要推行一种补救措施的确相当复杂。
但是让我们把讨论集中到这个问题的哲学方面：这些旨在减小阶级和天赋差异引起的不应有的不平等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干涉人们的经济活动：政府把一些人的钱拿走，去帮助另一些人。这倒并不是税收的唯一用途，甚至不是主要用途：许多税款的用途反倒是使富人得益，而对穷人没什么好处。不过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所谓“再分配税”。这涉及到政府运用权力的问题，在此，政府运用权力去干涉人们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是错误的，像偷窃或歧视那样，而是因为这些行为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是不公平的结果。
有一些人认为，再分配税是不对的，因为除非人们做了错事，否则政府就不应该干涉，并且造成这些不平等的经济活动不仅不是错误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他们可能也认为，由此产生出的不平等也属正常：尽管这些不平等是不应有的，并且也不是受害者的错，但是社会也没有义务去修正它。他们会说：生活就是这样，总是有人幸运，有人倒霉。只有当不幸是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此加以干涉。
这是一个争议极大的政治话题，并且关于它分歧极多。一些人认为更应该反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平等，而非个人天赋或才能造成的不平等。他们并不喜欢有人生来富有，有人生来贫贱，但是却觉得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挣得一切完全正当。所以，如果有人有经商的才能或者学习复杂技能的资质，因而收入很高，而另一个人只会些不需要技能的体力活，因而收入很低，这也没什么不公平的。
我本人认为这两种原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都是不公正的，当一个社会经济体系造成了某些无辜的人生活穷困潦倒，并且不肯通过再分配税和社会福利机制对此加以制约，这就明显是非正义的。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你应当自己独立思考：不平等的原因中哪些是不公正的？以及哪种补救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所说的主要是一个社会内部的社会正义问题。从世界范围内来说，问题还要复杂得多，这既是因为不平等的差距远比在一个社会内部要大得多，并且由于缺乏一个世界政府可以征“世界税”并且监督其有效使用，我们从而不知道采取何种补救措施才是可行的。看起来不太可能有一个世界政府，同时确保它是正义的，因为若有这样的政府，它在很多方面也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无论如何，虽然我们不知道在目前列国分立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去做，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正义仍然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