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深处的伍德赛德，是一座迷人、富裕的小镇。一条条跑马道贯穿其中，两侧红杉林立，有5000余名居民居住在这里。小小的商业区里，店铺星罗棋布，乡野田园般的风景让这里宛如世外桃源。而紧邻的大型商业区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是全美最大、最成功的技术公司的聚集地。史蒂夫·乔布斯、拉里·埃里森、尼尔·杨等都在这个专属社区——伍德赛德安了家。座座华屋广厦坐落在草木葱茏、风景秀丽的山顶，近旁是波光粼粼的游泳池——就是《建筑文摘》上常见的那种豪宅。当地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高达20万美元，这让它成为美国最富足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个社区的富足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这个富裕的地方极度缺少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水。加州近代以来遭遇的严重干旱也未能让当地居民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是在极度缺水的时候，仍然有成千上万加仑[1]的宝贵水资源浪费在了灌溉草坪上。该社区近300个富豪家庭每户每个月要消耗7.5万多加仑的水。而在附近不太富裕的东帕洛阿尔托地区，每户人家平均每月仅消耗1500加仑水。伍德赛德的许多住户几乎完全忽视了水资源危机，但也有一些住户针对这一状况对自己利用资源的方式进行了调整，他们或是通过过滤洗衣机排放的废水来浇灌后院，或是雇人用油漆把草喷绿。
这不是腰缠万贯的加州人第一次无视水资源危机。加州上一次遭遇严重干旱是在1990年左右，当时亿万富翁哈罗德·西蒙斯公然在用水问题上与市政当局叫板。这位商业大亨每年在一处他并不常住的宅子上面就要消耗将近千万加仑的水资源，光罚金就要交2.5万美元。其每年消耗的巨量水资源完全能够满足一个普通四口之家30年的用水需求。当市政水务局限制了对其住宅的水供应之后，他便雇用油罐卡车从别处进水，好让宅子里的洒水器继续运转。
不管加州是不是目前水资源危机最严重的地区，现实是，全美各个地方的房主往往都会费尽心力地让自家的草坪保持绿意。这是为什么？
范德堡大学研究员曾对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地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居民进行了采访，企图弄清楚当地居民费心打理草坪的原因。原来，促使房主挥霍如此多资源保持草坪绿意的，竟是和邻居攀比的心理。在排除了年龄、受教育水平、房产价值等因素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房子是成功的终极代表，是可以高调炫耀其主人成就的存在，而草坪绿不绿也可以反映出这家人的富裕程度。
从人们想方设法打理草坪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做的决策。在追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怪圈，受到其他人拥有或者渴望拥有的某些东西的影响，索性自己也去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相应地，追逐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追逐的对象越来越不切实际。最终，井枯水尽，源源不断的资源之川竭尽而止。
本章中，我们将对追逐的心理学基础进行分析，这种心理不仅体现在对绿草坪的追逐上面，还体现在许多其他方面，它影响着我们的幸福及成功前景。我们首先从社会比较开始讲起。正是这种心理倾向驱使我们不断地想要拥有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而不去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随后，我们将会讲到一个叫作“功能固着”（functional fixedness）的心理学现象。正是这种心理现象使我们无法看到资源的更多用处。结果就是，我们会想办法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应对挑战或者抓住机遇，而正是这种做法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把事情做好。之后，我们将回到前面的话题，分析一味积累资源的心理倾向。最后，我们将讨论为何拥有过多的资源会导致我们挥霍浪费。搞清楚追逐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及个人成就的不利影响，是我们培养延展心态的第一步。
[1]1加仑≈3.79升。——编者注
一切都是相对的
每隔四年，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便会在某座城市齐聚，参加夏季奥运会比赛。当《每日邮报》的记者为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获奖选手拍照时，他们发现许多获奖选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美国游泳运动员内森·阿德里安、迈克尔·菲尔普斯、卡伦·琼斯和瑞安·罗切特在领取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奖牌时都是一脸阴郁。站在领奖台上的哥伦比亚自行车运动员里戈韦托·乌兰看起来也十分失望。美国体操选手麦凯拉·马罗尼嘴噘得老高，仿佛对自己得了奖牌很不满意似的。西班牙铁人三项选手哈维尔·戈麦斯则看起来极度伤心。中国顶尖羽毛球选手王仪涵在接受奖牌时也在竭力忍住伤心的泪水。
这些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除了表情都很阴郁之外，还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得了银牌。
对于这个发现，西北大学研究员维多利亚·麦维琪及其同事并不感到惊讶。他们研究了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转播的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的影像资料，捕捉了运动员在竞赛结束和在颁奖台领奖时的面部表情。随后，研究小组让不了解此次奥运会比赛结果的20名大学生观看录像带，并让他们对每个参赛选手在竞赛结束和站在颁奖台上时的面部表情从1~10进行打分，1分代表极度痛苦，10分代表极度喜悦。
研究发现，尽管客观上来讲铜牌获得者在比赛中的表现并不如银牌获得者，但和银牌获得者相比，铜牌获得者的表现更接近于极度喜悦。为了对这一发现做出解释，研究人员又找出了NBC在赛后对奖牌获得者进行采访的录像资料。然后，他们分别让10名大学生根据采访判断各个运动员在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上是更倾向于“至少我做到了……”的心理，还是更倾向于“我差点儿就赢了，但是……”的心理。“至少我做到了……”这种表达强调的是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我差点儿就赢了，但是……”强调的是自己没有获得的成就。学生们还要判断各个运动员是更倾向于与表现更差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还是更倾向于与表现更好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或者根本没有和其他运动员进行比较。
和铜牌获得者相比，银牌获得者更多地关注自己没有取得的成就（获得金牌）。他们也更倾向于与金牌获得者比较，并表现出嫉妒，以及对自己能力的相对不足耿耿于怀。相反，铜牌获得者虽然比银牌获得者排名靠后，但他们更关注自己确实取得的成就（赢得了一枚奖牌）。
人们对绿草坪的追逐，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银牌获得者表现出来的令人惊讶的负面情绪，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可以从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的文章中找到。1954年，费斯汀格提出，所有人都想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倾向。他指出，我们无法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评价。相反，我们必须参照他人，才能更好地对我们所在乎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感知，比如财富、智力、地位等。能彰显我们身份的可视化标志是我们可以直接衡量的东西，如汽车的价格、办公室的建筑面积、项目预算的大小、草坪是否绿意盎然，甚至奥林匹克奖牌的颜色。如果大多数办公室都在120平方英尺左右，那么15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就是十分宽敞的；如果大多数办公室是180平方英尺，那么150平方英尺就会显得太小。一个东西越是好测量，它就越容易被拿来比较。人的这种相互比较的行为就叫作上行社会比较。
尽管这种向成就更大的人看齐的做法可以激励我们不断努力，但如果只关注他人的资源分配，强调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总是感觉自己拥有的不够多，这种上行社会比较的行为就会产生危害。或许，在得知其他小组的预算比我们更多之前，我们对自己小组的预算是十分满意的。或许，在得知同事的工资涨了8%之前，自己的工资涨了6%也能让我们非常高兴。上行社会比较使我们永远在和比我们拥有更多的人进行比较，这会让我们不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也看不到通过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也能做出许多成就。[1]
上行社会比较之所以这么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我们过得怎么样。正因为如此，生活中才少不了它的影子，人们也很难避免这种倾向。但是，这种比较把我们的自我认知与周围的人绑定在了一起。它也让我们忘记问自己：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过上有意义的、更幸福的生活？
就拿Match（一个提供在线约会服务的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加里·克莱曼来说，他在提到自己在硅谷的境遇时曾非常沮丧地表示：“1000万美元，在这里什么也算不上。”在进行资源的上行社会比较时，即便是像加里·克莱曼这样的企业家也难免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失望。心理学家将这种体验称作“跑步机效应”——当我们获得更多的资源时，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跑步机的速度调得更快。为了继续待在跑步机上，我们就必须跑得更快，虽然实际上我们仍然在原地踏步。我们总是不断地和拥有更多的人进行比较，使自己永远处于失望之中。银牌得主向金牌得主看齐，金牌奖得主向金牌蝉联者看齐；百万富翁向亿万富翁看齐；加州伍德赛德社区的居民忍不住观望更加富裕的邻居，想看看谁的草坪更绿。不论是更绿的草地，还是更耀眼的金牌，上行社会比较都会使人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不满，并驱使他们去追逐更多。如果果真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他们就会把上行比较的标准调高，在自己的跑步机上跑得更快，却只是为了待在原地。
虽然我们中间很少有人生活在奢华的街区，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部分人都会遇到身边的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情况。社交媒体的普及导致各种动态信息24小时不间断地朝我们涌来，使上行社会比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会看到脸书好友中有人去爬山了，有人买了昂贵的衣服和新手机，但我们极少看到其他人提到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排队候诊，支付各种账单，在工作时不得不手动输入一份报告，给车更换润滑油等这些无聊的生活细节。在职业圈子里，领英也会推送类似的一系列动态信息，如某人得到新的工作、升职或取得资格证明等。大大小小的公司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来吹嘘自己的成就。这些为了满足大众口味而专门构建的形象，往往在无意（或者是有意）中引发了各种比较，让人感觉十分糟糕。
为了弄清楚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人的追逐行为的，曾有一个研究小组向82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连续两周每天发5次信息。这些信息会在上午10点到深夜12点之间随机发出。每条信息都包含一个调查问卷链接，问卷中会问到类似“你现在感觉如何”，“你现在有多焦虑”，“你现在感觉有多孤独”，“从上次调查到现在为止，你使用脸书的时间有多长”，“从上次调查到现在为止，你直接和别人进行互动的时间有多长”之类的问题。研究者根据问卷反馈对被试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估。他们发现，使用脸书的时间越长，人们的感觉就越糟糕，而这种幸福感的降低正是源自上行社会比较。
为何社交媒体会引发这种使我们感觉更不幸福的社会比较呢？原来，有78%的被试会使用脸书分享好消息，但用脸书分享坏消息的只有36%。人们会发布自己获得金牌的消息，却在自己获得最后一名的时候闭口不言。
追逐不仅使我们痛苦，它还削弱了我们进行延展的能力。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法看到资源更深层次的价值。而与之相反，延展能使我们发掘出尚未得到利用的资源的潜力，就像我童年时期最喜欢的英雄马盖先一样。
[1]我们也会为了争第一而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叫下行社会比较，它会促使我们拿自己的资源与我们认为比我们更差的人相比较。例如，如果我们想感受自己在工作上的重要性，我们会从自己12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走出来，刻意经过一排排狭窄的工位，再走到饮水机旁边，而避开那个15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另一方面，下行社会比较有时也可以激励人们奋进。组织心理学家戴夫·梅耶对最近有关善意的嫉妒的研究进行了整合，参见fastcompany/3060994.
把气压计当成一把标尺
小时候，我经常看电视剧《百战天龙》。这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主人公安格斯·马盖先是一名秘密特工，他可以只用一把小刀、一卷胶布或者随手找到的常见家什解决一切问题（还能拯救生命）。在缺少专门工具的情况下，马克（他的朋友们都这样叫他）总能利用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以绝妙聪明的办法解决看似无法破解的难题。马克曾用回形针阻止过炸弹爆炸，曾借助机油将毛玻璃变成透视窗。他用的不是动作片中的英雄常用的那套策略，而是利用科学，把日常生活用品变成各种可以灵活使用的工具，从而打败坏人，抓住罪犯。
观众们往往只记得马克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刀和他的拆弹本领，但他充分利用手边资源的本事远远不限于此。有一集，马克担任了一个高中冰球队的教练，当他看到一名明星队员虽然体能出色却无法克服自己心理不成熟的缺陷时，便立即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几场比赛下来，这名明星球员因频频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被罚下场，甚至还把一名对手送进了医院。一名不择手段的星探发现了这个冰球神童，让他加入了一个处于淘汰边缘的球队，希望这个急性子的毛头小子能在比赛时把对手修理一顿，以暴力手段制胜。在这一集的高潮部分，马克给了这个男孩一个拥抱。马克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把他看作一个问题儿童，而是帮助这个年轻人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使他成长为一个在冰球场内外都更加成熟的人。
当面临许多人认为的困境，比如工具有限，或者面对一名问题儿童时，马克总是会把关注点放在充分发掘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价值上。而信奉追逐的人则会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由于迷信拥有更多的资源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他们认为资源的用途都是有限的，所以不得不尽可能地追逐更多的资源。当遇到障碍，无法获取新资源时——毕竟，他们很可能无法再获得更高的头衔，再搬到一间更大的办公室，或者无法为推进项目再多雇一个人——他们的项目和目标就要被暂时搁置了。
追逐者之所以无法做到像马克那样发掘资源的价值，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遵循着传统观念，认为每种资源的具体用途是固定不变的：回形针就是用来固定纸的，竞争对手就是会对自己的业务产生威胁的人，地图就是提供精确方向的东西。而对于马克这样信奉物尽其用的人，一种资源可以呈现出许多非常规的用途：回形针可以用来缝合伤口，竞争对手的视角可以用于优化企业的产品供应，即便是一张错误的地图也可以用来引导我们到达正确的目的地。
为方便描述追逐者狭隘的资源观，勾勒出他们在资源利用上的心理障碍，我们不妨把自己想象成科学家及教师亚历山大·卡兰德拉讲的那个寓言故事里的主角。假设你是一名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正在与导师进行交流。你学习刻苦，掌握了很多物理学知识，你的导师把你叫到办公室，让你展示自己所学的物理学知识。老师提出的问题是：请解释如何用气压计测量一座高楼的高度。物理学老师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反复思考，认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即比较楼顶的气压读数和楼底的气压读数。
当老师询问你会怎么做时，你给出了几个不同的答案：在气压计上拴根绳子，从楼顶把绳子放到街面水平高度，然后测量绳子的长度；拿着气压计攀爬大楼，把气压计当作尺子直接测量楼的高度；把气压计送给大楼管理员，作为交换，让他告诉你这栋楼的高度。
这些气压计的非常规用途显示了一个人非同寻常的思维方式。而那名教师沉浸在物理学的条条框框里，错失了许多使用气压计解决难题的方法。同样，追逐者往往也只能看到气压计或其他资源的表面价值。
心理学家把这则寓言中的物理学教师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刻板性称作“功能固着”——无法看到一种资源除传统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社会传统的影响，从而更加难以看到事物的非常规用途。
要说受传统影响最小的一类人，那应该是儿童，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一种资源。研究员蒂姆·杰曼和格丽塔·德菲特曾做过一项实验，他们把一些积木、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球、一块磁铁、一辆玩具汽车和一个木盒子放在孩子们面前，然后告诉他们，“波波熊腿短，不会跳，但他想拿到放在架子高处的玩具狮子”。那么，孩子们能否只使用上述这些工具，帮助波波熊拿到玩具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强，这让他们有能力解决这种想办法借助工具拿到玩具的难题。的确，和比较年幼的儿童（五岁）相比，实验中年龄较大的儿童（六七岁）一般可以更快地找到一种正确的解决办法（比如，在木盒子上垒积木来垫高）。
但在某一种情况下，实验中的年幼儿童却可以比年长儿童表现得更好。是因为这些儿童智慧超群、天赋异禀吗？还是因为他们富有艺术创意？
不，这些因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展示资源的方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次，他们把木盒子当作一个容器，用来盛放其他的资源，如磁铁、铅笔等，而不再是把所有东西都摊放在桌子上。这样一来，年长儿童就会把这个盒子仅仅看作一个容器。但对年幼儿童来说，盒子依然是盒子，和原来一样用途灵活。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积攒了越来越多的使用资源的常见方法，但这也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摆脱功能固着的心理倾向。无论是在工作上、学校里，还是在街坊邻里中，都有强大的社会规范制约着我们，迫使我们以惯常的方式使用资源，也让我们迅速地丢弃自己手里的东西，转而向外界寻求更多的资源。而培养延展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这个模式。
机构组织也很容易陷入功能固着的陷阱。2002年，我妻子兰迪开始在鲍德斯图书零售公司工作。就在一年前，公司签订了网站外包合同，这个合同让它能专心致志地提高实体书店的销售额。公司希望通过开设更多的书店，从主要竞争对手巴诺书店那里抢夺市场份额。
这个大型连锁书店对自己的定位十分狭隘。不论是其职工工作、产品设计、流程制定，还是其书店布置，都是围绕实体的图书销售过程展开的。在管理层眼中，买书的人就要走进一家书店，然后拿着一页页装订好的书走出去——这就是他们囿于传统思维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木盒子”。
在鲍德斯着手进行外包合作时，公司CEO（首席执行官）格雷格·约瑟芙维茨表示：“我们的合作伙伴能满足顾客的线上购物需求，这方面他们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与此同时，我们将全力服务来书店消费的顾客，做我们最擅长的——让顾客徜徉在令人愉快的购物环境中，探索自己喜欢的图书、音乐和电影。”
事实上，鲍德斯的顾客需求在网站上得到了太好的满足，以至于顾客都不再去书店买书，转而成为鲍德斯网站合作伙伴的顾客了。这个合作伙伴是谁？
亚马逊。
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鲍德斯的顾客，收集了大量有关其购买习惯的数据，这使得亚马逊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产品系列，并最终赢得了这些顾客的忠诚。在外包合作合同签订后，贝佐斯欣喜若狂，甚至还给鲍德斯的高管们寄去了一箱香槟酒以表达感激。
许多人认为正是这项合作给鲍德斯判了死刑。其实在这项合作协议签订的5年后，这家公司还有过一次机会。管理层让兰迪负责探索非实体图书的产品形式。尽管亚马逊已经开始主导线上实体图书销售市场，但技术日新月异，兰迪看到了一个跳过实体图书销售，直接进入全数字化时代的机遇。她和整个团队共同努力，拿到了索尼阅读器的独家销售权。当时，索尼阅读器才是有望成为全世界首个广泛发行的电子书阅读设备——比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和苹果的iPad平板电脑都要早。
兰迪来到了鲍德斯时任CEO乔治·琼斯的办公室，向他展示这个设备。他表现出了一些兴趣，但兰迪觉得他还是会坚定地专注于实体图书销售的传统业务。2006年年末，鲍德斯公布了最后一次年度盈利报告；随后不久，兰迪便辞职离开了，她因为公司狭隘的图书销售观念而深受打击。5年之后，鲍德斯宣布破产清算。
为何我们太卖命
我们已经论述了追逐心理的两个主要基础——社会比较与功能固着。社会比较是指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衡量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而与他人进行比较往往会使我们陷入沮丧，驱使我们去获取更多的资源，而忽略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价值。功能固着则指以死板的眼光审视资源，它阻碍我们对已有资源的用途进行创造性思考，从而也驱使我们去获取更多。本节将讨论追逐心理的第三个基础——盲目积累。在追逐的时候，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资源，这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只是纯粹地想要积累更多。
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及其同事曾做过一次巧妙的研究，其目的是弄清楚人是否会宁愿牺牲幸福，也要获取超出自己所需的资源。他让被试听音乐——这是人们普遍喜欢的一项休闲活动。在听音乐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一小块德芙巧克力的奖励，前提是他们得按一下按钮。按按钮的时候，他们听不到舒缓的音乐，而会听到锯子伐木的噪声。
研究者随机选择部分被试，将其设定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比，他们每按一次按钮可以获得更多的巧克力。高收入者按20次按钮就可以获得一条德芙巧克力，而要获得同样的奖励，低收入者需要按120次。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在实验刚开始就告知被试，不能当场吃掉的巧克力是不能带走的。不出所料，两组被试获得的巧克力有显著差别：高收入者平均每人获得10.7条巧克力，低收入者每人仅获得2.5条巧克力。
赢得巧克力之后，他们就可以吃了。高收入者平均每人吃了4.3条，低收入者平均每人吃了1.7条。两组被试获得的巧克力都超过了他们最终享用的量，但高收入者多获取的巧克力明显更多。这一结果表明，高收入者关注的是尽可能积累更多的巧克力，而不去考虑自己是否愿意吃下所有的巧克力，或者是否能吃完这些巧克力。
接下来，奚恺元想看看他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被试的这种盲目积累的倾向。在后续研究中，他又随机选择部分被试，告诉这部分被试他们最多只能积攒12条德芙巧克力。在同样的获取条件下，知道这一上限的被试平均每人赢得了8.8条巧克力，而不知道这一上限的被试则赢得了14.6条巧克力。通过设置最高上限，研究者们成功地让一些被试更好地平衡了自己的实际需求与欲望。事实上，这两组被试平均每人都吃掉了6.7条巧克力，这样看来，知道上限的小组所积累的巧克力的数目更接近他们实际吃掉的巧克力的数目。
对于追逐者来说，所获得的资源的数量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即，拥有更多的巧克力＝取得更好的结果。然而，尽管盲目积累让不知道上限的小组获得了更多的巧克力，他们的满意度却相对较低——既包括赢取巧克力时的满意度，也包括吃巧克力时的满意度。反倒是知道上限的小组的满意度相对较高。这说明，追逐有时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往往不是我们实现目标所必需的，而且会让我们感到筋疲力尽。
我们更应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多年来，27岁的乔舒亚·米尔本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从一名小小的零售员做起，一步步做到运营总监的位置，成为辛辛那提贝尔公司（一家市值10亿美元的本地电话服务供应商）最年轻的总监，负责管理150家零售店的业务。不过，取得这些成就的米尔本却连大学学历都没有。随着事业上的成功和表面的个人成就越来越大，米尔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也迅速升级。他不再和售货员往来，而开始和高管们接触，跻身于头衔更大、更富有的同行之中。
在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当我们与我们眼中的他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这种差距就会触发更多的追逐行为。米尔本挣的钱不少，但别人挣的钱更多，这促使他加倍努力。
他看起来运气不错，6位数的薪水、数台豪华轿车，以及塞满物质财富的大房子，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成功了。米尔本两眼紧盯着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职位，认为自己正在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喜剧演员乔治·卡林曾这样幽默地戏说美国梦：“人们之所以称它为美国梦，是因为你得睡着了才会相信这是真的。”2014年一项对1821名美国人进行的调研表明，卡林说的不是玩笑话。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比10年前更难实现了，这也让米尔本的成就显得更加了不起。
当米尔本不断升职，不断积累更多的财富时，他从未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从未想过自己为何要不断追逐更多，也从未想过美国梦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悲剧发生。在前后只有几周的时间里，他的母亲去世了，妻子也和他离婚了。这些悲剧的发生打断了他不断追逐的步伐。可以说，他个人生活的悲剧，使他免于一生追逐的痛苦。他转而开始通过延展追求人生的幸福。
多年来，米尔本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条充斥着社会比较与盲目积累的危险道路。他逐渐意识到，所谓的美国梦只不过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通往幸福的路。它给人设定期望，改变人的行为，说服人去追逐自己或许本不需要或本不想要的东西，同时让人忽略这种追逐所要付出的代价。
追逐不断地促使乔舒亚·米尔本想要得到更多，最终却让他失去了更多。他明明已经获得了极其成功的事业和生活，却深陷焦虑和不幸，只能不断尝试用职业生涯上的更进一步来安抚自己，努力挣更多的钱，购买能让他感觉更好的东西。但这种借助消费进行的自我疗伤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大幅举债，因为他花钱的速度远大于挣钱的速度。为了在工作上赶超别人，他每周加班熬夜，最终毁掉了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情感，也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他说：“我确实忽略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我每年工作362天，每周工作70~80个小时。我没有认真经营自己的婚姻，没有认真生活。我并不讨厌工作，但其他事情确实被工作耽误了。”
研究人员对欧洲的上班族进行了为期7年的跟踪调查，从他们拿到硕士学位开始。共有825名女性受访者和1105名男性受访者在回答调研问题时表现出了追逐的倾向，如“我想挣许多钱”“我想获得很高的职业声望”。研究人员分别在他们毕业之后的第3年和第5年进行了跟踪调查，估算他们在相应阶段实际挣了多少钱。尽管短期内的职业追逐可以让他们获得更高的薪水，但7年之后这种收益差距便不再明显。更令人惊讶的是，7年之后，职业追逐甚至会对职业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者推断，追逐倾向让人志向高远，也让人总是处于失望之中，尤其是在和他人的成功相比较之时。人们拼命努力工作，为的却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这让他们的状态更加糟糕。
组织机构也会控制不住自己追逐更多的欲望，下文提到的案例就能说明这一点。我们将讲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浩劫。
从繁荣到破产的距离
21世纪初，硅谷成为加州淘金热的最新圣地。互联网热潮带来了令人惊奇的财富和大量高薪工作。日复一日，初创公司接二连三地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IPO），给风险投资者和公司职工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许多初创公司在获得投资时甚至只有一个商业构想，根本没有严谨估算的预期利润，但它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市值千万美元的商业巨头。
Pets（一家在线宠物商城）就是这次互联网热潮的典型代表。在运营的第一年，该公司就在广告上面投入了将近1200万美元，而其换来的是619000美元的“巨额”销售额。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司运营的最后一年，该公司为了在第32届超级碗打广告花费了超过100万美元，就为了吸引零售商到其网站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最终，该公司挥霍了近3亿美元的各项投资。在仅仅268天的时间里，该公司从一个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以每股11美元上市的巨头一落千丈，以每股22美分的最终价格收盘，随后便对所剩无几的资产进行了破产清算。
互联网公司对资源，尤其是资金和工程师，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它们的经营模式遵循的就是追逐的原则，即，拥有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好的结果，这驱使它们尽可能地获取更多资源，消耗资源，然后再伸手去要。
创业公司以看似永无止境的资源供给为支撑，在繁荣增长时期不计任何代价，尽可能地迅速扩张，给过度劳累的员工提供从按摩到桌面足球游戏等一系列福利，同时还承诺了将来的巨额回报。新资金不断注入日渐干涸的资金池；同样，员工福利和股票期权也被用以不断鼓舞员工的士气。只要资源一直不间断地涌入，硅谷的公司和员工就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直到有一天，这些资源不再涌入。这时，那些已经习惯于依赖资源大量涌入的公司就陷入了困境，只能挣扎着应变求生。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大卫·科什想要记录并了解美国经济的这一历史时期，所以他创建了“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档案”。档案收集了有关成千上万家互联网初创公司的无数信息，包括邮件信息、简报、图表及数据库等。科什教授收集的数据显示，虽然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许多公司关门歇业，但约有一半的公司挺了过来。
这些幸存者采取的是同样的策略，即忽略“快速做大”的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浪潮的顶峰时期，无论是董事会议，还是鸡尾酒会，无处不在吹捧这种模式。幸存的公司则从一开始就避免头脑发热地追逐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工程师、更多的广告和更多的客户，而是以一种更加平稳有度的模式经营公司业务。科什教授发现，这种慢而稳的商业模式，正是幸存的公司得以成功挺过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的法宝。但在如今依然盛行的这种“获得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好的结果”的心态下，这种模式是很难推行的。
如果你觉得互联网时代的这种追逐思维早已远去的话，那就去旧金山的市场街南区（又名SOMA区）的办公楼里看看。那里以前是仓库区，如今则集中了众多时髦的夜店。由于距离著名的旧金山联合广场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那里成功吸引了一批批的游客前来购买奢侈品。在互联网产业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像Pets这类公司都倾向于将办公区设在这里。当时的商用办公楼租金高达60美元/平方英尺。随着互联网繁荣时代的结束，这里的租金也降到了大约20美元/平方英尺。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追逐心理重返硅谷，又一代注定要经历从繁荣到破产的创业公司已经入驻了SOMA办公区，再次把那里的租金推高到互联网繁荣时期的水平。杰弗里·莫勒的工作是为想在该地区租赁办公楼的公司提供咨询。作为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代的幸存者，他亲眼看到了那些资金充裕的创业公司所犯的错误，如租用的空间过大，签订的租期过长等。除了不断上涨的租金，这些公司还在办公室划出了各种新奇的区域，如现场音乐工作室、教人做果子冻饮料的教室等，试图通过提供最时兴的福利超越竞争对手。创业家简彦豪说：“当你筹集到了很多钱的时候，你很容易通过花钱来解决你的问题。”
甚至连那些已经发展成熟的知名公司也没有改掉依赖无限资源的习惯。在谷歌任职期间，玛丽莎·梅耶尔曾因在办公室门外张贴“收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标语而出名。雅虎高管迪伦·凯西这样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当你有无穷无尽涌入的现金时，这就好比在说，‘问题？谁在乎呢！’”
一门心思想要超越对方的做法，包括提供最时兴的福利，打造最具吸引力的办公环境等，也造成了两败俱伤的竞争态势。在追逐最有才华的工程师、最豪华的办公室、最丰厚的福利的竞赛中，每家公司都试图超过另一家公司，这导致各方所承担的风险与成本不断攀升。我在Vividence工作时的老板比尔·德马斯，曾出任一家叫Turn的数字平台广告公司的CEO，这家公司共募集了1亿多美元的资金。德马斯表示，为了实现投资者要求的快速增长，他感到莫大的压力。私募基金更看重客户量等增长指标，而忽视更为传统的衡量指标，如赢利能力。与此同时，公司员工认为大概在四年之后，他们就理应获得高薪和丰厚的福利。也就是说，如果公司不能在这段时间内快速富起来，这些员工就会跳槽到另一家更具潜力的公司。德马斯表示，每个人都关注如何获得更多，不论是更多的薪水、客户，还是更多的资金，这种心理使人丧失了充分利用资源的能力，而许多新公司正是靠这项能力起步的。他说：“当你只是一味地想要快速增长的时候，创造性和纪律性便会被统统抛在脑后。”
或许，没有哪家公司比贾森·戈德伯格的Fab（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更想实现快速增长的了。这家公司成立于2010年，野心勃勃的CEO曾吹嘘道，这家公司的发展“势如破竹”，“每一位投资者”都排队等着给他送去一沓沓的钞票。经过11轮融资，该公司募集到了超过3.35亿美元的资金。戈德伯格采取了追逐者一贯的做法。他把这些钱都花掉，而且是快速地花掉了。他增加了人手，新开了90家分销中心，甚至一度在一个月内烧掉了1400万美元。
每当戈德伯格挥霍掉更多的资金，其公司的市值就会奇迹般地上涨。似乎他花得越多，人们给他的奖励就越多，就这样，他最终让Fab公司的市值增长到了10亿美元。戈德伯格的格言是“现在先增长，其他的之后再说”——只要资源不断滚滚而来，这句话就说得通。戈德伯格说：“你看，全世界已经有四家价值超过百亿美元的电商公司了，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成为第五个呢？”财大气粗的投资者听到他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言论，便纷纷急切地把钱交给了他。
随着公司票面价值不断上涨，这位骄傲的商人开始在脸书上向好友炫耀自己的宝马敞篷车和私人直升机。他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大声叫嚷，抱怨说他提出用100美元和另一位头等舱乘客换座位，而那个人竟然拒绝了他的提议。显然，那些习惯于拥有无限资源的人，甚至连他人坐得好好的座位都会觊觎。
与乔舒亚·米尔本不同，当贾森·戈德伯格决定停止让追逐继续升级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当投资者不再为他急于求成的运营提供资金时，他的公司立马就崩溃了。公司最终低价出售，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谓全世界第五个市值百亿美元的电商公司的美梦也没能实现。
贾森·戈德伯格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是，获得资源或许远比有效利用资源容易得多。问题在于，当追逐者变得一心想要获取资源，他们反而会忽视这些资源的价值，这是无休止的追逐造成的第四个不幸：资源浪费。
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瑞亚和同事兰杰·古拉蒂曾对两家跨国公司的家电子公司进行过研究。这两家公司一家在欧洲，一家在日本。他们给两家公司的256位部门经理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公司在精简工作流程、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改进状况。然后，他们让这些部门经理对每项改进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量化，比如每年节约的成本或促成的交易额增长。随后，诺瑞亚和古拉蒂根据调查结果对公司的冗余或多余资源，即公司各部门拥有但并不真正需要的资源进行估算。
两位研究者发现，一定量的多余资源有助于促进部门做出改进，因为这可以让部门经理拥有试验的自由。他们可以进行一些有一定风险的改进尝试，并且清楚即使尝试失败了也不会搞垮公司。但研究人员发现，数据结果存在一个重要拐点，在多余资源的量到达这个拐点之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拥有太多额外资源的部门会变得不大可能做出改进，甚至，拥有最多额外资源的部门，和根本没有多余资源的部门所取得的改进结果一样差。
诺瑞亚和古拉蒂分析，当存在丰富的人力、资金等资源时，人们就会想方设法用掉这些资源，哪怕并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这就会导致项目草率上马、不良项目继续推进，以及雇用不需要的人手，租用过于昂贵宽敞的办公室等状况。拥有太多，也会让我们变得骄傲、懈怠。我们会因为缺乏紧迫感而放弃重要的项目。如果总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及其他资源涌入大门，那我们又何必着急呢？
我们之所以会浪费资源，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进行了投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巴里·斯托将这种现象称为“投入升级”。在一项研究中，斯托要求240名商学院的学生扮演公司高管的角色，为一个叫作Adams & Smith的虚构公司进行研发资金分配。其背景是，这家大型技术公司意识到自身盈利状况出现了下滑，而董事会分析，公司研发投入过少是主要原因。
斯托将所有学生分成两组。一组要从两个部门中选出一个部门，该部门将获得董事会提供的总额为100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而另一组被告知，已经有别人做出了选择哪个部门的决定。第一个小组由于积极参与了选择哪个部门接受资金投入的过程，因而他们自己对这个决定负责。第二个小组只是得知了别人所做的决定，因而他们不对这个决定负责。
然后，时间快进5年，该公司的董事会又要分配2000万美元的资金投入。这一次，两个小组都要进行资金分配，确定两个部门各自获得的比例。为了帮助他们做出决定，研究者提供了这两个部门在之前5年里的表现情况。在两个小组（对第一个资金分配决定负责的小组和不对该决定负责的小组）中，部分人被告知最初获得全部1000万美元资金投入的部门表现得比另一个部门好，部分人则被告知没有被选中的部门表现得更好。如果他们是理性的，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一个部门表现下滑，他们就会给这个部门分配更少的资金。
然而，斯托得到了与假设完全不同的结果。对5年前的投资决定负责的小组，如果他们当初选择的部门业绩下滑，他们会加倍下注，从2000万美元中拿出1300万美元分配给该部门。而不对资金分配决定负责的小组在面对相当情况时，其给该部门分配的资金则相对有限，约为950万美元。
当人们对某个项目具有高度的个人责任感时，哪怕有更好的选项，他们也更倾向于通过追加资源，进一步增大自己对该项目的投入，试图扭转不良局面。拥有更多的资源只会加剧这一倾向，从而浪费更多的资源。毕竟，有了如此多的额外资源，哪怕坏主意也可能看起来不错。
追逐更多是一种错误
本章介绍的这些案例，说明了追逐心理的四大基础：上行社会比较、功能固着、盲目积累和资源浪费。人们眼红别人所拥有的资源，而不会欣赏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追逐导致了一种依赖资源不断涌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完全抹杀了更好地利用自己手中已有的资源的可能性。
短期来看，追逐或许可以带来某些奖励。但从长期来看，追逐会让人变得不满足、不成功。追逐者一味责怪没有足够的资源，从而错失了充分挖掘身边资源和潜力的机会。他们把精力都放在了积累更多的资源上面。讽刺的是，虽然追逐者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但他们往往也会挥霍掉自己拥有的一切，仰仗着看似不错的运气行事，自以为一切永远都不会结束。
当我们在追逐时，邻居家的草坪总是看起来更绿。法学和历史学教授泰德·斯坦伯格曾研究过人类对绿草坪的追逐行为，他指出了这其中存在的莫大的讽刺。当我们从远处一脸艳羡地看着邻居家的草坪时，我们的观察视角造成了一种对方的草地看起来更美的假象。事实上，我们自己的草坪往往也和邻居家的一样繁茂葱翠。一旦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追求正确的目标，就变得能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了。但这要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开始，我们要从信奉追逐转变为信奉延展。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下一章，开始介绍有关延展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