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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页

    换句话说,过去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可能维持几万年不变,但是对现代智人来说,只要一二十年,就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际交往关系和经济活动。比如有一位曾住在柏林的老太太,她出生于1900年,总共活了100岁。她童年的时候,是活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霍亨佐伦帝国(Hohenzollern Empire);等她成年,还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还有民主德国;等到她过世的时候,则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公民。虽然她的基因从未改变,她却经历了五种非常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

    这正是智人成功的关键。如果是一对一单挑,尼安德特人应该能把智人揍扁。但如果是上百人的对立,尼安德特人就绝无获胜的可能。尼安德特人虽然能够分享关于狮子在哪儿的信息,却大概没办法传颂(和改写)关于部落守护灵的故事。而一旦没有这种建构虚幻故事的能力,尼安德特人就无法有效大规模合作,也就无法因应快速改变的挑战,调整社会行为。

    虽然我们没办法进到尼安德特人的脑子里,搞清楚他们的思考方式,但我们还是有些间接证据,证明他们和竞争对手智人之间的认知能力差异与极限。考古学家在欧洲内陆挖掘3万年前的智人遗址,有时候会发现来自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贝壳。几乎可以确定,这些贝壳是因为不同智人部落之间的远距贸易,才传到了大陆内部。然而,尼安德特人的遗址就找不到任何此类贸易的证据,每个部落都只用自己当地的材料,制造出自己的工具。[5]

    另一个例子来自南太平洋。在新几内亚以北的新爱尔兰岛曾经住着一些智人,他们会使用一种叫作黑曜石的火山晶体,制造出特别坚硬且尖锐的工具。然而,新爱尔兰岛其实并不产黑曜石。化验结果显示,他们用的黑曜石来自超过400公里远的新不列颠岛。所以,这些岛上一定有某些居民是老练的水手,能够进行长距离的岛对岛交易。[6]

    乍看之下,可能觉得贸易这件事再实际不过,并不需要什么虚构的故事当作基础。然而,事实就是所有动物只有智人能够进行贸易,而所有我们有详细证据证明存在的贸易网络都明显以虚构故事为基础。例如,如果没有信任,就不可能有贸易,而要相信陌生人又是件很困难的事。今天之所以能有全球贸易网络,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着一些虚拟实体,像美元、联邦储备银行,还有企业的商标。而在部落社会里,如果两个陌生人想要交易,往往也得先借助共同的神明、传说中的祖先或图腾动物建立信任。

    如果相信这些事的远古智人要交易贝壳和黑曜石,顺道交易一些信息应该也十分合理;这样一来,比起尼安德特人或其他远古人类物种,智人就有了更深更广的知识。

    从狩猎技术也能够看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差异。尼安德特人狩猎时通常是独自出猎,或只有一小群人合作。但另一方面,智人就发展出了需要几十个人甚至不同部落合作的狩猎技巧。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将野马之类的整个动物群给围起来,赶进某个狭窄的峡谷,这样很容易一网打尽。如果一切计划顺利进行,只要合作一个下午,这几个部落就能得到上吨的鲜肉、脂肪和兽皮,除了可以饱食一顿,也可以风干、烟熏或冰冻,留待日后使用。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多处遗址,都曾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整个兽群,甚至还有遗址发现了栅栏和障碍物,作为陷阱和屠宰场之用。

    我们可以想象,尼安德特人看到自己过去的猎场成了受智人控制的屠宰场,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然而,一旦这两个物种发生冲突,尼安德特人的情势可能不比野马好到哪儿去。尼安德特人可能会用他们传统的方式来合作,集结50人前往攻击智人,但创新而又灵活的智人却能集结起500人来同心协力,于是输赢早已预定。而且,就算智人输了第一战,他们也会快速找出新的策略,在下一战讨回来。

    认知革命有什么影响

    历史和生物学

    智人发明出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现实,也因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的行为模式,而这正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主要成分。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

    于是,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在这之前,所有人类的行为都只称得上是生物学的范畴,也有人喜欢称为“史前史”(但我倾向避免使用这个词汇,因为这种说法暗示着即使在认知革命之前,人类也是自成一格,与其他动物不同)。认知革命之后,我们要解释智人的发展,依赖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而改用历史叙事。就像如果要理解为何儒家或共产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光知道基因、荷尔蒙和有机体这些还不够,另外也得考虑到各种想法、图像和幻想的互动才行。

    然而,这并不代表智人从此就不再遵守生物法则。我们仍然是动物,我们的身体、情感和认知能力仍然是由DNA所形塑。而我们的社会建构其实也和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相同,我们越深入研究其中的成分(比如种种知觉、情感、家庭关系),就越会发现我们和其他猿类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然而,比较时不能光从个体或家庭的层次来比较。如果一对一,甚至十对十的时候,人类还是比不过黑猩猩。我们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过了150人的门槛之后才开始显现,而等这个数字到了一千或两千,差异就已经是天壤之别。如果我们把几千只黑猩猩放到纽约股票交易所、职业棒球赛场、国会山或联合国总部,绝对会乱得一塌糊涂。但相较之下,我们智人在这些地方常常有数千人的集会。智人创造了秩序井然的模式,像贸易网络、大规模庆祝活动、政治体制;而这些如果只有个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当然,人类还是需要其他技能,像制造和使用工具。然而,光是制造工具的影响力还不够,制造工具之后还得联合众人之力才行。究竟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洲际弹道导弹,而3万年前还只有顶头带有燧石的矛?从那时候到现在,人类生理上制作工具的能力并没有显著改变。如果要爱因斯坦模拟远古人狩猎或采集的敏捷灵巧程度,前者必定是远远不及。然而,我们和远古人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与大量陌生人合作的技术有了大幅提升。远古要做出一把燧石矛,只要有一个人靠着几位亲近的朋友提供建议和协助,就能在几分钟内完成。但现代要做出导弹,需要全世界上百万个互不相识的人互相合作,有的是矿工,得开采位于地底深处的铀矿,还有的是理论物理学家,要写出长串的数学公式来描述亚原子粒子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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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认知革命之后生物学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整理成三点:

    1. 基本上,生物学为智人的行为和能力设下了基本限制,比如定出了一个活动范围,而所有的历史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发生。

    2. 然而,这个范围非常大,能让智人有各种惊人的发挥空间。因为他们有创造虚构故事的能力,就能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游戏,代代相传也就不断发展精进。

    3. 因此,想了解智人的行为,就必须描述人类行为的历史演化。光是考虑人类在生物上的限制,就像是今天要去播报一场足球世界杯赛事,只不断报道关于场地的信息,而对球员究竟做了什么只字不提。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活动场域中,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祖先究竟做了什么事?据我们所知,3万年前刻出施泰德狮人的人类,无论身体、情感还是智力能力都与我们类似。但他们一早起床先做什么?他们的早餐和午餐吃什么?他们的社会是怎样?他们也是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吗?他们有没有什么庆典、道德准则、体育竞赛和宗教仪式?他们有战争吗?下一章就像是要从时间的帘幕后探头偷看一眼,看看他们从认知革命后到农业革命之间这几万年的生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