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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页

    我们小心归纳出这些通则,但大致上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想再深入描述远古时代的精神灵性,都会沦为假设猜测,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能够佐证;即使是那极少数的文物和洞穴绘画,也能有各种不同的诠释方式。有些学者声称自己能够知道采集者当时的感受,但从他们的理论中能够了解的,与其说是石器时代的宗教观,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偏见。

    面对各种墓穴文物、壁画、骨头雕像,与其猜测出如山的种种理论,还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对于远古采集者的宗教就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罢了。我们假设他们是泛神论者,但这能告诉我们的并不多。我们不知道他们向什么神灵祈祷,庆祝什么节日,也不知道他们遵守什么戒律。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故事。这是我们想了解人类历史的一大空缺和遗憾。

    图7 拉斯科洞穴(Lascaux Cave)大约15 000~20 000年前的一幅壁画。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这幅画的意义又是什么?有些人认为画中是一个鸟头人身的男子,阳具勃起,正遭到野牛杀害。在男人下方是另一只鸟,可能象征着灵魂,在人死亡的那一瞬间由身体得到释放。如果真是如此,这幅画叙述的就不只是个普通的狩猎意外,而是前往来世的过程。但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猜测究竟是否正确。这就像是个罗夏克墨渍测验(Rorschach test),主要能看出的是现代学者的偏见,而不是远古采集者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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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采集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我们的所知同样几近于零。如上所述,学者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都还无法达成共识,比如私有财产、核心家庭、一夫一妻制等等是否存在。很有可能各个部落各有不同结构,有些阶级井然,有些弹性较大。有的部落可能会像加利福尼亚的软件公司,致力于创新,却秩序混乱;有的部落的组织结构像纽约的律师事务所,高效、有弹性。

    图8 狩猎采集者在大约9000年前,在阿根廷的“手洞”(Hands Cave)留下了这些手印。看起来,这些主人逝去已久的手印似乎正从岩石里向我们伸来。这可能是远古采集者留下最感动人心的遗迹之一,但我们没人知道这究竟想传达什么意义。

    在苏联的松希尔(Sunghir),考古学家在1955年发现了一个3万年前的墓地遗址,属于一个狩猎长毛象的文化。在其中一个墓穴,他们发现一名年约50岁的男性骨架,盖着长毛象象牙珠串,总共约有3000颗珠子。死者戴着以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手腕上还有25只象牙手镯。其他同个墓地的墓穴里,陪葬物品数量都远远不及该墓穴。学者推断,松希尔长毛象猎人社群应该阶级十分明显,而该死者也许是部落的首领,甚至是几个部落共同的领导者。毕竟,光靠单一部落的几十位成员,不太可能制作出这么多的陪葬品。

    考古学家后来还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墓穴,里面有两具头对头的骸骨。一具是12~13岁的男孩骸骨,另一具是9~10岁的女孩骸骨。男孩身上盖着5000颗象牙珠子,戴着狐狸牙齿装饰的帽子,皮带上也有250颗狐狸牙齿(这至少得用上60只狐狸的牙)。女孩身上则有5250颗象牙珠子。两个孩子身边满是各种小雕像和象牙制品。就算是熟练的工匠,大概也需要45分钟才能做出一颗象牙珠。换句话说,要为这两个孩子准备这超过1万颗的象牙珠,会需要大约7500小时的精密加工,就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匠,也得足足花上超过3年!

    要说这两个松希尔的孩童年纪轻轻就已经证明自己是充满威严的领导者或长毛象猎人,无疑是天方夜谭。所以,唯有从文化信仰的角度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得到这样的厚葬。第一种理论是他们沾了父母的光。也许他们是首领的子女,而他们的文化相信家族魅力,或者有严格的继承顺位规定。至于第二种理论,则是这两个孩子在一出生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某些祖先灵魂转世降生。还有第三种理论,认为他们的葬礼反映的是他们的死法,而不是在世时的地位。有可能这是一个牺牲的仪式(可能作为首领安葬仪式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格外隆重盛大。[10]

    不管正确答案为何,这两具松希尔的孩童骨骸无疑证明,3万年前的智人已经发明了一些社会政治规范,不仅远超出我们DNA的设定,也超越了其他人类和动物物种的行为模式。

    和平还是战争?

    最后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战争”在采集者的社会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些学者主张远古的狩猎采集社会应该是个和平的天堂,认为要到了农业革命之后,民众开始累积私有财产,才开始有战争和暴力。也有学者主张,早在远古的采集时代,就已经有各种残忍和暴力的事情。然而,由于我们靠的只有极少数的考古文物和对现代采集社会的人类学观察,这两派学说可以说都只是空中楼阁。

    虽然现代人类学的观察十分耐人寻味,但却问题重重。现在的采集者主要住在北极或卡拉哈里沙漠这种偏远和荒凉的地区,当地人口密度非常低,需要和他人作战的概率微乎其微。此外,近几代的采集社会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操控干扰,也避免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欧洲学者只曾有两次机会,能够观察到采集社会形成较大、相对人口密度较高的情形:一次是19世纪在北美洲西北部,另一次则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澳大利亚。而不管是前一次的美洲印第安人还是后一次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都发生了频繁的武装冲突。然而,我们仍然无法确定这究竟代表无论古今未来都会如此,还是只是受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

    目前的考古发现不仅数量少,而且模糊不明。就算在几万年前曾经发生战争,现在究竟还会留下什么线索?当时没有防御工事、没有城墙、没有炮弹,甚至也没有剑或盾牌。虽然古老的矛头可能用于战争,但也可能只是用于狩猎。即使能找到人骨化石,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发现有骨折,可能代表战争中受的伤害,但也有可能只是意外。而且就算没有骨折,也无法确定某位远古人士绝非死于非命。毕竟,光是伤到软组织也足以致命,但不会在骨头上留下任何痕迹。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时代之前,战乱中有90%以上的死者其实是饿死、冻死、病死,而不是直接被武器攻击而死。想象一下,如果在3万年前有一个部落被邻近部落击败,10名成员战死,而剩下的人则被赶出平常采集为生的领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被赶走的成员又有100名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这么一来,等到考古学家发现这110具遗骨,很容易就会误以为他们是死于自然灾害。但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是死于无情的战争呢?

    有了这种心理准备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检视手上有的考古证据。曾有三项研究,同样关于在农业革命前夕丧命的400具遗骨。第一项研究在葡萄牙,只发现两具明显死于暴力伤害。第二项在以色列,所有和人为暴力有关的证据更是只有某一具头骨上有一条裂痕,如此而已。但第三项研究的是多瑙河谷的多处遗址,在这400具遗骨中共有18具显示曾受到暴力伤害。18/400或许听起来并不多,但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假设这18人确实都死于暴力伤害,代表远古多瑙河谷约有4.5%的死亡率是由人为暴力所引起。而在现在,就算把战争和犯罪加在一起,全球因为人为暴力引起的死亡平均也只占1.5%。在20世纪,我们曾目睹最血腥的战争、规模最庞大的种族屠杀,但即使如此,这个世纪因为人为暴力而死亡的百分比也只有5%。所以,如果这个研究显示了典型的情形,远古多瑙河谷暴力肆虐的情形就和20世纪差堪比拟。[11]

    多瑙河谷的发现已经十分令人难过,但偏偏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而加以支持。在苏丹的捷贝尔撒哈巴(Jabl Sahaba)一地,曾发现一处12 000年前的墓地,里面有59具遗骨。其中有24具的骨骸里或附近发现了箭镞和矛头,共占所有遗骨的40%。其中一具女性遗骨共有12处伤痕。而在德国巴伐利亚的欧夫内特洞穴(Ofnet Cave),考古学家也发现38具采集者的遗骨被丢进两个墓穴中,主要是妇女和孩童。这些遗骨有一半(包括儿童甚至婴儿)都明显有受到人类武器伤害的痕迹,包括棍棒和刀。至于少数成年男性的骨骸,则可发现受到最严重的暴力攻击。最有可能的,就是在欧夫内特洞穴曾有一整个采集部落遭到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