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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页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之后,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而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帝国的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也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帝国的精英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们”。从征服到接受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失落的群体。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野蛮人。

    想象一下,在努曼西亚灭亡后的一个世纪里,出身良好的伊比利亚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首先,他虽然还是跟父母讲着当地的凯尔特语,但因为要做生意,要与政治上的高层沟通,所以他也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只是稍微有点儿口音。他的妻子就像其他当地妇女一样,还是保留着一些凯尔特人的品位,喜欢各种装饰华美的小玩意儿,虽然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样样照办,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够喜欢那些简单高雅的首饰,就像是个古罗马总督夫人一样。他自己穿着古罗马的束腰宽外衣,而且因为他对古罗马商业法律十分熟稔,他成了个贩牛的大商人,能够盖起一座古罗马风格的豪宅。然而,就算他能够背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农耕诗》(Georgics),古罗马人仍然觉得他就是个半野蛮人。他满腹委屈,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取得公职,也不可能在露天剧场拿到个真正好的位子。

    在19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有一则著名的逸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上了西式舞蹈的课程,甚至还养成了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律师到了英属南非,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其他“有色人种”一样该坐三等车厢,而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他从未忘记这一课。

    在某些案例中,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最终打破了新成员和旧精英之间的障碍。被征服者不再认为帝国是个外来占领他们的政体,而征服者也真心认为这些属民是自己帝国的一员。终于所有的“他们”都成了“我们”。就像古罗马的臣民,在几世纪的帝国统治之后,终于都得到了古罗马公民权。非古罗马人也能成为古罗马军团的高层军官,或者进入元老院。在公元48年,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任命几位高卢贤达人士进入元老院,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人“从习俗、文化和婚姻关系已经和我们合而为一”。当时还是有些食古不化的元老,看到过去的敌人竟能进入古罗马政治核心,便大声抗议。但克劳狄乌斯又提醒他们某些无法忽视的真相。这些元老自己的家族,多半都来自一些也曾经反抗古罗马的意大利部落,后来才取得古罗马公民权。皇帝还提醒他们,就连皇帝自己的家族,也是来自意大利中部的萨宾人(Sabine)。[5]

    在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个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人,血管里很可能至少也流着几滴伊比利亚的血液。古罗马帝国在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敦尼(Antoninius P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几任皇帝在位时,一般认为进入了古罗马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后,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民族的隔阂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是利比亚的迦太基人(Punic,意为“反叛”)后裔。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218—222)是叙利亚人。菲利普(Philip,244—249)一般还被称为“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帝国的新公民热切拥抱着古罗马帝国的文化,所以即使帝国已经崩溃了上百甚至上千年,他们还是讲着帝国的语言,信奉着帝国从地中海东部发扬来的基督教上帝,也继续遵守着帝国的律法。

    阿拉伯帝国也有类似的过程。阿拉伯帝国在公元7世纪中叶成立的时候阶层分明,上层是执政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下层被压制的则是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和柏柏尔人(Berber),都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穆斯林。于是,许多帝国的属民慢慢地改信伊斯兰教,讲着阿拉伯语,也接受了混合的帝国文化。旧世代的阿拉伯精英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深怀敌意,害怕会因此失去独特的地位和身份。至于归化的人也还不能得意,还需要不断争取在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里的平等地位。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越来越多人将埃及人、叙利亚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都视为“阿拉伯人”。至于阿拉伯人,不管是“纯正”来自阿拉伯还是由埃及和叙利亚新移入的阿拉伯人,也越来越常被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所统治,特别是伊朗人、土耳其人和柏柏尔人。阿拉伯帝国计划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所创造出的帝国文化深受非阿拉伯人的全心爱戴,即使原本的帝国早已崩溃,阿拉伯民族也早已失势,帝国文化仍然能不断维持发展、传播不休。

    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得更为成功彻底。中国地区原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全部统称为蛮族,但经过2000年之后,已经成功统合到中国文化,都成了中国的汉族(以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的汉朝为名)。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过去几十年的去殖民化进程。时间到了现代,欧洲人以“传播卓越西方文化”的幌子征服了全球,而且他们传播得如此成功,以至于让数十亿人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几项重要元素。例如印度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中国人、毛利人,就学了西方的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等。他们开始相信人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也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像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

    到了20世纪,殖民地接受西方价值观之后,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一套价值观向殖民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许多反殖民斗争高举着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人权的大旗,而这些概念正是来自西方。过去埃及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采纳并调整了来自阿拉伯征服者的帝国文化,今天的印度人、非洲人和中国人也是接受了许多过去西方帝国占领后留下的文化,并且各依自己的需求和传统调整吸纳。

    帝国循环

    历史上的好人和坏人

    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人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所有的帝国统治者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毕竟,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并且通过压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然而,现今的文化又有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绪。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那我们又成了什么?

    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不要受到帝国主义原罪的玷污。这种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至于最坏的情况,则根本就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偏执狂,只是套上了一层伪装。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历史曙光乍现的时候,有部分文化确实曾经纯净,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原罪和其他社会的玷污。但就在那道曙光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再提出这种主张;地球上现存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现存的所有人类文化,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帝国和帝国文明的遗绪,任何以学术或政治为名的“手术”,如果想把所有帝国的部位一次切除,“病人”也就必然魂归九霄。

    举例来说,可以想想现在独立的印度与之前英属印度之间的爱恨情仇。英国征服占领印度的时候,数百万印度人因而丧命,更有上亿印度人遭到凌辱和剥削。然而,还是有许多印度人热切接受了像民族自决和人权等西方思想;等到英国拒绝遵守这些价值观、不给予印度人平等权利的时候,印度人便大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