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和衰落的类似模式在更近代一些的著作中再次出现，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把时间顺序的周期性和线性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历史始于一个简单而理想化的时期，即原始的共产主义时期，接下来的历史阶段具有生产力不断提高、剥削和不公不断出现的特征。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框架发展到顶点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会解决所有矛盾，从而“回到”第一阶段的平均主义社会。
现代社会大部分断代史框架都呈现出线性的特征，这些框架受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著作的极大影响，他们比历史学家更急于建构断代史，以涵盖所有人类历史，因为考古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他们主要处理物质形态的手工制品，所以围绕物质文化方面建构断代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另外从大的范围上看，这些断代史清楚地指明了历史的线性变化。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 1788—1865）和沃尔索（Jens Worsaae, 1821—1885）构建了一个由三个时代组成的框架，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框架对史前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戈登·柴尔德（G. Gordon Childe, 1892—1957）从重要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马克思主义史观出发，主张人类史前历史的转折点来自于技术和社会层面。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和城邦的出现（即城市革命）。19世纪的人类学家，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提出了相似框架，即不同的社会结构出现在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一渐进运动中，而不同的时代是由不同的社会结构区分开来的。
在20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运用框架的危害性越来越敏感，这种框架意味着对价值观作出轻率的判断。虽然大部分断代史的现代框架保留了历史的指向性，但专家们通常会抵制要么进步、要么衰落这种方向性的假设。大多数断代史的现代框架，在极大范围上仍主要综合了技术和社会学的因素来区分不同时代。这种传统及其根源可追溯到有记载的最早期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通过对比城邦中的英雄武士吉尔伽美什和他那来自蛮荒之地的好朋友恩奇都，来说明不同的技术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道德体系以及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行为。马克思把这种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正式地写进了“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它为应对断代史的挑战提供了最好的辩解，那就是基础性技术决定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水平、人口增长、两性关系、政治结构、关于宇宙的想法、社会、神明甚至历史变化的节奏和本质。
世界历史断代
以下的框架也取决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它从整体上把人类历史断代成三部分，根据地域的不同，在每段大分期中又有从属时期。当然，由于各种不同的目标，这个总的结构是一个不尽完美的折中方案，但它反映了世界史的现代著作中，一个合理而广泛的共识。
这三个主要时代始于“采集狩猎时代”，这是距今最遥远的时代，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超过95%的时间都处于这个时代；接下来是“农耕时代”，持续了近一万多年；最后是“近现代”，距今时间最短，目前已经历了250年。在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1 000亿人中，大约12%生活在采集狩猎时代，68%生活在农耕时代，剩下20%生活在近现代。人类预期寿命在近现代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如果统计所有人生活过的总年数，现代人占比接近30%，农耕时代的总生活年数占比超过60%，而采集狩猎时代的相应比例不超过10%。
正如所有的断代史框架一样，我们需要意识到某个断代史的局限性和它的优势。这里采用的方案是以技术的根本变革为基础构建框架的。第一个独特的人类社会的出现依赖于采集狩猎；农业和社会的出现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最后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
这个方案对第一和第三时代结构方面的划分尚可接受。10 000年前，所有人类社会依赖于技术，这一主张是合理的，这些技术被宽泛地描述为采集狩猎，这样概括人类社会是有益的。然而，至今采集狩猎社会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加准确地定义第一时代的话，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都依赖于采集狩猎。现代也是一样，提供一个总体的历史划分框架相对简单，因为世界上的任何部分都相互联系，并且受到同一推动力和影响力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定义成近两三百年的深刻技术变革，带来世界上所有社会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中的次级历史分期，表现出现代社会关于一些最重要的转变达成的一个广泛（但绝非普遍）的共识。
农耕时代（距今大约10 000年至250年）的结构划分是最棘手的。这个时代为大量历史著作提供了素材，整个时代最为多样化，没有任何标记能充分地捕捉这种多样性。欧亚非大陆、美洲和太平洋世界的历史在完全独立的舞台上演。在亚欧大陆的某些地方，农业社会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在美洲，所有社会依赖于采集狩猎已经长达几千年；而在澳洲，农业社会直到现代才出现。因此，定义这一时代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描述成：农业首先开始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在这个大时代中，选择灵活的从属时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里采取的方案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农业社会的历史中有四大阶段。这些阶段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在第一阶段中存在着农耕社会群落，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国家；在第二阶段中存在着城市，早期形式的国家和帝国；第三阶段以更庞大、联系更紧密的城市和国家为特征；回顾历史，第四阶段可以这样定义，在公元1000年至1750年之间，世界处于转型的边缘，而这次转型比以往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具革命性。
以往断代史框架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简单地照顾表述和称谓，并牢记所有历史分期都是有几分随意性的。这里使用的表述方法，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不同形态或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作出优劣判断，但这种断代方式能清晰地呈现出某种轨迹。从整个范围上看，人类历史存在指向性是毫无疑问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现代社会从时间上看并不是随意出现的，而是有着清晰的时间顺序。这种时间顺序的潜在逻辑性，反映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化。从大的时间顺序上看，人类改变技术，用于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能源、食物以及其他资源，从而保障人口增长，这一过程反过来会促进一个更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产生。这些技术先进、人口众多的较大型社会，与生产力低下的较小社会接触时总会占据优势。人类历史的形态是存在的，建构某种全球性的历史框架也是必要的。
延伸阅读
Bentley, J.H.（1996）.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749-756.
Dunn, R.E.（Ed.）. （2000）.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oston & New York: Bed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