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欧洲大陆上的麻烦，也来势迅猛。1820年，神圣同盟派法国军队赴西班牙充当和平卫队。奥地利军队则被派到意大利完成同样的任务，因为那里的“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结社）正在宣传统一意大利，并且已经形成了反对那不勒斯那个一言难尽的斐迪南的局面。
同样有消息从俄国传来，亚历山大之死引发了圣彼得堡革命爆发的迹象，由所谓的十二月党人（因发生于12月）发动的短暂而流血的起义以大批的爱国志士被绞死而结束，他们都憎恨亚历山大最后几年的倒行逆施并试图在俄国建立立宪制政府。
但是更糟糕的还在后边。梅特涅曾在亚琛、特洛波、莱巴赫，最后在维也纳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试探过自己是否还能拥有欧洲的支持。来自各强国的代表团于是来到奥地利首相时常度夏的宜人的海边胜地。他们总是承诺全力镇压革命，但谁对成功都没有把握。尤其在法国，人民的情绪开始险恶难测，国王的地位岌岌可危。
果然，真正的麻烦已在巴尔干开始了，那里自古以来就是西欧的门户，是入侵欧洲的必经之路。骚乱首先在摩尔达维亚爆发，这个古罗马的达契亚行省在第3世纪时就已从帝国中割裂出来。从那时起，这个行省就成了一处像亚特兰蒂斯那样的失踪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依旧讲古罗马语，仍然自称罗马人，却称自己的国家为罗马尼亚。就是在那里，1821年由一名希腊青年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王子发动了反土耳其的起义。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可以指望俄国的支持。但梅特涅的疾速信使马上就启程赴圣彼得堡，而沙皇完全听信了奥地利有利于“和平及稳定”的说辞，拒不援助起义者。伊普西兰蒂被迫逃亡奥地利，在那里坐了7年牢。
门罗主义
就在1821年这一年，希腊也出了问题。自1815年以来，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一直在准备一场起义。他们突然在摩里亚（即古伯罗奔尼撒半岛）举起独立的大旗，并将土耳其驻军驱逐出境。土耳其仍一如既往地施以报复。他们抓住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总主教——他被希腊人和许多俄罗斯人视为他们的教皇，并于1821年的复活节周日将他和他的许多主教一起绞死。希腊人回来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斯城中的穆斯林斩尽杀绝，而土耳其人则回报以进攻希俄斯岛，杀死了2.5万名基督徒，还把4.5万人卖到亚洲和埃及为奴。
此时希腊人向欧洲各朝廷求救，但梅特涅说了许多他们是“自作自受”之类的话（我没有在这里使用双关语，我只是在引用殿下大人对沙皇所说的原话：“起义之火理应自生自灭，它超出了文明的范围。”），边境就此对那些投奔希腊爱国者提供支援的志愿者封闭了。一场大业眼见就要失败，埃及军队却应土耳其之邀在摩里亚登陆，土耳其的旗帜很快再次在雅典卫城飘扬了。埃及军队随后“以土耳其方式”平息了这个国家，梅特涅若无其事地静观事件的进展，等着这一“影响欧洲和平的意图”成为过眼烟云的那一天。
这一次又是英国扰乱了他的计划。英国最自豪的不在于其广大的殖民地，也不在于其财富或海军，而在于其普通百姓并不张扬的英雄主义和独立精神。英国人遵从法律，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标志着狗窝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不承认别人有干涉他们思想自由的权利。如果他们的国家做了什么他们相信是错的事情，他们就会站起来指出，受到指责的政府应当尊重他们，并提供充分的保护，使其免受暴徒攻击。当今的暴徒和苏格拉底时代一样，喜欢毁掉在勇气或智能上胜过他们的人。只要是正义的事业，无论多么不为人知或者多么遥不可及，在其坚定的支持者当中，总会有一批英国人。英国的人民群众与别国的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尽职尽责，无暇顾及“不知成败的冒险”。但他们十分敬佩放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某个微不足道的民族战斗的莫名其妙的邻居，若是那位邻居战死了，他们就给他办一个像样的公共葬礼，并以他的英勇和助人精神作为楷模教育自己的孩子。
连神圣同盟的警探对这一民族特性也无能为力。1824年，拜伦勋爵——这位富有的英国青年所写的诗歌令全欧洲为之落泪——驾船南行去帮助希腊人。3个月后，噩耗传遍欧洲：他们的英雄倒在了希腊最后的阵地迈索隆吉。他一人的死唤起了人民。在所有的国家都组成了社会团体支援希腊人。美国革命的伟大老人拉法耶特在法国大声疾呼。巴伐利亚国王派出上百名军官。金钱和物资拥向迈索隆吉饥饿的人们。
在英国，曾经击碎了神圣同盟在南美的计划的乔治·坎宁，如今已当上首相。他看到了再次遏制梅特涅的机会。英、俄两国的舰队已经在地中海了，他们的政府不再敢镇压本国群众对希腊爱国者事业的热情才派舰队去的。法国海军的出现是因为，法国自十字军东征结束以来一直充当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基督教信仰的保护人的角色。1827年10月20日，3国的舰船在纳瓦里诺湾攻击并摧毁了土耳其舰队。很少有战场新闻引起如此普遍的欢欣的。西欧和俄国的人民在国内享受不到自由，便以能为受压榨的希腊人的自由打一场想象中的战争而聊以自慰。1829年，他们得到了回报：希腊成为独立国家，反动的绥靖政策尝到了第二次大败。
我要是想在这么短的篇幅里给你们详述其他国家里的民族独立斗争，简直是荒诞不经。在这一问题上已有许多优秀书籍了。我只描述了希腊的独立斗争，是因为那是对维也纳会议中“维护欧洲稳定”政策组成的反动堡垒的第一次成功的攻击。强大的镇压机制还在坚持，梅特涅也仍在发号施令，但其末日已经临近。
在法国，波旁王朝建立了一支令人难以容忍的警察统治队伍，试图消除法国革命的后果，完全无视文明斗争的规章和法律。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死去时，人民已经安享了9年的“和平”，其实这9年比拿破仑战争的10年还要不幸。随后由路易之弟查理十世继位。
路易出自著名的波旁家族，那个家族虽然不学无术，却睚眦必报。当年那个早晨从哈姆传来他哥哥被砍头的消息，每次回想都是对他的一次永无休止的警告：没有审时度势的国王可能会遭到什么下场。而另一方面，查理在20岁之前就已欠下5 000万法郎的私债，他既一无所知，又一无想学。他刚刚坐上王位，就成立了一个“由教士组成、凡事通过教士和为教士谋利”的政府，而做出这番评论的威灵顿公爵不能说是个激烈的自由主义分子。查理如此统治，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当他试图压制敢于批评他的政府的报纸，并且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议会时，他的统治就屈指可数了。
1830年7月27日夜间，一场革命在巴黎爆发。那个月的30日，国王逃至海边，乘船赴英国。“演出了15年的滑稽名戏”就此终结，波旁王朝最终被掀下了法兰西的王座。他们的无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法国这时本可以恢复共和制政府的，但那样一步为梅特涅所不容。
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反抗的火星已经越过了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怨怒的火药库。新建的荷兰王国并不成功。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其叔即沉默的威廉），虽然励精图治，却缺乏灵活的手腕，无法在不合的臣民中维持和平。何况，在法国遭贬的大批教士马上来到了比利时，不管新教徒威廉想做什么，都会被大群激动的市民重新力争“天主教的自由”的高呼压制下去。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当局的集体行动。两个月之后，比利时人宣布独立，并推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科堡的利奥波德登上王位。难题就此迎刃而解。绝不该统一的两个国家分道扬镳，后来和睦相处，如同有教养的邻人。
在那个只有几条短线铁路的年代，新闻传播得很慢，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者们成功的消息传到波兰时，当即引发了波兰人及其俄国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并导致了一年的大战，结果以俄国人“沿维斯杜拉河建立秩序”这一众所周知的俄国方式大获全胜而告终。1825年继其兄亚历山大为沙皇的尼古拉一世，坚信他家拥有神授君权，成千上万在西欧居留的波兰难民亲身体会到神圣同盟的原则比起神圣俄国的空话可要实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