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开始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舒适的旧世界中，我们始终未曾料到一场大战的爆发实际上说明了其可用之处在几十年前即早已耗尽。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就把握十足了。极其可能的是，我们会走错十几条路，最后才找到正确的方向。其间，我们正在迅速学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未来属于生者，让死者去在乎他们自己的事吧。
[1] 指德语国家大学中只从学费中获得报酬的教师。
[2] 贝尔福（1916——1919）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外交大臣。
[3] 时任法国总统。
[4] 瑞士南部城市，1925年德国与比、意、法、英、波、捷6国在此开会，并签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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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经成年
如同许多忙碌的人一样，你们的祖父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人类的故事》一书是写给儿时的我和你们的父亲的。他也一直打算把这本书写得时新些，好给你们读。但怎么才算时新呢？这却是个问题。
如果你想描写什么特别大的东西，比如说，一场海洋风暴吧，你就会坐在一座高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远处。这样你就能够观察到事物的“真正的远景”。相反，若是你只是乘着一条船在海上航行，你就只能描述四周向你冲击的海浪了。
编写历史书亦是同理。我们可以从现今的高山上观察过去。我们看得到“整个画面”。至于近代史——我所谓的“近代”，指的是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却依旧身处“海上”。在尽量掌舵确保安全的航线时，我们的“国家之船”却正在受到来自各方的风浪的冲击。我们不知道风暴会有多大或者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们只好尽量把握航向，做最好的希望。
人们往往谈到历史上的“间歇”，即“什么事都没发生”的阶段。如今我们更清楚了。这种“间歇”和天气一样，纯粹是地方性的。在电报、电话和无线电发明之前，历史大事件如战争、革命和政府更迭之类，可能发生在某个国家，甚至连邻国都不了解多少内情。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感谢现代的通讯和我们的自由新闻，在拉萨、罗马或开普敦发生的事件的每一转折，第二天就会被堪萨斯城、新奥尔良或者温哥华的每一个居民知晓。我说“会”，是因为当然有些人并不想得到这些消息。
美国人民最后一次不想理睬世界上其他地方历史的滚动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在这一“间歇”期中，《人类的故事》把那个字眼当作了警示。）在协助我们先前的盟友打败了德国之后，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完成了期待于我们的一切。我们依旧轻率地对历史加诸我们的责任不闻不问，背对着国际联盟，让欧洲去自尝苦酒。
“咆哮的二十年代”来到我们面前。在哈定总统“恢复正常”的号召下，美国着手疯狂地开发各式各样的企业。浪费、违法和腐败在高层和低层比比皆是。哈定情况不明的突然死亡造成谣言四起：他若健在，就会面临控告。尽管目前这一代人愿意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这一“爵士乐时代”，那幅繁荣图画却是涂在腐烂的画布上的。
如果说我在一部世界历史的核心中提及这样纯属一地的发展，我是有意为之的。恰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需要长时间才能树立起名声一样，一个人同样需要长时间才能把坏事忘掉。虽然20世纪20年代目睹了我们变得极其富强，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公民的国家声誉却一路灾难性地下降到低点。我们许多人并不注意我们国境之外的发展，然而世界各国的耳目却专注于我们。
辛克莱·刘易斯和西奥多·德莱塞这样的小说家的作品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状况，都被大量译成外文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美国的剧作也在国外找到了新的观众，尤其重要的是，有了新的伟大的出口商品——电影。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历史绝不能忽略我们的电影给我国带来的奸诈形象。这些影片在描写并歌颂我们富有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在各国普通百姓的头脑中也成了夸大的美国观念，即恶有恶报。只需举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今天，在各种外语中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美国字眼：“歹徒”。
1922年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前进》的前编辑佩戴着“法西斯”袖标，即作为古罗马权势象征的一柄斧头插在一捆木棒中的图案，大摇大摆地走在罗马街头时，谁都没注意到他。当这个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人成为意大利的“领袖”时，美国人干脆说：“谢天谢地，如今意大利的火车可以正点运行了。”这倒是实情，他们的确做到了。成千上万的旅游者这时纷纷来到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他们常常被挡在街角，等候身穿黑衬衫的青年的游行方阵，口中唱着《乔万尼查》走过。但这些观光客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那些唱歌的青年和他们粗脖子矮个头的“领袖”要做什么（参见第24章）。
世界也没去注意1923年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发生的一件不幸的事情：奇怪地凑在一起的一伙人自称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想要上演一出“活报剧”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警察对他们开枪。由于后来被叫作“纳粹”的人中间有一名老将军艾立克·弗雷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大家都觉得十分遗憾。纳粹头目是个没固定职业的奥地利人，被判在兰登堡入狱5年，但他只坐了9个月牢。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由于有充分的纸张供应，还有一个叫鲁道夫·海斯的忠心狱友和书记，这个小无赖口述了一本书。他这个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德文的惯用语法糟糕得令人难堪。代笔枪手很快就弥补了这一缺点，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译成外文，全世界都读到了这本书。
很少有人费心去看这本既枯燥乏味又夸夸其谈的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这是个遗憾。若是他们读了，他们可能就会更加注意一个叫阿里斯蒂德·白利安的法国人和一个叫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的德国人。他俩身为代表，为各自的国家签署了一项非常怀柔的条约。1926年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事情就是这样。
接下来是俄国。人们很容易对俄国一无所知。俄国人喜欢不为人所知。他们一向如此。他们虽然从西方借鉴了包括芭蕾舞在内的一切，但对西方的不信任从沙皇时代就一直存在。苏维埃政府对这种不信任，如同对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觉得没有理由加以改变。反之，若说是外界不了解苏联相继推行的每个五年计划的进展是好还是坏这一点很重要的话，那么苏联人对外界尽量少知道就更重要了。
然而，观察力敏锐的读者还是能够注意到，托洛茨基的名字在所有的苏联新闻报道中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约瑟夫·斯大林。这也意味着，这个潜在强国的政策和目标上的变化，对那些关注他们日报的外国新闻版的人来说再清楚不过了。别的人从头版的谋杀案跳到股票市场的报告，再定下心来认真阅读。但是在1929年10月29日这一天，股票市场的消息上了头版。
华尔街大壶一直欢快地冒着气泡，终于沸腾了，把火苗浇灭了。20年代的吼声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尖叫。哈定的继任者“谨慎的卡尔（文）”柯立芝是个以其不说少做的能力自豪的总统，这时下了台，给赫伯特·胡佛让路。这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试图重新燃起金融之火，却无能为力，如同城里人在野餐时要点燃湿木头却没有火柴一样。他采取了一切已知的方案，可失业和歇斯底里仍一味增长。
股票市场的崩盘并没有使一个时代结束。那个开发的时代早已死去，而这一崩盘只不过是揭示了腐烂已经到了何等地步。在美国，19世纪的经济繁荣一直延续到1929年。
不幸的是，为繁荣增光并在这一阶段有影响的人物中，少有几个能找到时间阅读他们的历史书。若是读了，他们就会学到：想要享有更大特权的人应该同样负起更大的责任。不然的话，国家这部苹果车就会翻车。这样的事故通常会继之以一场革命。我们有了自己的“革命”，就叫作“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