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线”沿线的朝鲜战争还在继续时，建立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各国已执行起他们保卫西欧不受共产主义进攻的计划。缔约的12个发起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英国和美国），又在1954年接受了希腊、土耳其和联邦德国。朝鲜战争增加了美国人对苏联扩张的恐惧，美国率先鼓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然而，法国人却对征服了他们的那个国家的重新武装表现出相当焦虑，而且就英国对该组织的不冷不热的态度也表达了不快。尽管内部困难重重，西欧联盟仍在1954年诞生，表明了西方各国反对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决心。苏联的对策是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期模仿西方的模式。华沙条约的8个成员（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在许多问题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分歧，暴露出严重的内部紧张关系。在两大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如此前一样，再次分裂成两大军事阵营。所幸，其他势力也在努力，从而有可能在遥远的将来，终结许多世纪以来毒害欧洲生活的民族主义的争争吵吵。
1952年8月10日，由法国的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奈提出的动议付诸实施。“舒曼计划”把6个工业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西德）联合起来，组成了煤钢共同体，对其矿产资源进行联营。这一安排十分成功，所成立负监督职能的合作机构，成了这些国家间进一步合作的基础。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或称共同市场组成。该组织的目标包括：在全欧洲通过消灭关税壁垒来发展经济活动的计划，建立劳动和资本超越政治边界的自由流动体制，希望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达到最终的政治一体化。虽说英国多次申请加入受阻于法国，这一组织仍是一个极大的成功。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拖延，英国终于在1971年被接受。随着所有经济上的合作，西欧缓慢地走向了在一个共同事业中忘记各国分歧的日子。
在那场最可怕的战争过后的20年中，欧洲（在很大程度上要感激美国的支援）反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了。当然，距离完全的政治一体化还很远，而且还要生活在随时可能演变成战争的美苏对立的阴影之中。即便如此，西欧还是更乐观，而且比以前更能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机遇。19世纪的独裁者，如拿破仑一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梦想过以征服其他国家来统一欧洲，但他们都以失败告终。如今有了机会：20世纪的政治家们是经过民选走上职位的，而且要对选民负责，他们能够办成他们的前辈未曾做到的事情。有谁胆敢把舒曼和那个伟大的科西嘉人相比呢？然而，当欧洲成为另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天到来时，他的名字会不会位列欧洲名人第一，仅次于当年美国的奠基人呢？更奇妙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据记载，在帖木儿大帝（1336——1405）的墓上有一段铭文：“我活着，你们就会战栗。”这个人在世时引起的恐惧，仍在他令人生畏的警言中熠熠生辉。那个时代的后几个世纪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像他一样把恐惧放大得如此极致。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也就是世人所知的斯大林——即“钢人”之义。这位来自黑海之滨格鲁吉亚的神学学生，以数百万人的恐惧结束了他的一生。1953年3月5日，一场奇怪的死亡终结了他作为集大权于一身的苏联领导人的30年的统治时，没有多少眼泪为他的逝世而流下。他平静地死后，通常的权力之争发生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成为苏联的领袖。从那时起，苏联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以政策的迅速变化为特点，其对外政策虽然混乱不堪并令人厌烦，却较斯大林的顽固有了改进。如果说这个世界仍保持着一种紧张状态，却比过去减少了危险，而且我们或许能够开始考虑，竞争及“和平共处”可能会在某一天取代恐惧。在冷战中发展起来的“解冻”还没有造成苏联对西方任何的重大让步，但事实已经很明显，苏联不再追随“强硬的”斯大林路线，那条路线教导说，他们和西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现在似乎相信，他们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征服世界，而且愿意尝试一下用政治和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消费品而减少军工生产的马林科夫，于1955年2月8日被逐出办公室，因为这些政策对某些统治阶层的人不利。接替他职务的是一位苏军元帅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后者是一名党务工作者和20世纪最显赫的政治人物。布尔加宁缺乏生气，大权逐渐旁落到狡黠的赫鲁晓夫手中，他担任苏联的领导人直到1964年被赶下台。值得注意的是，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都没有受到惩处，他们只被“降了级”。此事本身就表明了，苏联自斯大林逝世后已经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变化。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做出了真正值得回忆（只是有时有些不可思议）的表演。无论他有什么缺陷和怪癖，却在很大程度上尽到了责任：到他的任期结束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起斯大林治下的时代大有改进。或许他认识到刻板僵硬并非通向成功的捷径，但斯大林却坚信不疑。也许赫鲁晓夫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当真可能在公开的经济竞争中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无法知晓他头脑中的想法。也可能完全出于另一种原因。
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道裂缝，早在1948年铁托执政时就已出现。那年的6月28日，南斯拉夫被驱逐出社会主义阵营，显然，在共产党集团内部并非一切都好。由对抗苏联指令——一切都要以看莫斯科的眼色行事的民族感情引发的动荡不安，在许多地方都已浮出水面。1953年6月13日，东柏林的工人们起事，不满这个分裂城市中他们那一区的生活条件。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是：西方占领下的西柏林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要优于苏占区的东柏林。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慷慨援助下，上演了重建被毁土地的奇迹，享有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样的生活水平，如今西柏林犹如民主德国黑暗中一盏闪亮的明灯，东柏林人单调刻板的生存状态被揭示无遗，从而大大增加了老百姓的怨艾。动乱爆发了。数日之内，在不敢轻信的世界面前展现了德国青年和苏联之间的对抗，当然，不可避免的，坦克胜出了。秩序得到了恢复，哪怕并不如人意。1956年6月28日，类似的动乱再次在波兰城市波兹南爆发。在那里，长期存在的对苏联占领的反感，加上罗马天主教徒抗议国家干涉宗教事务，便共同造成了爆炸性的局面。经过一些愤怒的游行示威之后，总算恢复了来之不易的平静，波兰仍然留在苏联的轨道上（不过，该国与西方的联系近年来大大加强了）。苏联同这些卫星国之间的麻烦，与1956年10月24日始于布达佩斯的骚乱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在伊姆雷·纳吉的领导下，以布达佩斯为中心，参加了全国性的起义，反对操纵他们国家的苏联人。惊愕的世界注视着苏联的傀儡被拽出办公室，革命的军官们坐上了位子。苏联占领军撤退并观望革命进程并确认匈牙利的警察和军队能否平息暴乱。11月4日，苏军决定，不能听任事情继续发展，便返回布达佩斯，粉碎了暴乱。数千人死亡，更多的人被捕，关进了拘留营或放逐到西伯利亚。差不多有25万人逃离家园，到西方避难。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充分显示了卫星国中存在的不满情绪的程度，并留下许多怀疑：东欧的傀儡们可能恰恰是磨石，而不是苏联人脖子上的珠宝。起义还表明了，克里姆林宫新的“和平共处”政策只能推行到这一步，不会再远了。当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弗拉狄斯拉夫·哥穆尔卡作为波兰动荡局面的人物而上台执政时，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干涉，因为他看到了难题仅仅在于波兰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扩展，他接受了哥穆尔卡而放弃了武装干涉。但匈牙利的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彻底推翻红色政权的威胁惹恼了苏联人。哥穆尔卡掌权直到1970年发生暴乱，而纳吉却被背信弃义地谋害了。这样，苏联人在这些不愉快的地区虽然如履薄冰，却没有发生新的有效的摆脱共产主义统治的事情。南斯拉夫仍保持着“中立”，并维护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阿尔巴尼亚处于被隔绝的状态；天主教的波兰是唯一正式承认共同市场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与法国有胜于其周边国家的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等等。即使如此，生活在苏军的阴影中的东欧，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摆脱苏联的影响；但在卫星国中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哪怕僵硬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也不足以完全遏制思想上的独立——那正是使人成为万物灵长之处。